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有詩云：“卿尚粗解中行頡，我慚不識左行怯。奇情艷福天難妬，紅袖添香對譯書。”字里行間透露出他對翻譯有一種特別的情懷。從梁啟超的等身著述中，人們可以尋到三條與翻譯有關的痕跡，一是從事翻譯研究，二是提出翻譯理念，三是進行翻譯實踐。

梁啟超的翻譯研究主要體現在對中國佛經翻譯的細致考察上，是他率先提出“翻譯文學”這一說法，稱“自羅什諸經論出，然后我國之翻譯文學，完全成立。蓋有外來‘語趣’輸入，則文學內容為之擴大，而其素質乃起一大變化也”。對“翻譯文學”的形成及其深遠影響，可謂言簡意賅，一語中的。梁啟超認為翻譯文學對中國“一般文學”的影響，具有三方面的特點：第一，中國語言的表達詞語，通過譯者廣泛的引進和“大膽的創造”，日益擴大，不斷添新。第二，中國語言的表達形式或曰文體，憑借譯者的掂量、錘煉，賡續涌現出一個又一個的“新天地”：遠者，如“禪宗語錄”文體的勃興；近者，如以“白話新文體”譯述英人羅素的哲學著作。第三，中國的純文學，如小說、歌曲，其情趣，借助譯者“順應時勢以開拓”，面貌為之一新者，屢見不鮮。前者如《水滸》《紅樓》，“其結體運筆”受翻譯文學影響處“甚多”；后者如“雜劇傳奇彈詞等長篇歌曲”，亦不乏翻譯文學的珠璣錦繡。

梁啟超的翻譯理念有三點值得關注：首先，“譯書者，將使人深知其意”，即不能令原文本意“靡失”，更不能“羼雜主觀的理想，潛易原著之精神”。其次，對于原文的表達方式，雖“刪增之，顛倒之，未為害也”。再次，“譯者之所學與著書者之所學相去不遠”，力避“外行人說外行話”的窘境。

梁啟超的翻譯實踐，主要包括《佳人奇遇記》《世界末日記》等四部小說，數量雖少，影響很大。特別是對《十五小豪杰》的翻譯，開科學小說中譯之先河，為日后的此類翻譯起到標桿式的作用。此外，他還在自己的創作中節譯過拜倫長詩《唐璜》中的片段，如將The isles of Greece! the isles of Greece/ Where burning Sappho loved and sung/ Where grew the arts of war and peace,/Where Delos rose,and Phoebus sprung!移譯為“希臘啊！希臘啊！你本是平和時代的愛姣，你本是戰爭時代的天驕，‘撒芷波’歌聲高，女詩人熱情好，更有那‘德羅士’‘菲波士’榮光常照”。

Sappho即“撒芷波”，一位古希臘女詩人；Phoebus即“菲波士”，古希臘神話中的太陽神；Delos即“德羅士”，愛琴海的一座島嶼，相傳為太陽神的誕生地。梁啟超在以“音譯”的方法處理好這三個專有名詞后，便放開手腳，對其他部分大膽“意譯”，取得了非凡的效果。如此翻譯，既不悖于他的翻譯理念，也顯示出他在佛經翻譯研究時所受的種種潛移默化的影響。

最近，我從南郊來到北城，在地處三貴街的“長沙時務學堂”作了一番游覽。睹舊物而思故人，觀今朝而憶往昔，在這里擔任過“中文總教習”的梁啟超，在向同學們大談國事的間隙，提到過翻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