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能認識到“真正的”惠特曼，因為參與了種種文化潮流，很大程度也是一個表演者，還有，他的詩歌是他最宏大的舞臺，是他最具有創(chuàng)意的表演中心……

——大衛(wèi)·S.雷諾茲

無限的生命充滿激情、脈動和能力，

愉快地在神圣法律之下最自由地行動，

我歌唱這現(xiàn)代的人。

——沃爾特·惠特曼《我歌唱個人》

超驗的“我”

文學史中的惠特曼常常與愛默生、梭羅扯上關(guān)系，公眾普遍將惠特曼的詩歌創(chuàng)作與超驗主義劃等號。確實，如果你初讀《草葉集》，其中充斥的各色的“我”絕對會給你留下深刻的印象。

當我聆聽那位博學的天文學家，

那些證據(jù)、數(shù)據(jù)一列列排在我面前，

當我看見那些表格、示意圖，還對它們進行加、除、測量，

當我坐在演講廳里聽那位天文學家備受喝彩的演講，

不知怎的我一下子就覺得厭倦心煩，

我起身溜出去，一個人逛悠，

夜，神秘潮濕，萬籟俱寂，

我時不時地抬頭仰望星空。

——惠特曼《當我聆聽那位博學的天文學家》

公眾對于天文學（這樣的專業(yè)學科）所持的觀點基本都是“他信的”，所以依賴仰仗的是專業(yè)學者的研究、講演。然而“我”對這些他人所熱衷的二手材料深感無趣，只身溜出熱鬧的會堂，一個人寂靜地感受著夜的自然。個人的體驗被惠特曼從日常經(jīng)驗的規(guī)訓中超拔出來。

讀者或許會質(zhì)疑這首詩的簡單，它好像沒有什么陌生化處理，也沒有繁復的技法。脫離時代背景，惠特曼的很多詩歌并沒有那么神乎其技。彼時的美國面臨著自獨立以來最深重的政治危機，廢奴運動的興起所產(chǎn)生經(jīng)濟蕭條、社會階層分裂讓知識界的許多人憂心不已，而應該為社會變革提供解決思路的高等學府（比如哈佛大學）此時仍舊被源自英國的保守學派所把持，只研究過去，對刻下的危機束手無策。惠特曼自言，在那個時候他意識到了美利堅需要詩人，而且不是一般的詩人，是詩圣（Bard）。

惠特曼有一段較長的時間從事報紙新聞工作，撰寫小報社論——看上去與詩歌及文學創(chuàng)作風馬牛不相及，但卻微妙地形成了一種同構(gòu)關(guān)系，并且小報那種關(guān)切民生與現(xiàn)實的精神從此根植進了他的文學世界。彼時的美國各州都在為如何處置奴隸頭疼，惠特曼在這一問題上也持比較搖擺的立場，在他的基本政治底色上，他支持解放奴隸，但是他在長島的成長經(jīng)歷又清晰地告訴他這一制度并非“一無是處”，他看到整個美國因這一系列問題所產(chǎn)生的裂痕，由此開啟了一項長期的戰(zhàn)略：通過語言力量解決棘手的政治問題。個人/國家，各州/聯(lián)邦這幾組概念不斷地進入他的詩歌創(chuàng)作，用雷諾茲的話來說，《草葉集》的誕生是惠特曼試圖建立寬泛的民主意識的嘗試。他試圖通過詩歌實驗來團結(jié)更多的人，希圖彌合現(xiàn)實中的矛盾與裂痕。

“對真相的研究本身就是真實的，不管是在何時何地研究。”——每個人都有自己獨有的能力去體驗真實，隨后，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將自己的這番經(jīng)歷表述出來。有論者以愛默生、梭羅的超驗俱樂部重新定義了美國精神，那么撇去惠特曼的自矜，《草葉集》確實做到了他的期許，在文學層面重新塑造了美國。

個人覺得比較有趣味的是惠特曼所擷取的時代精神，在中國現(xiàn)代也可以找到呼應者。新文化運動所帶來的文學變革，最為顯著的特點就是“現(xiàn)代的個人”開始大量出現(xiàn)，比如郭沫若的詩歌實踐。

我是一條天狗呀！

我把月來吞了，

我把日來吞了，

我把一切的星球來吞了，

我把全宇宙來吞了。

我便是我了！

——節(jié)選自郭沫若《天狗》

這種強烈的、不加任何克制的自我意識的勃發(fā)，放諸平常年代你肯定會覺得此人自我意識過剩。然而變革年代的帷幕一經(jīng)掀起，狂飆突進的節(jié)奏就停不下了。克勞塞維茨說戰(zhàn)爭是政治的延續(xù)，實際上詩歌也是政治的延續(xù)，愛默生貢獻了理論，惠特曼恰好提供了文學作品的支撐，時也？運也？是歷史選擇了個人來完成這樣的同構(gòu)，讓“超驗的我”成為了美國國家精神中的根骨。

眾聲喧嘩的場域

惠特曼的美國是一個怎樣的美國呢？如果說現(xiàn)在的美利堅是一個“完成體”，而惠特曼他自己感受中的美國則是一個不確定未來的國家。是的，現(xiàn)代帶來了先進的技術(shù)，馬路換上了煤氣燈，資本主義帶來現(xiàn)代的傳媒，報紙出版業(yè)空前興盛，好像是更現(xiàn)代了。但是，目力所及是貧富差距的鴻溝難以逾越，仍舊頑固的宗教勢力大有市場，衛(wèi)生條件跟不上城市擴張的速度……空前的危機與機遇，這甚至不能用熱鬧，要用聒噪或許更為貼切。

與這樣的混沌場域相匹配的，是我們的詩人也擁有一些特別的經(jīng)歷。他干過木匠，做過鄉(xiāng)村教師，當過印刷工，也跑過記者。他是美國散文詩之父，他這個人也頗似不押韻腳、更為自由的詩體。惠特曼積極地擁抱時代，擁抱自己的國度。

我聽見美國在歌唱，我聽見變化萬千的頌歌，

機械工人的歌，人人唱著強健快活的歌，

木匠邊唱邊測量木板、橫梁，

泥瓦匠邊唱邊準備干活或歇工，

船夫唱他船上的家當，水手在汽船甲板上唱，

鞋匠坐在板凳上唱，帽匠站著唱，

伐木漢子的歌，犁田小子早晨上工、晌午休息或日落時唱的歌，

母親、干活的年輕媳婦、縫縫洗洗的姑娘唱著甜甜的歌，

每個人唱著只屬于自己的歌，

白天唱白天的歌——晚上剽悍友善的年青朋友聚會，

放開喉嚨唱起雄渾的歌。

——惠特曼《我聽見美國在歌唱》

兒時的惠特曼跟隨父親學習木工，成年后輾轉(zhuǎn)于多份不同的職業(yè)，這極大地拓展了詩歌所呈現(xiàn)的內(nèi)容，它所關(guān)注的群體幾乎全是美國老百姓，他的“聽見”并非是那種高高在上的采風，而是他真實的諦聽，在聽的過程中完成了自我內(nèi)在與外在自然的再結(jié)合，他很早便為自己確立了為大眾寫作的宏愿。惠特曼曾經(jīng)寫道：“偉大的詩人吸納他人的身份，偉大的詩人吸納他人的經(jīng)驗，它們就在他身上，或者，它們就來自他，但他拼命敦促自己來敦促他們所有人。”他的這種兼收并蓄，成功地吸納了所有人、所有聲音，并且讓他們存活在他的詩歌之中。

《沃爾特·惠特曼的美國: 一部文化傳記》，(美)大衛(wèi)·S.雷諾茲著，魯躍峰譯，上海貝貝特｜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3年1月。

雷諾茲在這本文化傳記中也向我們呈現(xiàn)了五花八門的藝術(shù)門類，而幾乎每一種，傳主惠特曼都參與其中，并從中汲取養(yǎng)分反饋在他的文學創(chuàng)作中。“有多少次在百老匯的公共馬車上，在大街的嘈雜聲中，我滔滔不絕地朗誦這些——朗誦前面這些部分。在那眾聲喧嘩中——那種嘈雜、混亂、瘋狂的聲音中——多了一個單獨的聲音，加入進來，快樂地混入那驚人的合唱中。多一個或少一個聲音又有什么關(guān)系呢？”惠特曼醉心于百老匯戲劇，甚至連自己穿著打扮也逐漸戲劇化，他的一個朋友稱他為“一個真正深深入戲的裝腔作勢的人物，一個習慣于扮演某個角色的人，久而久之，他就不再意識到自己是在扮演這個角色了。”

在某一首詩中他聽起來像是個演員，在另一首詩中他則像是個演說家，而之后他看上去又像是個歌手，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也是如此：他時而慷慨陳詞，時而高調(diào)演講，時而放聲高歌。惠特曼既是一個人，也是一個詩人，他同時聽見上千首不同的頌歌，享受了演說家的樂趣也扮演了演員的角色。

愛國者與實踐者

敲呀！敲呀！戰(zhàn)鼓！——吹呀！軍號！吹呀！

穿過窗戶——穿過大門——如一股無情的力量爆炸，

沖進莊嚴的教堂，驅(qū)散聚會的信徒，

沖進學校，打斷學究的苦思冥想，

……

鼓啊，你就這樣兇暴地擂響——號啊，你就這樣尖厲地呼嘯。

——節(jié)選自《敲呀！敲呀！戰(zhàn)鼓！》

1861年，美國南北戰(zhàn)爭爆發(fā)，惠特曼在這一時期創(chuàng)作了不少諸如上文的詩歌，這些詩被收入了《擂鼓集》。與《草葉集》中其他的詩歌不同，《擂鼓集》中惠特曼血脈僨張，有時近乎狂熱。惠特曼擁護聯(lián)邦的決心與愛國主義在一系列詩歌中盡顯無遺。他本人多次與友人提及，他認為美國國家的最高信條（美德）就是聯(lián)邦，盡管他對于南北雙方無法通過政治解決爭端感到失望，在諸多問題不明朗的情況下，他仍舊旗幟鮮明地支持北方——“身軀穿著藍制服，帶著武器”的士兵。

惠特曼的身體力行不僅限于文學創(chuàng)作，他前往華盛頓參與了醫(yī)院的志愿工作，除了在平時干些抄寫員的活維持生計，絕大部分時間他都待在戰(zhàn)地醫(yī)院，據(jù)雷諾茲統(tǒng)計，他在三年內(nèi)前往醫(yī)院擔任志愿者約六百余次，看望了八萬到十萬名士兵。

拿著繃帶、水和藥棉，

我徑直飛快地走向我的傷兵，

他們躺在地上，是戰(zhàn)斗過后送來的，

他們寶貴的血染紅了草地，

我走向醫(yī)院里一排排帳篷或病房，

我來來回回地走，兩旁都是長列的簡陋病床，

我走近每一個傷兵，一個接一個，一個也不漏掉，

護理員跟著我，拿著托盤，提著污物桶，

桶里很快裝滿了沾血的布條，倒了以后又裝滿了。

——惠特曼《裹傷者》

惠特曼無法投身戰(zhàn)場，但是他所參與的志愿活動對他的心理是一種慰藉和補償，像參與戰(zhàn)爭那樣為傷員包扎傷口是他的詩歌所表達的愿望，完成了對于他自身人道主義的建設(shè)。他后來說，他在戰(zhàn)地醫(yī)院看到的士兵們，展示了他心目中的理想人性的所有品質(zhì)，拯救了他，也拯救了美國。

詩人終其一生都在為南北戰(zhàn)爭辯護，為他所認可的領(lǐng)袖林肯辯護，這是一個文人理想化的戰(zhàn)爭愿景，那是用一場血腥的內(nèi)戰(zhàn)消弭戰(zhàn)前的裂痕，通過死亡獲得新生，在這點上，馬雅可夫斯基似乎走得更遠也更決絕，我們也能看到詩人的局限性——惠特曼最終未能走上仕途、慘遭解雇，而馬雅可夫斯基則選擇了自殺。

抽象概念的美國，始于列克星敦的槍響，惠特曼所處的時代剛好是美國進入了青年與壯年的交界處，國家的走向出現(xiàn)了重大的分歧。一方面這些分歧確實牢牢地禁錮住了國家這一共同體的前進方向，另一面則是分歧帶來的巨大裂隙，讓所有的人都能夠暢所欲言，把所有的方案、所有的問題都放到社會的試驗場進行一番檢驗，所以文學與其他藝術(shù)形式一道展開一場達爾文主義式的競賽。惠特曼能夠脫穎而出，正是源自于他將詩歌奉獻給國家，奉獻給人民的創(chuàng)作初心，正如他自己所言：“我認為藝術(shù)是為人民，為大眾服務(wù)的。做不到這一點，就是沒能完成自己的使命。”

惠特曼宣稱：“要是你只是一首詩一首詩地單獨去判斷《草葉集》，你就無法理解這本書。”在這個層面上，雷諾茲的這本書為我們提供了很好的參照，他不僅盡可能地還原了沃爾特·惠特曼的生平，更為我們呈現(xiàn)了那個異常嘈雜、彷徨以及富于生機的青年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