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提到舒乙的文章，有個流傳很廣的故事，說有一天在人民大會堂開會，學者吳組緗和王瑤兩人邊等車邊閑聊，說到《人民日報》上連載的《老舍的童年》，作者是舒乙。這個評價：“舒乙的文章寫得不錯！”那個說：“是啊，比他爸的散文寫得還好啊!”老先生們沒注意，舒乙就在旁邊。言者無心，聽者有意，前輩的認同，對初次提筆寫文章的舒乙來說，是份沉甸甸的肯定，畢竟他那時已經四十多歲了。多年后，舒乙每次回憶起這件事，都會喜形于色。

舒乙的身份頗多，曾任中國現代文學館館長，又是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第九、十屆全國政協委員，還是畫家，其他社會職務更繁，不必細數，專以作家稱呼，有些狹窄。僅就舒乙文章來看，他的書寫對象繞不過老舍、北京、現代文學這三個大方面，也和他的生平經歷若合符節。

北京出版社近期出版的《舒乙文集》分四卷：《爸爸老舍》溯老舍生平，《北京你好》記北京風物，《美好心靈的富礦》憶中國現代文學館成立及文學藏品之由來，《生命在案頭》則似文壇掌故，亦可視作舒乙現代文學館工作之余的文人憶往。編者李邵南，所選文章篇目，分處四卷，眉疏目朗。我深深感到，編者了解舒乙，讀懂了舒乙。

舒乙是文學家老舍、著名畫家胡絜青的兒子。名人之后其實是種負累，作家本非世襲，況且老舍當年也沒想過讓子女從事寫作，所以舒乙前半生在林業化工領域當技術員，研究比較尖端而又偏門的技術，比如利用木材的下腳料做酒精、酵母什么的。他涉足文學領域，緣于一九七八年后，一些現代文學研究者希望舒乙能以直系親屬的身份研究老舍。老舍早年生活有文字可考的并不多，只有老舍一份《自擬小傳》刊于一九三八年的《宇宙風》第六十期，剩下的吉光片羽散落在他的文章里。武俠電影導演胡金銓一九七三年在香港《明報月刊》上開專欄談老舍的生平和創作，依據的也就是這點資料。舒乙花了數年時間，走訪了上百人，形成了較為翔實的資料，寫成了《老舍的家譜》《老舍早年年譜》，同時，舒乙首篇散文《老舍的童年》，刊發在《人民日報》上受到了關注。

舒乙半路出家，不同于打小就以寫作為興趣，后來逐漸在文壇歷練成長的作家們。他的文學素養，泰半來自父母熏陶，潤物細無聲，是種潛移默化的滋養。這點頗類從前的世家子弟，本是幼年間耳濡目染的消遣，誰知若干年后成了正業，是以舒乙的文章始終透出一股子文人底色。已故學者胡小偉曾編過一套閑聊叢書，入選作者五行八作，有“京味兒”作家鄧友梅、香港學者潘銘燊、劇作家蘇叔陽、畫家李燕、建筑學家楊乃濟等人，舒乙的一冊書列入其中，這書里的不少篇章也選入這套四卷本的《舒乙文集》內。胡小偉說入選叢書的原則：“首先得博聞廣見，始底蘊深厚；其次是立論新穎，則中氣充沛；再次意興遄飛，盡迭宕之妙；再次語言幽默，得流轉之歡；然后心態平和，有從容之致。”

這段文字可直接移植評價舒乙的文章，這是中國文人的精神風華，蘊藉風流，俗雅駢臻，雅可力透象牙之塔，俗則直抵市井之區，迥異于單純的文學化散文。

二

父親是老舍，舒乙寫作語言受老舍影響是必然，但他們又是不同的。老舍平生的文學成就之一，就在于將京味兒白話寫入文章小說，而舒乙出生在知識分子家庭，四十歲后從文，平素交往多是文壇名家，寫作內容也與文人相關，他的文字語言在受老舍北京口語影響的同時，文藝氣息更濃，雖近北京口語，總體偏“雅”，平易而不俗：

我領略過幾次冰心先生的哭。

那是一種真正的冰心先生的哭。

那是一種真正的大哭，很嚇人。雙手捂著臉，號啕大哭，聲淚俱下，蕩氣回腸，毫不掩飾，不管當著什么人，來勢極猛，像火山爆發，是一種最真摯的感情的流露。

我從此知道什么叫號慟大悲。

——《生命在案頭·夢和淚》

這樣的語言夠簡潔，段落轉換明快，卻無刻意的雅馴，迥異于老舍。老舍的筆下很少會在行文間連用排比，更不喜用“蕩氣回腸”“號慟大悲”這樣的詞語。舒乙的文字屬于他自己，干凈利落，卻又激情澎湃。

舒乙自己也曾說過，他每次寫文章，都會先尋找一個較為獨特的角度，將文章寫得有新穎活潑，這個思路恰好符合了“預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覺陳”的創作心得。他工作在中國現代文學館，研究范疇是現代文學，離不開現代作家，是以他又喜歡寫人物，寫很多不為人知的小細節，為中國現代文學的斑駁記憶填補了一塊又一塊空白。

他的筆下寫了老舍、茅盾、曹禺、許地山、劉半農、冰心、楊沫、孫犁、臺靜農、林海音、蘇雪林等大量現代文學名家，他寫這些人物的身世、品質、氣韻，慣常以情帶文，尋覓自己情感體悟的“宣泄點”，然后以“點”突破，若溪流婉轉，自然流淌。他寫巴金，借俄羅斯一行，與老托爾斯泰類比，著重老作家的“言行一致”（《生命在案頭·巴金終生的追求》）；寫孫犁，抓住他深居簡出的特點，如何“躲在書后面”（《生命在案頭·躲在書后面的孫犁》）；寫香港作家梁鳳儀，則緊扣她的寫作速度，右手中指上磨出了膙子（《生命在案頭·我眼中的寫家梁鳳儀》）；寫中國現代文學館的珍貴藝術品，概括提煉為“九絕”，所列舉的九樣藝術品，經過書寫闡釋，讓人信服（《美好心靈的富礦·“九絕”》）。舒乙散文紀實性強，他在意數字，重視走訪，凡是他寫到的，基本都是他經過實際訪察過的。他寫老舍的半生萍蹤：

從1924年到1949年底，老舍一直不在北京，一別就是25年。在這25年里，老舍在英國住了五年。在新加坡住了半年，在濟南住了四年，在青島住了三年，在武漢住了一年，在重慶和北碚住了七年半，在美國住了三年半……在倫敦，老舍先后住過四個地方。第一個地方是巴尼特區的卡納旺街18號，離倫敦有11里……半年之后，老舍搬到倫敦西部的荷蘭公園區詹姆斯廣場大街31號……老舍搬到公寓里去住了半年，公寓位于托林頓廣場附近。最后一個住處是在倫敦的南部斯特里塞姆高地（Streatham Hill）的蒙特利爾路31號……1929年夏，老舍離開倫敦，在歐洲大陸旅游了三個多月，所到的國家是：法國、荷蘭、比利時、瑞士、德國、意大利……第二年春天才回國，在北平他只作了短暫的停留，住在老朋友白滌洲先生家（西城機織衛煙通胡同6號，今9號）。

——《爸爸老舍·八方風雨四海為家》

這段文字具體到了時間、地點、位置等，甚至標明了門牌號碼。往事如煙，這樣的細節如果不經大量走訪和資料核對，是無法進行準確描述的。他的這種寫作思維在記述北京風物的文章和尋訪許地山、蕭紅、劉半農的墓地等文字中亦有著鮮明的體現，這可能與他前半生的理工習慣有關，帶有實驗室的氣質，搜羅證據、爬羅剔抉。

三

舒乙文章的另一大特點是始終維持著一塊“精神高地”，那就是保護傳承民族文化。他是全國政協委員，參政議政是本職工作，在他的提案里很多都是關于“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的內容，《舒乙文集》的《北京你好》卷，收錄的《一段漂亮街墻的命運》《呼吁保護崇內九座中西合璧近代小樓》《拯救和保衛北京胡同、四合院》《京杭大運河，殘缺的輝煌》《隋唐大運河，地下的輝煌》《江南運河，水鄉的輝煌》《重新理解大運河是保護和“申遺”的關鍵》等篇章，都是舒乙為保護傳承民族文化發出的吶喊。老北京城一些古建筑，也的確因舒乙的奔走和呼吁而引起重視，從而保存下來。面對消逝的北京城文化遺存，他大聲疾呼：“不過，要抓緊啊！再晚，等什么都沒有了，就更對不起人了。”《北京你好·尋覓幾位法國友人在京足跡》他愛北京，不是溺愛，愛之深責之切，他也同時批判北京文化中的懶散、茍安，這是一位生于民國，長于新中國的現代知識分子，始終秉承著的強烈使命感，這是可貴的赤子心。他的所有情感、抱負、觀點，在文章里都有著現實事件的支撐，充溢著生命體驗過的溫度、色澤和煙火氣。

閱讀四卷《舒乙文集》，宛若作者面對面的閑聊，友朋相聚，達意抒情，這些文字沒有華麗辭藻編織的堂皇外表，卻樸實而有生氣。舒乙往往會隔一小段掀個小高潮，扔個小“包袱”出來，讓整篇文章活潑而充滿趣味。這個習慣來自聊天，來自演講，來自評書。

收藏家馬未都曾提過一件事，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他們京城幾名“玩家”要成立個中國古典家具研究會，延請舒乙當會長，舒乙說，他對古家具這行業一竅不通，馬未都則說，正因您一竅不通，才能不偏不倚。舒乙欣然領命，發表了一通慷慨激昂地就職演說，一番講話竟然讓在場諸公熱血沸騰。我曾現場聽過舒乙的一次講座，他說話時有極強的感染力，縱橫捭闔，層次分明，笑聲爽朗，讓人入耳動心。現在讀他的文章，仿佛人在目前，感覺這種說話的藝術也被他運用進了寫作中。

我與舒乙先生有一段小小因緣。多年前，我撰寫《中國武俠小說史話》完稿，即將付梓，多重考慮，曾想請他題寫書名，但是電話過去，才知道他已臥于病榻，不能言語，我也唯有祝老人家健康。此刻重讀斯文，又念斯人，想起他晚年心無掛礙，不再理世間翻覆變化，亦算求仁得仁。

老舍先生曾說：“哲人的智慧加上兒童的天真或許能成為一個好的作家。”兒童的天真，其實就是赤子心，縱觀舒乙為人為文，始終不脫天真之態，《紅樓夢》里說：“所謂赤子之心，原不過是‘不忍’二字”，舒乙以赤子心為文，筆下流露出的正是“不忍”。

讀舒乙的文章，非是讀文章，而是讀舒乙。中年寫文，晚年習畫，他沒有刻意去繼承父母的職業，而是秉心而為，隨緣盡興，向著理想篤定前行，活得透明而澄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