文學雜志市場經營的瀕臨窘境早已是一個老舊的話題，然而，究其原因及出路，卻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苦無應對良策。

根據有關報道，目前我國文學期刊生存狀態比較好的不到100家，絕大部分陷入入不敷出的經濟困境。在比較知名的30多家文學期刊中，發行量在1萬冊以上的有13家，發行量在2000冊至5000冊之間的有12家，占受調總數的35%，其中還有發行量不足1000冊的文學期刊8家。事實上，這一數據統計可能還包含一定的水分，實際狀況或許更為糟糕。因此，有一種意見認為，當前急迫的任務，不是探討如何推進文學期刊產業化、市場化的問題，而是“如何在最短時間內‘關停并轉’整個文學期刊市場，把損失減少到最低”。

其實細究起來，文學期刊現實困境的成因更主要地源自于當代文學生產體制、文學精神生態及其觀念桎梏的深層病灶，原因頗為復雜，需要深入探析。而急速地將文學期刊完全推向市場，或者人為地由多減少、關停并轉、去蕪存精的做法，都未必是一帖良方，過于天真和簡單化。按此邏輯，似乎雜志數量一經精簡，市場份額自然會重新分配，文學效應就可能重新集聚，優勝劣汰的競爭法則才能得以真正體現。且不論由于體制性的特定原因和話語權利的玩拗，關停并轉、生死由命在當下顯然難以做到，即便真的付諸實施，也因為市場畢竟是一只“看不見的手”，讀者更不是一個可計劃調節的恒量人群，對文學雜志完全實行市場取向的關停并轉和外迫式的“休克療法”只會成為一種“聚沙”卻未必“成塔”的自我幻想。更何況，有關數據已經顯示，以營銷收入計算，全國文學雜志現有發行量累加后的總和并不能真正解決幾家雜志的生計問題，從根本上拯救文學雜志的慘淡經營。

確實，多年來總有一柄達摩克利斯劍高懸于文學雜志的頭頂，大部分雜志的發行量及影響力從新時期初始的輝煌峰巔一路走低之后，生存還是消亡的碩大魔咒就始終壓迫著它們的現實神經，使之在面對黯淡前景的茫然焦灼中陷入了一種悖論式的尷尬境地：因循陳規、持守不變必定績效平平，遭人詬病，改頭換臉、時尚媚俗也未必投合市場，有人喝彩；文學雜志改版轉型鮮有市場成功的個例，艱難的守望反倒成為其苦澀而無奈的某種執著姿態；“市場化”容易傷損文學的尊嚴，“圈子化”又難免遭遇讀者的冷漠，而誓言“堅守文學本質”的“權威說法”感覺上似乎是在自我嘉勉，同時也更像一種自我解嘲，被人目為“文學的死路”。文學雜志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遭逢著自我認同的危機，甚而還落入了一種自我評價的怪圈。

自我認同的危機在于當下的文學和文學雜志面對市場化維度欲迎還拒的躊躇、憂懼和失措，在于如果棄絕了市場的考量和讀者的檢驗，其自我價值及文化利益的無以依傍，在于文學雜志評價尺度的內在矛盾和自我背離。這才是問題的根本所在。

現今的而文學和文學雜志早已進入了一個市場化轉型的時代，對文學而言，固然不能將它看作純粹的商品消費，但文學雜志作為一種具體的業態經營，卻時刻面臨著緊迫的生存壓力。事實上，兩者都不可能疏離和切斷與市場化現實的生產連接，盡管時常有種種不堪經濟壓力，因而恐懼、責難且放棄“市場”，以尋求政策性保護與資助的論調充斥耳畔。正如有批評家所言，扮演市場批判斗士的角色總是容易的，但高談闊論“對市場說不”卻是要承擔現實風險和責任的。文學的市場化是否一定會像許多人某種“憤怒與喧囂”式的反應所聲稱的那樣，會釋放出玷污文學清名、毀滅文學生存的惡魔，更是需要人們經過冷靜的思考，才能作出恰當的批判。

確實，“市場至上”取向下的文學生態出現了媚俗逐利、良莠不分的不良傾向，文學雜志持續不斷的改版風潮也裹挾著平庸低俗、輕薄蕪雜的暗流而倍遭讀者的冷眼，然而，我們卻不能無視這樣一個事實：九十年代中期以來由市場巨手操控的風云流轉毫無疑問催生了當下社會多元化的文學需求，激活了文學生態的良性互動，抑制了文學創作過度的精英化、圈子化走勢，拓展了文學觀念因長期固步自封、自怨自憐而日益退守的自我疆界，緩釋了其面對市場化生存競爭的憂慮、恐懼和嚴重的心理壓力。從這一意義上來說，“市場化”肯定不獨給人們帶來骯臟、銅臭、粗鄙、媚俗凡此種種藏污納垢的弊害，嚴重戕害與侵蝕文學的尊嚴，相反，它更可能給文學生產注入了某種生氣、自由和活力。對“市場化”不應該簡單地施以“語詞妖魔化”的粗暴拳腳。這其中的許多問題尤其是需要認真辨明的。

同時，在社會市場化轉型的過程中，市場化維度的必然而有效的確立也使一部分人必須消除一種幻想，那就是既然講“人文精神的失落”，既然講“堅持文學理想”，既然講“重新梳理對市場經濟條件下文學發展規律的認識”，似乎文學及文學雜志就可以拒絕和抵觸市場化現實的壓抑，自我棄絕市場的擠迫和讀者的裁汰，“圈養”起來自戀自守、自我消費。顯然，這也只能是一種由刻意拒斥市場化現實的恐懼心態而生成的，希圖乞助權力悲憫、放棄自我救贖的幻想。

文學及文學雜志要建立有效的自我評價尺度，重新召回社會讀者人群的廣泛注意力，不應該也不可能脫離市場化維度的支持和楔入，甚至將自身與市場、讀者的關系刻意對立化，以看似堂皇實則虛假的邏輯論斷換取其固守自戀的生存資本和顧影自憐的生存空間。而所謂有效的評價尺度，更不應該也不可能放逐市場和讀者的評判權力，將文學生產的績效考量簡化為自我測評、自我表揚，自行訂立“去市場化”抑或精英化的文學標準，以“專業主義”的自圓其說躲避自我認同的危機導致的尷尬和可笑。

固然，我們不應該對一般讀者的市場需求唯命是從、頂禮膜拜，不應該因為經濟利益的驅動而由發行量、讀者人數、市場人氣來左右文學的寫作理念、出版原則，甚至價值尺度，然而，我們更不應該決意走向市場和讀者的對立面，或者居高臨下，自命清高，一躍而成讀者的“上帝”，或者落落寡合，冷眼相向，無疑成為讀者的朋友，真正把心交給讀者。既然有人認為要使文學及文學雜志成為讀者的朋友，當然就必須對讀者“親”而“和”之，“吸”而“引”之，使其著實煥發出自身的魅力，將讀者重新召回文學的美好境界；反之，其結果也必然會使文學雜志無可懷疑地在日趨寂寞中走向沉淪。

令人擔憂的狀況是，由于評價尺度的現實矛盾和內在背離，如今不但是文學雜志，連文學作品本身也一道失卻了優劣好壞的評價標準。“好的文學”當然不一定就是“好看的文學”，而文學的“好”卻本應包含著文學的“好看”。“好看”雖然并非是“好的文學”的唯一標準，但所謂的“好”無疑應該兼指一定的銷量和持續的人氣。讀者的眼光也許未必洞明如炬，有待于滋養提升，然而，遠離了讀者人群關切的文學又如何來求證它的精深魅力？

眼下盛行的各類文學評獎、作品年度排行本來是有利于選優拔萃、標示典范的通行方式，卻因為總是摻雜了過多的非文學因素和紊亂的評判標準而流俗于世，往往是暗箱操作、黑幕重重，蛻變為愚弄讀者、魚目混珠的庸俗交易。而自從許多批評家搖身一變成為了話語權力的崇拜家，或者成為了妄自尊大的文壇表揚家和象征資本的操盤手，文學及文學雜志自我評價的方式及其真實性、權威性早已變得令人狐疑。人們難免會發問：誰知盤中餐，粒粒皆精品？

在一個競爭激烈的文化市場中，文學及文學雜志只有敢于自審，善于自救，通過自主創新的文學實踐，才有可能恢復生機活力，走上自強自立之道。這既是一種無可厚非的維護自我生存的悲情努力，更不能因為借此至今未能擺脫文學持續邊緣化的命運就應該遭受指責，以文學審美性的萎縮為名來抹殺其自我救贖的績效與自我反思的意義。何況，將文學雜志現實困境的主要癥候完全簡單地歸結為商業的功利性對文學的侵蝕與文學信念的泯滅，將文學理想和文學精神束之高閣、鎖入深閨，畸化為某種本質主義的固化的理解，也是失之偏頗、有欠公允的。

文學雜志在遭逢著自我認同的危機的同時，還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某種自我至上的封閉式的評價怪圈，以及運作方式、目標管理方面的明顯誤區。概括而言，表現為兩種弊害尤烈的編刊傾向。

一種是過度地追求和彰顯所謂文學的特色和個性，過分地標舉和張揚文學的旗幟和口號，避實圖名，胡亂整合，揠苗助長，唯我獨尊，熱衷于文學走秀和時尚通告，沉溺于一己性的趣味和喜好，自我標榜，自我測評，罔顧市場與讀者群體多元而良性的閱讀需求，以及文學生態整體的平衡和諧，某種程度上導致了文學讀者的逃離與流失。

一種使片面地看重并博取社會反響度，片面地重視并列機所謂的轉載率和獲獎量，選稿唯名是瞻，甘于平庸守成，忽視甚至漠視文學的探索創新和審美培育，匱乏因應文學市場變化、文學讀者換代等諸多現實難題的勇氣與能力。事實上，如前文所言，眾多選刊和選家的趣味的權威性與運作的自律性本身就頗可懷疑，再把這種注水摻假的選載率、獲獎量看作良性的互動反響，乃至將其內含的審美標準與趣味奉為圭臬，就難免會使文學雜志的自我評價愈益封閉自戀，演變為一種價值評判的虛妄與焦慮。

我贊同有位評論家的說法，文學雜志在陷入自我評價怪圈的同時，對外部反應的過分關注實質上折射出的是某種內在的價值迷惘，而以量化指標衡量雜志水準，更是與九十年代以來出現的重名輕實、觀念飛舞的社會文化氛圍密切相關。由于篇幅所限，對這兩種傾向的詳細論述就不容在此展開。

在當下的文化環境中，如果論及文學雜志的生存困境及其自我救贖的努力，我以為，最重要的還是在于依靠自身的革新與突破，在于以“變”應變，以“變”謀發展，在于怎樣重新激活、培育因應市場化挑戰的生存能力和持守能力。無論如何，圖新求變、生存競爭才可能是文學雜志力挽頹勢、謀求發展的唯一路徑。

這確實是一個艱難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