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022年8月30日，謝永旺君因病謝世，許多《文藝報》老少同事都致以深切的哀悼和追思，寫了許多深情懷念的悼文，可以感受到他在人們心里有多么重要，留下多么深厚的友情。我的心里也一直涌動著哀痛和悲情，像有許多話要說，又不知道從何說起。我總覺得他還鮮活著，隨時會打電話或發微信聯系。那不是夢，從我到作協、《文藝報》工作開始，43年來與老謝不曾間斷過交往，直到2022年6月，還有信息、電話比較密集的往返。7月以后，只有我發給他的，得不到他的回復，終于得悉他的病情加重了，接著傳來他的噩耗。這些年，因為同輩同學同事都已高齡，常會經歷“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的哀傷。但是，老謝讓我感到格外沉重，始終不相信他已遠去。

這大概與他和我的關系有點不尋常有關。1978年，“文革”結束兩年后，中國文聯、中國作協、《文藝報》同時恢復活動或復刊，我是在那年6月到《文藝報》工作，恰逢復刊后第一期剛剛出版。編輯部正式建立了領導班子：主編馮牧、孔羅蓀，編輯部正副主任謝永旺和劉錫誠、陳丹晨。就此我和他開始了合作搭檔的關系。1985年起，《文藝報》由刊改為報紙，老謝和我被任命為正副總編輯，又是合作搭檔的關系。1990年初改組領導班子，老謝和我同時退出離開。這樣，我和他十多年來無意中真的成“共進退”了。這以后，我們因是住同一棟樓的鄰居，有時還一起出游，更不必說經常聊天談心聚餐了。如果說我們是推心置腹的摯友，一點也不是夸大的。

我最早看到他是在“文革”剛剛結束不久，在北大圖書館的一次文學聚會上。他高高的個兒，面如滿月，穩重謙和的儀容，給了我很深的印象，就如后來人們戲說《文藝報》有四大美男子，謝永旺就是其中之一，另外幾位是馮牧、孔羅蓀、唐達成。我與他相處多年，從未見過他對任何人疾言厲色，總是溫潤平和可親。他主持編輯部工作，對左右同事特別是年輕編輯平等相待，親切隨和，注意發揮他們的積極性和專長，許多年輕人工作了幾年就都能得到及時升遷，而不為資歷學歷深淺所囿，所以他深得大家敬重。

人們都談到老謝許多年總是騎著自行車上下班，從不用公車接送。他的辦公室雖是獨自一間，除了辦公桌、一張小沙發，別無長物，他也從不要求增加什么。他的衣著、飲食等等儉樸的作風完全是他很自然的生活習慣，不因職務變化而變化。最近翻看舊照片，看到當年編輯部常常在春秋季節組織全體人員到長城、西山等郊區游覽，拍了一些照片，如是許多人或全員集體照，看到老謝總是站在邊上或后面，他從不往中間站（現在叫C位），大家也都誰愛怎么站就怎么站。編輯部老小都喚他“老謝”。這些雖是細小瑣事，卻說明他沒有如今世俗的“講究”和“特殊”。

我初到《文藝報》時，編輯部還設在禮士胡同兩間屋子里。他帶著寒小風、李燕平、陳新民幾個新手負責稿件的選題、協調、組版，以至校對、付印、出版……這些看似事務性卻是事關整體的總編室工作，他都默默地任怨任勞攬了下來。我與他雖是初次共事，他作為在《文藝報》已經工作了20年的老人不僅不見外，對我還特別信任。那正是整個社會思想處于沖破藩籬呼喚“解放”，又和“文革”思維膠著對峙之時。當時，新任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書記張光年寫了一篇稍有“風險”的文章給《人民日報》打出小樣，準備發表。老謝是光年信任的老部下，光年把稿子給老謝看且征求意見。老謝又給我看叫提提意見，我提了些意見，老謝聽了覺得有道理，就說：“你給光年去說說吧！”我說：“我不去說。他是征求你的意見，你若覺得有道理，愿對他說你就去說。”于是，他把這意見轉告光年了。光年從諫如流，進行了修改。這篇發表在《人民日報》的文章對文藝界影響很大，把長期束縛的“文革”思維進一步徹底解脫。光年后來有幾次給我的電話里或見到時就說我好話。我知道與此有關，其實小事一樁，卻知道是老謝在他面前說了我的好話之故。

類似這樣的事，后來又有過幾次。老謝和我合作相處十多年從沒有齟齬矛盾，就因為相互尊重和理解。我的脾氣不好，遇事會說一些不同意見，有時他會笑著調侃我：“你就是反潮流。總‘犯上’（指對上面指示）。”我就會說：“聽不聽在你，我把話說了盡我責了。”即使這樣，他也不以為忤，因為他知道我是好意。多數情況下，他總是處理得比較穩重妥帖，特別在大的原則問題上有自己的主意，有自己的處理辦法。1981年，有一個省報發文批判一位作家，上級領導認為應該重視，光年就要《文藝報》轉發。老謝不得不應命在總編室直接發稿。理論組編輯何孔周得知后緊張地告訴我，我就在會上對主編孔羅蓀陳述三點理由力爭不可。羅蓀找了光年轉述了我的意見，光年也就同意撤稿，只是要我另寫一篇有說服力的文章代替。過了一些時間，上面對這件事有了新的和緩的說法也就不再批判了。我想我是嚷著說著，老謝卻是不聲不響地把這篇批判稿用拖延的辦法撤回了。

又一次，上面交下來一篇大文章，主要是批評了文學界一些“負面”現象，認為提出“創作自由”的同時還應該強調“作家的社會責任感”，要用“文藝報評論員”名義發表。我們開會商量怎么處理，恰好老謝到外地去了，沒在場。我認為發表沒有問題，但文責自負，我們也不宜掠美，不贊成以我們從不曾用的“文藝報評論員”名義，認為這篇稿可以另用一個其他名字。但領導認為不行，后來會上得出的折中意見是，凡是稿子里可改可不改的盡量不改保持原貌，非改不可的就修改一下。會后，我等老謝回來，向他報告此文原委。他認認真真下功夫作了修改，用“文藝報評論員”署名。最后文章發出來后，得到上級領導的表揚，社會反響也不錯。我從這件事又一次感受到老謝的定力。

那時在《文藝報》工作，經常會遇到上下左右的輿論沖擊。1987年，有一位領導召見我們四個正副總編談話，要我們積極投入到當時的有關活動中去，還出了兩個題目，要求完成后發表在《文藝報》上，并強調此事直接關系到我們的工作安排。我聽了心情很復雜，又不可能與別人交流。我們走出大門卻都笑著對老謝說：“這事只有你主持去完成了！”老謝卻不慍不躁地笑而不答。隨著時間的流逝，形勢的變幻，這事后來也沒有人再提及了。

后來又有過事關他切身利益的工作安排，他也能不計個人名利放棄了。許多老同事老朋友更多地了解他溫和謹慎的一面，一般不太知道他在重大問題上卻會很堅定，也很有勇氣。不過他的表現形式不是那種很張揚外露的，因而不大為人所知。

1985年初，老謝被任命為《文藝報》總編輯，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抱著謹慎敬畏的態度。他從1956年大學畢業后就到《文藝報》工作，幾十年來深知這個報刊經歷跌宕起伏的歷史和擔負任務之重大。從1949年創刊起，主編都是文藝界聲名如雷的大家，如茅盾、丁玲、馮雪峰、張光年，以及后來的馮牧、孔羅蓀。他對我說過他的心情，覺得自己的壓力很大。一方面，文藝界許多前輩名人對本報刊期望很高，常有各種意見傳來，有時也會衍生一些矛盾。另一方面，當時社會環境和文藝界的思想交鋒和對峙都相當錯綜復雜而又尖銳。《文藝報》恰身處矛盾的旋渦，直接關系到版面，需要謹慎應對。所以他就全身心撲在刊物工作中，這也是人們談到他自己寫的作品或文章比較少的重要原因。他不是不想寫，不是沒有可寫。他幾次對我說，想暫離編輯部工作請個把月的創作假寫點東西，說連他太太王偉都希望他別都陷在編輯部事情里，影響寫作。我也很同情他，支持他的想法。但是想歸想，他卻始終放不下日常工作的羈絆。

《文藝報》改成報紙后，繼續推出和傳播了許多重要文章、活動和信息，對文學界一直保持著重要的影響。諸如舉行“青年文學評論家座談會”，上世紀80年代新出現的青年評論家群體由此受到文壇熱情關注；又如還舉行過關于巴金《隨想錄》座談會，是此書五卷完成后第一次被文學界高度評價和闡釋，許多著名作家發表了剴切而精彩的意見。會議報道后，上海文學界也隨即舉行了類似的座談會，使《隨想錄》有了更深遠的影響。類似更多的活動和報道都是在老謝總編輯直接主持和領導下進行的，我這篇小文在此只是略舉一二而已。

80年代是一個令人懷念的歷史時期，無論政治、經濟、文化以至平民百姓日常生活都正發生巨大轉變。在撥亂反正、解放思想，全心全意搞四化的年代里，《文藝報》對中國文藝事業的發展確實起著相當有力的特殊推動作用。人們常戲說“編輯是無名英雄”，指的是編輯因為成就別人而付出的心血汗水和辛勤勞動常常不為人所知。我想，把這個意思用在老謝身上是很確切的，他在《文藝報》做出的重要貢獻為當代文學歷史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