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由世界杯帶動的足球狂熱始終是南美國家別具一格的風景線和亮麗的文化名片，這種狂熱隨著梅西率領藍白軍團在卡塔爾世界杯奪冠，阿根廷陷入舉國狂歡的海洋而達到了巔峰。

阿根廷是世界上最早一批引進足球運動的國家，到2023年，阿根廷聯賽已誕生130年，是歷史最悠久的足球聯賽之一。可以說，足球深深印刻在阿根廷的歷史和社會發展中，它是阿根廷民族之魂，是阿根廷人民的精神給養，是他們在暗淡歲月中的心靈慰藉。在阿根廷，足球無處不在，據民調顯示，每10個阿根廷人有9個宣稱自己是某個俱樂部的球迷。足球令阿根廷人自豪，是他們刻進骨子里的熱愛，因此也成為眾多文人墨客筆下揮斥方遒的競技場。

足球與文學：從相斥到和諧

如今，在阿根廷乃至整個拉丁美洲，足球與文學的關系十分密切，基于兩者關系衍生出的足球文學體裁成為民眾和知識分子之間詩意化的辯論拉鋸戰，人們圍繞普遍熱衷的日常愛好進行富有共鳴且熱烈激昂的討論與對話，通過文學創作和社會學闡釋來為足球發聲。此時，足球和文學便不分邊界地將球迷和書迷彼此融通。

然而，足球這項運動在拉美傳播和發展之初，就和諧地嫁接在了文學之中嗎？事實并非如此。拉美作家群體中對足球的態度既有支持者又有反對者，支持者欣賞足球，并將其變成一種文學的創造性資源，反對者則明確表達對足球的厭惡。烏拉圭著名作家愛德華多·加萊亞諾（1940—2015）以資深球迷自居，寫就了詼諧幽默且真摯感人的散文集《足球往事：那些陽光與陰影下的美麗和憂傷》（1995），他將對足球的熱愛幻化在文風暢快的文學創作中，是足球進入文學的支持者和代表作家。而阿根廷著名作家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1899—1986）則以一句“足球流行，因為愚昧流行”表達了自己對足球的厭惡和輕蔑，他對像足球一樣具有煽動性的群體性運動或流行文化抱有疑慮。反對足球進入文學的作家始終與足球保持距離，批評足球是人民的鴉片、是典型平民化和大眾化的標志，應與文學這等“高雅文化”區分開來，從而保持文學的純粹性。如此明確的劃分，表明足球與文學的關系一開始并不和諧。

隨著時間的推移，文學界的天平才逐漸向捍衛足球并利用它進行文學創作的一方傾斜，由此兩者之間的關系便發生了微妙的轉變。

阿根廷文學對足球的接受過程亦是如此。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阿根廷文學主題往往限于愛情、戰爭、悲傷、政治和死亡，那些本就為大多數精英群體而非人民大眾消費的文學書籍逐漸失去了讀者，而以體育新聞為主的媒體報道反而吸引了更多受眾。為了活躍出版市場，作家們開始翻新花樣，擴大作品主題范圍，使故事更加多樣化。他們意識到：為了盡可能廣泛并準確地反映阿根廷社會文化環境，他們必須觸及某些多年前被知識界拒之門外的日常生活主題——足球。

最先進行足球文學嘗試的是阿根廷散文家、詩人巴勃羅·羅哈斯·帕斯 （1896—1956）。20世紀30年代開始，他以筆名“看臺黑人”在當時的《評論日報》撰寫體育報道。他的足球報道以內容豐富的故事為特點，詳細敘述了每場比賽球場內外的場景、聲音、布置、狂歡氛圍等細節，具有強烈的文學感染力。可以說，足球的世界性流行逐漸豐盈了文化的表達方式和實踐，隨著足球賽事越來越受到重視，文學也不能再忽視這種在群眾中引起如此狂熱的表現形式，因此越來越多的作家接受并主動將足球帶入了文學世界。60 年代，阿根廷一些開明人士將文學藝術之外的其他文化表現形式分割出來。70年代，文學徹底打破足球話題的禁忌，轉而重視其在社會文化方方面面的作用。于是，足球作為一種植根于全民運動，代表拼搏精神和團隊凝聚力、象征跌宕起伏人生的人類社會活動產物，順理成章被阿根廷文學所采用，并逐漸發展成“足球文學”這一新型文學體裁。

描繪球場故事 闡釋沸騰人生

半個世紀以來，足球如同流淌在阿根廷人血液里的基因一樣，成為阿根廷文學的永恒主題。

作為阿爾馬格羅足球俱樂部的狂熱粉絲，奧斯瓦爾多·索里亞諾（1943—1997）承認自己本想成為俱樂部的9號球員，但由于沒能做到，才成為了作家。他出版了足球主題的青少年系列小說《幸福歲月的故事》（1993）和故事集《足球》（1998），匯集了眾多情感交織的球場故事。索里亞諾捕捉并描寫遙遠的巴塔哥尼亞兩個失落的城鎮之間的比賽，刻畫那些被人們遺忘但值得銘記的守門員，描寫足球俱樂部的誕生和讓人拍案叫絕的點球大賽，構想魅力十足的教練費爾南德斯先生的球場回憶，致敬1942年那場因二戰取消而不存在的世界杯，構思卡西迪的裁判兒子用子彈取消進球的瞬間，以及回味馬拉多納以“上帝之手”打敗英格蘭以報馬爾維納斯群島戰爭之辱的神來之作。一個個精彩紛呈的足球故事還原了索里亞諾腦海中熱血沸騰的球場記憶，他將足間的酣暢淋漓融為筆下揮灑自如的詩意田野，有時他作為人物角色參與其中，與讀者一同回味足球帶給阿根廷人陽光與陰影并存的記憶。羅伯托·桑托羅（1939—1977）被稱為“足球詩人”，他編寫的《足球的文學》（1971）收入了不同作者的詩歌、故事和報刊文章，甚至包括球迷的經典歌曲，號稱阿根廷制作最完整、最富激情的足球文集。

作家兼漫畫家羅伯托·馮塔納羅薩（1944—2007）是羅薩里奧中央俱樂部的粉絲，他擅長在虛構球賽和球員故事的同時，配上妙趣橫生的足球漫畫。其小說《1971年12月19日》（1982）以羅薩里奧中央戰勝紐維爾老男孩的賽事為藍本，塑造了一個令人興奮又悲情的故事。為了博得好運，年輕球迷綁架身患心臟病的老球迷觀看比賽，而老人因球隊獲勝激動而亡，卻被人們認為是幸福的死亡。作者以主人公的視角暗示了自己也想選擇為足球而亡的幸福感，他對足球的狂熱可見一斑。該故事被收錄在之后出版的書籍《十一對十一：球迷的足球故事》中，另有故事集《純粹的足球》（2000）等。他撰寫的足球故事有趣且感人，其中《瘋子坎西諾》中塑造的視比賽為生命、為足球哭泣的主人公讓人印象深刻。為了扳回比分，坎西諾在球場全力以赴、聲嘶力竭地奔跑帶球，卻被人們冠以“哭泣的瘋子”關進精神病院。人們會為他成功進球而吶喊，也會因他“精神失常”而將他拋棄。馮塔納羅薩以一個個小人物、一場場小比賽勾勒出自己獨特的足球文學世界，讓讀者跟隨起承轉合的人物命運和波瀾壯闊的賽事，重回足球歷史的崢嶸歲月。

馮塔納羅薩故事集《純粹的足球》 資料圖片

一種社會文化的表達方式

體育記者亞歷杭德羅·阿波（1954— ）從1995年起開播名為“滿懷深情”的廣播節目，講述阿根廷足壇的輝煌時刻，播出與足球人物的經典訪談，后將節目內容匯編成戲劇作品《足球、故事和擁抱》（1999）和兩部故事集《足球講述故事》（2007）、《傾注我所有的愛》（2010）。可以說，阿波是將足球從阿根廷大眾傳媒帶入文學世界的典范，他力圖以廣播文學及影像留存的形式將足球運動變為國家文化遺產。在他匯編的故事集中，阿波重溫了阿爾弗雷多·迪·斯蒂法諾（1926—2014）在河床俱樂部的光輝職業生涯和他帶領國家隊贏得美洲杯冠軍的巔峰時刻，重溫了羅伯托·佩爾福莫（1942— ）通過防守領導球隊獲得南美解放者杯和洲際杯的時代，回顧了馬拉多納從阿根廷青年人轉會博卡青年一路披荊斬棘過關斬將的青春年華。阿波通過節目將足球熱情傳遞至家家戶戶，將球場溫情延續至耐人尋味的紙墨筆間。人們逐漸習慣了一邊觀看球賽、街頭巷尾踢著足球，一邊高談闊論賽事狀況、欣賞體育報道和足球文學的詩意解讀。

曾獲奧斯卡最佳外語片《謎一樣的雙眼》（2009）的編劇愛德華多·薩切里（1967— ）是阿根廷獨立俱樂部的資深球迷，他明確表示自己人生的兩大愛好即足球和文學，足球幾乎在他所有小說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的另一部力作《電廠之夜》（2016，該小說中譯本榮獲21世紀年度最佳外國小說獎）中的靈魂人物佩拉西便是一位退役足球明星。作為“以盜治盜”行動小組組長的他，思路清晰、有條不紊，為了實施計劃招募隊員，他給予隊員充分信任并為他們準備救命腰包。薩切里將佩拉西的全局觀和戰略部署能力歸功于足球運動。小說字里行間也流露出他對足球的情感和熱愛，指出“人會忘記大部分度過的日子：在哪兒、和誰、做了什么……相反，有些時刻永遠也忘不了。比如說……和誰一起在哪兒觀看了馬拉多納攻破英格蘭足球隊的大門……”薩切里將對足球的思考帶入文學創作，甚至在2018年哥倫比亞波哥大國際書展開幕后，他還以“阿根廷走上球場”為口號，影射“文學走上球場”的創意吶喊，宣示了文學與足球相融相通、互惠互利的關系，認為足球和文學都代表著自己國家的文化財富，它們是兩種儀式的象征，是對復雜而難以參透的生活哲理最簡化的表達，并應景地組建了自己腦海中理想的作家足球團隊。

此外，胡安·薩斯圖蘭（1945— ）的《桌上足球的羽翼：當我們談論足球時我們在談論什么》（2004）、馬丁·卡帕羅斯（1957— ）的《小博卡》（2005）以及魯道夫·布拉塞利（1940— ）的《我們屬于足球》（2001）和《親愛的敵人》（2013），或以足球評論、報道，或以紀實文學、虛構想象等不同方式記錄著關于足球、友情、親情的故事，及其幕后暴力、金錢和權力的制衡關系，讓人們透過熱血沸騰的球場了解隱匿其后的阿根廷社會、政治、經濟及歷史跌宕起伏的瞬間。由此，阿根廷人民的足球熱情也通過文學的方式成為一種社會文化的表達方式。

（作者單位：外交學院外語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