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古籍中有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孟子“見梁惠王”“見齊宣王”，莊子之辯友惠子擔任梁相等記載，可見，孟、莊這兩位著名思想家是處于同一時代的。具體一點說，孟子與莊子，分別出生于約公元前372年和公元前369年，相差不過三歲，享年均為八十有四。兩人的故里所在，鄒國與宋國亦相去不遠。可奇怪的是，他們竟然終其一生未曾謀面，著作中亦未嘗語及對方。這究竟是什么原因？歷代學人多有關注，特別是唐宋以降隨著孟子思想地位與社會關注度的提高，許多學者都發出疑問——

北宋末年，邵博在《聞見后錄》中提出：“楊氏（楊朱）為我過于義，墨氏（墨翟）兼愛過于仁，仁義之過，孟子尚以夷狄遇之，誅之不少貸。同時有莊子者，著書自堯舜以下無一不毀，毀孔子尤甚，詩書禮樂，刑名度數，舉以為可廢，其叛道害教非楊、墨二氏比也。莊子蒙人，孟子鄒人，其地又相屬，各如不聞，如無其人，何哉？”

南宋時期，《朱子語類》曾記載，李夢先問朱熹：“莊子、孟子同時，何不一相遇？又不聞道及，如何？”金代進士劉祁在《歸潛志》中提出疑問：“莊子與孟子同時，其名不容有不相知，而亦未嘗有一言相及”；“夫老、莊之書，孔、孟不言，其偶然耶？其有深意耶？”清康熙年間，張芳為宣穎《南華經解》撰寫前言時，也提出這個問題：“吾獨惜夫莊與孟同時而不相知也。當是時，儒之嫡傳有子思、子夏，（莊）周之傳出于子夏之門人，（孟）軻之傳出于子思之門人。孟猶之嫡傳，而莊其別傳也。莊之書言孔氏七十子盛矣，而不及孟；孟辯楊、墨，未之及莊。毋乃子輿（孟子）率其徒以游諸侯，行類墨翟；而莊周未嘗持其說以干列國，守似楊朱。斯二子之所以不相知歟？”

疑竇團團，紛然待解。

二

這個“千年之問”研索起來，涉及多種視角，多個層面。首先需要弄清的是，這兩位同時代的偉大思想家迄未相見的真正原因。

且看兩人的經歷。據楊澤波《孟子評傳》中的年表記述，孟子前四十年基本在故鄉鄒國，主要修為是授徒講學；爾后二十多年，帶領學生周游列國，足跡遍于齊、宋、薛、魯、滕、梁，又由梁返齊，居留數載，曾任上卿；最后二十幾年回到故國，講學，著述，作《孟子》七篇。而莊子絕大多數時間都在宋國，三十二歲之前，在故里蒙地做過短暫的漆園吏，之后便絕意仕進，幾次短期游楚，到過大梁、魯國，也有可能行經趙國、齊國。“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由于異地殊途，他們失去睹面相逢的機會。

長期以來，人們說到孟、莊二子，常會連掛上《孟子》《史記》中說到的梁惠與齊宣二王，因而多以為他們極有可能在梁、齊會面。實則大謬而不然。莊子于公元前334年，乘惠施相梁之便，在大梁短暫勾留，而孟子見梁惠王則是在公元前320年，錯開十四個年頭。至于齊國，莊子曾否落腳尚難判定，又何談與孟子會面！

接下來的問題是：未能見面也罷，那么，他們是否互有知聞？有的論者認為，由于僻處鄉曲，閉塞視聽，又兼“道不同不相為謀”，他們不想見面，也無意交流，特別是其時莊子學說尚未成為顯學，故彼此隔絕。這種可能性存在，但應該說很小。就是說，互相還是有所知聞的。

這又推演出第三個問題：既然相互知情，那么他們為何無一語相及？

莊子說過：“春秋經世先王之志，圣人議而不辯。”他還有“辯無勝”的說法。看來，如果不是對方找上門來，他是不大可能主動出擊的。所以，論者多是首先著眼于孟子。上世紀20年代，茅盾先生是這樣分析的：“熱心排斥異端如孟子，而竟無一言及莊周，殊為可疑。惟細考之，則亦不然。蓋孟子之辟異端，與荀子異。荀子是網羅的排擊異端，孟子特舉異端中之近似‘圣道’者，辭而辟之，所謂惡紫之奪朱也；故對于楊、墨，則特舉而攻擊之，于許行亦然。余如兵家、縱橫家等，僅有一度概括的排擊，見于《離婁》上篇，而亦未舉家派及人名。至若莊周的學說，與孔門顯然大異，故不在特舉排斥之列。這是一個理由。又，莊子主逍遙出世，而孟子要‘用世’，二人在思想上雖截然反對，而在行動上卻不相妨礙；孟子所熱心攻擊的，正是那班與己爭用世的異端，莊子既與孟子無所爭，故孟子也就放過了。這是又一理由。”（《〈莊子〉選注本緒言》）

“惡紫之奪朱也”，乃孔子圣訓，其意為憎恨以假亂真，用邪說侵蝕正理。因其關乎守正衛道的根本，所以具有戰略性質；而“無所爭”，即未造成直接威脅，屬于斗爭策略。茅公揭橥這兩方面理由，鞭辟入里，恰中肯綮。

三

那么，孟子之“偃旗息鼓”，還有沒有第三個理由呢？竊以為，如何看待莊子的“批孔”問題也很關鍵。

查檢《莊子》中最具判斷價值的內七篇等重要章節，發現說到孔子時大多是借重這位先師以表達一己的意向，即所謂“重言”。至于《史記》中提及的“詆訿孔子之徒”的《漁父》《盜跖》《胠篋》諸篇，由于出自門人之手，料想孟子當時未必看到，即便曾經寓目，也并未在意。就此，有的論者認為，“莊子非真詆孔子者，若真詆孔子，則孔子之道載在六經、《論語》者，何不摘舉一二以相抵牾？”“可知其為孔子之徒而發，非真詆孔子也”。（清李大防語）

自宋代始，莊子“未嘗毀孔”之說屢見不鮮。王安石指出：“學者詆（莊）周非堯、舜、孔子，余觀其書，特有所寓而言耳。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為得之。’讀其文而不以意原之，此為周者之所以詆也。”（《臨川文集·莊周》）說的是，讀《莊》不得法，因而未獲真詮。蘇東坡講得尤為直白：“余以為莊子蓋助孔子者”，“陽擠而陰助之”。（《莊子祠堂記》）明代學者楊慎也說：“莊子憤世疾邪之論也，人皆謂其非堯舜、罪湯武、毀孔子，不知莊子矣。”（《莊子解》）在他看來，莊子的鋒芒所向，乃是那些假借禮樂、仁義而營謀私利者流。清代學者吳世尚亦著《莊子解》，在引言中指出：“莊子之學，所見極高，其尊信孔子亦在千古諸儒未開口之前。觀篇中稱孔子為‘圣人’‘至人’……此老從不肯以此名許人，獨以之稱孔子。此是何等見地！今之人只知‘圣之時’自孟子發之，‘可謂至圣’自太史公贊之，又寧知此老之識早有卓然者乎？”清末學者劉鴻典甚至講：“孟子距楊、墨，以明孔子之大，所以樹道外之防；莊子詆偽儒，以存孔子之真，所以剔道中之蠧。故曰：莊子之尊孔子，其功不在孟子下也。”（《莊子約解》）

如果孟子當年也作如是想，那還會“興師問罪”嗎？其實，也不單是孟子，稍后現身的儒家學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荀子，對于《莊子》中恣意批評儒家、擺布其祖師爺的放肆言行，同樣置若罔聞，而只是指斥莊子“蔽于天而不知人”。當然，這和其時儒學已兼容道、法、名、墨諸家有一定關系。

四

作為我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同孔、老一樣，孟、莊也是雙峰并峙，各異其趣。“孟軻膺儒以磬折，莊周述道以翱翔。”（《文心雕龍·諸子》）一居廟堂之高，一處江湖之遠，取向不同，觀點各異，屬于“兩股道上跑的車”。但在“大異”的基礎之上，也存在“小同”，比如，在抨擊打著“仁義”旗號殘民以逞的暴君奸相，揭露“竊鉤者誅，竊國者侯”的社會暗箱，主張構建理想社會等方面，不無共通之處，而其表達方式，同樣有其激言矯弊、憤世嫉俗的良苦用心。

不管怎么說，在那個百家爭鳴、處士橫議的戰國之世，這一對分別以滔滔雄辯、咄咄逼人名世，以意出塵外、天馬行空著稱的兩員戰將，竟然沒有登臺對陣，終究是一樁憾事。人們也曾設想，倘若他們舞動起唇槍舌劍，即便是一場惡斗，也肯定是別開生面的天下奇觀。明代學者陳繼儒引述王世貞的話，說莊、孟假如對面交鋒，那將如黃帝與蚩尤的涿鹿之戰、楚漢爭雄的彭城之戰，“天地為之蕩而不寧，日月為之晦而不明。莊子敗，則逃之無何有之鄉而已，然而不怒也；孟子不敗也，敗則怒。”（《南華發覆敘》）當代學者蘇仲湘在七絕《歷史憾事》中也曾慨乎其言：“莊周妙辯孟軻雄，何事同時未見逢。倘使講堂陳二座，驚風跳雨斗雙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