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958年10月17日，為增進中國和亞非各國人民之間的友誼、文化交流、經濟合作，由鄭振鐸、蔡樹藩任團長的中國文化代表團前往阿富汗、阿拉伯聯合共和國訪問，代表團乘坐的“圖-104”客機于當日晚些時候在前蘇聯（楚瓦什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卡納什地區不幸失事，機上人員全部遇難。

此次出行的文化代表團里有兩位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員：鄭振鐸、譚丕模，這二位專家的遇難，是我國古籍整理界的重大損失。譚丕模時任中共北京師范大學黨委委員、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教研組主任，同時擔任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文學分組成員。1958年10月的這次出訪，并不是譚丕模首次外事出訪，1957年1月，譚丕模曾隨中國大學代表團前往印度參加加爾各答大學和孟買大學的百年校慶，回國后他曾撰文《從學術文化交流加深中印友誼》介紹出訪印度的印象和感想，該文刊發于1957年1月25日的《師大教學》。時隔一年半的再次出訪，卻讓譚丕模的生命永遠定格在59歲。綜觀譚丕模的一生，他對中國文學史、思想史的梳理與研究，為我國古籍整理出版事業、高等師范學校教學等做了大量工作。

擔任《文學遺產》首屆編委

1954年3月1日，《文學遺產》以《光明日報》專刊的形式創刊，自創刊之日起，兩周一期，每周一出刊，到當年7月3日改為一周一期，每周六出刊。

《文學遺產》創刊前，我國還沒有研究中國古代文學的專門刊物，而系統地整理和研究包括古典文學在內的民族文學藝術遺產，已被提出來作為發展我國文學藝術事業的重要的任務之一，這也正是《文學遺產》創刊的文化背景。《文學遺產》在發刊詞中即明確了辦刊宗旨：“運用科學的觀點與方法，也就是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與方法，對我們文學遺產作出正確的評價，這是我們努力的目標。”

著名作家、文史專家陳翔鶴擔任《文學遺產》第一任主編，譚丕模與陳翔鶴、陳友琴、鐘敬文、吳組緗、浦江清、季鎮淮、游國恩等專家擔任第一屆編委，林庚、劉盼遂、郭預衡、王任叔、趙其文、范寧、吳曉鈴等專家陸續增補為編委。這些編委，都是我國傳統文化研究領域的知名專家學者，可見當時《文學遺產》的編委陣營強大。

時任《文學遺產》主編的陳翔鶴，曾在文章中這樣評價譚丕模在擔任《文學遺產》編委期間起到的重要作用：“不管是對待《紅樓夢》研究的批判也好……或者是對待李煜詞的討論也好，他（譚丕模）都是積極的組織者和參加者。”這里提到的“李煜詞的討論”，是指從1955年8月28日《文學遺產》刊發了兩篇關于李煜“虞美人”的討論、評價文章，引起較大反響后，又相繼刊發了六期關于李煜及其詞作的評價及討論。這些文章的作者，既有鄧魁英、聶石樵、吳穎這樣三十左右歲的年輕學者，也有四五十歲、當時已有一定學術威望的游國恩、陳庚平、王仲聞等專家；此外還有大量熱愛古典詩詞的普通讀者也積極撰稿，加入到關相討論中來。譚丕模作為北京師范大學古典教研室主任、《文學遺產》的編委，于1955年10月17日和31日在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組織了兩次關于李煜詞的座談會，譚丕模與黃藥眠、劉盼遂、鐘敬文、穆木天、李長之、啟功等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的教授、副教授參加，也邀請了一些年輕教師和研究生參會。兩次座談會的討論情況，整理后刊發于《文學遺產》第84期，后輯錄于《李煜詞討論集》（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譚丕模組織的關于李煜詞的兩次討論會，開啟了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討論李煜詞的熱潮。這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既是經高校院系調整北師大建立后屈指可數的規模大、學術性強的研討會，也是古代文學界開風氣之先的學術爭鳴。

譚丕模本人也專門撰文參與討論，他的文章題目是《我對于李煜詞的一些意見》，刊于1955年12月11日 《文學遺產》。譚丕模在文章中寫道：“我認為否定李煜的詞在中國文學發展上的地位，那是過于粗暴；若肯定李煜的詞在高度地表現愛國思想和人民性，那也不合事實。”他認為許多討論李煜詞、評價李煜詞的文章“均使我有‘過之’與‘不及’之感”。對李煜詞作做這樣較為客觀的評價，既肯定李煜詞在文學史中的地位，又不拔高詞作的“愛國思想和人民性”。譚丕模指出：“從晚唐溫（庭筠）韋（莊）的詞，發展到北宋柳（永）蘇（軾）的詞，李煜是起過推動作用的。溫韋的詞，綺麗膩滑，有濃厚的唯美主義氣氛；李煜把詞由專事刻繪階段推向自我抒寫階段，由綺麗膩滑階段推向白描樸素階段，開辟了一條詞的新道路，宋代詞人所走的道路。”這樣的評價，既能看到李煜的局限性，又能看到他在文學史發展長河中不可忽視的作用，即便在今天看來，依然可謂客觀公正且不乏深度。

關于李煜的討論文章，在譚先生支持、推動下，《文學遺產》相繼刊發多期，后來《文學遺產》編輯部將這些文章結集，于1957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書名即為《李煜詞討論集》。

除了關于李煜的討論，譚丕模還與《文學遺產》其他編委一起，在刊物組織了一系列的專題討論，其中包括關于王維、孟浩然的田園山水詩，關于陶淵明的詩文，關于李賀、李商隱、杜牧的詩歌，關于李清照、姜夔的詞，關于《長恨歌》《琵琶記》《胡笳十八拍》等名作，在《文學遺產》上編輯刊發了一系列文章，結集出版了《陶淵明討論集》《胡笳十八拍討論集》等學術專著。

中國文學史、思想史研究

早在20世紀30年代，譚丕模即開始在研讀古籍、文獻的基礎上梳理、研究中國文學史及思想史，在《文史》《清華周刊》等刊物上發表了相關學術論文。經潛心研究，他先后完成了兩部專著的撰寫：《宋元明思想史綱》和《清代思想史綱》，分別于1935年和1940年由開明書店出版。

譚丕模的這兩本專著的特點，是把中國文學史幾個時期、各個流派從思想史的角度重新進行劃分，力圖理出清晰的發展脈絡。因此甫一出版，即在當時的學術界產生了較大反響。特別是清代的作家、作品，其中體現的學術思想與民族因素較為復雜，是當時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薄弱環節。故而《清代思想史綱》問世后，到1947年已印刷出版三次。時至21世紀，譚先生的這兩本專著依然為學術界所看重，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崇文書局、岳麓書社等都曾再版。

《宋元明思想史綱》的出版情況，目前能查到的資料尚未見所及；而《清代思想史綱》的出版，則既能看到譚丕模的學術交往，又能看到當時出版具體情況。顧頡剛在給譚丕模《清代思想史綱》所作序言中寫道：“中國史的研究工作，應當要劃做三個階段:第一為文字訓詁時期，第二為材料考辨時期，第三為系統的整理時期。”說明譚丕模在撰寫《清代思想史綱》所做的研究工即為第三階段“系統的整理時期”，其意義在于“這部著作確實有其獨到之處，在整理中國思想史這一課題上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故提出：“所以乘這書出版的時候，我謹祝頌譚先生及其同志們努力，完成中國思想史的全部。”

譚丕模在《清代思想史綱》“后記”中敘及：“將本稿出版事，飛函桂林征詢開明書店編輯宋云彬先生同意，承宋先生代函上海開明總公司詢問，得覆信，允為印行。”他致函宋云彬一事，在《宋云彬日記》中也得到印證，宋云彬在1939年6月 10日記中載：“張天翼、譚丕模來函。丕謨著《清代思想史（綱）》，擬交開明書店出版，開來目錄，囑為轉寄。”一個多月后，開明書店已落實了這部書稿的出版事宜，具體負責人是王伯祥。1939年7月22日，王伯祥在日記中寫道：“致書云彬，洽譚丕模清代思想史綱稿，可接受印行。”到1940年6月，《清代思想史綱》正式出版。可以看出，在20世紀30年代，通訊等各方面都不很發達的時期，從譚丕模所在的湖南溆浦大潭民國大學，到宋云彬所在的廣西桂林，再到王伯祥所在的上海，一部書稿在一年內就完成了它的出版歷程，實屬不易。而譚丕模、宋云彬、王伯祥，包括為《宋元明思想史綱》作序的李達、為《清代思想史綱》作序的顧頡剛，當時肯定也想不到，他們會成為1958年2月成立的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分組成員，并參與到古籍小組的規劃項目二十四史的點校整理工作之中。具體情況是，譚丕模、王伯祥為文學分組成員，顧頡剛為歷史分組成員，李達為哲學分組成員，宋云彬參加了《史記》的整理點校工作。譚丕模的《宋元明思想史綱》、《清代思想史綱》兩部專著，是我國古籍整理出版發展歷程中有代表性的專著，從其出版情況，也能約略看出20世紀30年代我國出版界的大致情況。

培養人才

譚丕模1928年從國立北平師范大學畢業后，先后任職于桂林師范學院、湖南大學，1953年從湖南大學調至母校北京師范大學。1953年的調動，發生在湖南大學的一場風波之后，風波的主要人物是老楊、老譚和小楊、小譚，老楊即楊樹達，老譚即譚戒甫，小楊即楊榮國，小譚即譚丕模。這場風波已然成為學術界的一段公案，且有他人已有專文介紹，本文不再贅述孰是孰非。

離開家鄉北上的譚丕模，在北京度過了他人生中最后的五年。這五年，可以說是譚丕模大展宏圖的五年。

上世紀50年代的北京師范大學可謂大師云集，特別是中文系有人稱“八大金剛”的八位教授，其中就包括譚丕模在內，其他七位是黃藥眠、鐘敬文、劉盼遂、李長之、陸宗達、蕭璋、俞敏，當時在教育界都是赫赫有名的。

當年的北京師范大學還流傳著“中文系有‘十八羅漢’之說”：除了黎錦熙、黃藥眠、鐘敬文三位一級教授外，還有教古典文學的譚丕模、劉盼遂、王古魯、王汝弼、李長之、梁品如，教古代漢語的陸宗達、蕭璋、葉蒼芩，教現代文學的葉丁易，教外國文學的彭慧、外國文學兒童文學兼攻的穆木天，以及還是副教授的啟功、俞敏、陳秋帆。（參見《“四有”教師童慶炳》一文，見2015年11月19日《光明日報》）他們在教學與科研工作中培養了許多后繼人才。

譚丕模除了在當時的中青年教師中培養了聶石樵、鄧魁英、李修生等后來在中國學術界有名的專家外，還盡心及力鍛煉提攜一些青年學子。如前文提到的關于李煜詞的兩次討論，交由北師大中文系學生、時任《文學遺產》通訊員的牛仰山整理討論紀要，以《關于李煜及其作品的評價問題（北京師大中文系中國文學教研組討論會情況）》為題刊發于1955年12月 18日《文學遺產》。而牛仰山擔任《文學遺產》通訊員一事，當時是由譚丕模專門找牛仰山了解其學習情況，并親自推薦給《文學遺產》并最終落實的。《文學遺產》主編陳翔鶴在與牛仰山的面談中，專門指出譚丕模在研究中國文學史方面有其獨特之處，要年輕人向譚丕模多多學習。牛仰山在做討論會記錄時，譚丕模不但專門在工作細節上叮囑他，不僅要詳細記錄發言者講了什么，還要記錄參會人員的姓名、參會人員人數，會后還專門對牛仰山整理出來的會議紀要進行審閱，使之最終形成一篇成熟的學術綜述，刊發在《文學遺產》上。

1956年，譚丕模組織并主持了兩次中國古代文學教學大綱的討論，這兩次討論皆為教育部委托北京師范大學組織召開，譚丕模是具體負責人。這兩次討論后，譚丕模又為牛仰山整理的會議綜述把關，成文后刊發在《文學遺產》上。牛仰山在擔任《文學遺產》通訊員期間，得到鍛煉，尤其是譚丕模對他的指導，很快成長起來，榮獲《文學遺產》“優良通訊員”稱號（見《牛仰山文集》，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譚丕模的去世，讓他為我國文化事業努力工作的步伐停止了。陳翔鶴在《悼念鄭振鐸譚丕模二同志》中對他的深切懷念之情溢于言表：“現在他（譚丕模）已去世，我們在工作上失掉了一個好同志，想到這些，便 不 能 不 令 人 掉 淚了！ ……‘失掉一個戰友的哀愁’，我想我是不能不這樣說的。”

2022年4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推進新時代古籍工作的意見》中提出了古籍工作的主要目標：“古籍工作體制機制更加完善，標準規范體系基本健全，工作水平有效提升，古籍保護傳承、開發利用成效顯著，人才隊伍發展壯大，古籍工作在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地位更為凸顯、作用更加突出，古籍事業繁榮發展。”在提升古籍工作質量方面其中強調：“深化古籍整理基礎理論研究，總結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古籍整理理論和方法，完善我國古籍整理研究和出版范式，構建古籍整理出版理論研究體系。”半個多世紀前譚丕模所做的通過古籍整理梳理思想史的研究，正應該是構建古籍整理出版理論研究體系不可或缺的一環，這也是我們今天緬懷他的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