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來自不同文化營壘、個性與作品風格截然不同的魯迅與郁達夫，為何能成為文學兄弟，始終保持真摯的友情？請與我們共同閱讀此文，體會他們對彼此的深厚情誼和對文學的不同追求。

與周作人兄弟失和的打擊，對于魯迅而言，固然是親情決裂之痛，也使他在文學事業上突陷孤獨彷徨。東京時代、紹興會館時代、八道灣時代兄弟攜手的燦爛歲月不再，真正的文學兄弟是否還會出現？早在1923年春節期間，也就是周氏兄弟決裂之年，命運便已作出了它的安排。

2月17日，大年初二，一位穩健平和、清俊柔弱的年輕人出現在北京八道灣11號客廳，同時也出現在了魯迅的日記中。這位小魯迅15歲的年輕人正是郁達夫，彼時作為北大經濟系的統計學講師，與張鳳舉、徐耀辰、沈士遠、沈尹默、沈兼士、馬幼漁、朱逷先一并受周作人之邀而來周宅，后來被同時在座的魯迅評價為看不出“一副‘創造臉’”的創造社成員。

八道灣11號舊址院內景象

那是一次愉快的家宴，魯、郁二人作為浙江同鄉，又同是留日一族，當言及故鄉風物、日本風情和他國文學吧。臨別時，在呼嘯的北風中送客出門的魯迅還給郁達夫講了幾句笑話，令其回味無窮。

10天后，郁達夫在東安市場東興樓回請周氏兄弟。自此，郁達夫將在魯迅日記中出現210次，贈書索句賦詩，互約著譯文章。據記載，二人之間可統計的雅集至少有30次，其中包括造就了千古名句“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聚豐園“達夫賞飯”。

那時，魯迅還沒有“醉眼陶然”，郁達夫也沒有“春風沉醉”。創造社與語絲派尚未成為對陣的營壘，語絲社甚至還沒有成立。作為創造社的發起人之一，郁達夫信奉弗洛伊德的“力比多”；而以鮮明的現實主義態度秉持與文學研究會類似主張的魯迅，正以“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為這慘淡的人生而吶喊。不過，在和郁達夫年紀相仿時，留學日本的魯迅雖遍覽東歐文苑，翻譯弱小民族國家文學，最喜歡的卻是俄國作家安特萊夫、迦爾洵的幽深悲世以及阿爾志跋綏夫那偏重“肉的氣息”的文學。

1921年，國內新文化陣營分化，遠在日本東京的郁達夫、郭沫若、成仿吾、田漢、張資平等人卻仍經受著來自母國新文化思潮的激蕩，積極籌組創建了以建設“中國未來之國民文學”為目標的創造社，首創《創造》季刊。當年10月郁達夫的第一部小說集《沉淪》出版，史上從未有過的對幽暗心理的袒露與大膽的心靈剖白震驚了文壇。銷量超過20000冊的《沉淪》一夜風行，卻很快被批評為“不道德的小說”。對此，周作人于1922年3月26日在《晨報副刊》發表文章，為這藝術之作申辯。八道灣的初次拜訪，便是郁達夫的登門酬謝。

1926年春創造社同人合影，左起為王獨清、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

彼時，魯迅唯一的中篇小說《阿Q正傳》剛在《晨報副刊》連載完畢，這部讓魯迅名垂中國新文學史的經典之作，令郁達夫景仰不已。他向郭沫若推薦了《阿Q正傳》及《故鄉》，希冀創造社同人能夠來北京玩玩，結識魯迅。然而，郭沫若當時并沒有心思賞讀。五四文學革命以來，中國新文壇終于形成兩大風格迥異的社團流派，無論創造社、文學研究會論爭如何激烈，中國新文學的核心結構已深深嵌入了魯迅式的反諷與郁達夫式的情感。

在八道灣初次會見之后三個月，郁達夫從北京返回上海，創辦了《創造周報》，內容側重文學評論與翻譯，兼顧創作。這樣的報刊定位，正是魯迅所期許的。此時創造社同時刊行季刊、周報、日刊三種出版物，還印行“創造社叢書”和“辛夷小叢書”，充分彰顯了活躍堅實的文學社團的生命力。

令在上海貧民窟度過1923年暑假的郁達夫意想不到的是，遠在北京的周氏兄弟居然決裂了。秋季開學后的11月22日，郁達夫以書會友，專程到磚塔胡同拜訪魯迅，那時魯迅已攜朱安搬離八道灣。

郁達夫是下午三點多到達磚塔胡同的，那日的天氣一如其作品的基調，陰沉、暗郁。在坐北朝南的小四合房子里，郁達夫與魯迅談到了北大教員間的閑話與學生的習氣。在善于體察的郁達夫看來，眼前這位留著胡子、臉色很青、衣衫單薄、身材矮小的小說家有著柔和的紹興口音，笑聲非常清脆，眼角有幾條可愛的小皺紋。郁達夫奉上8月間由上海泰東圖書局初版的《蔦蘿集》，同月魯迅的第一部小說集《吶喊》也由北京新潮社初版。作為創造社“辛夷小叢書第三種”，《蔦蘿集》收錄了“自敘傳”短篇小說《血淚》、《蔦蘿行》及散文《還鄉記》等。郁達夫在扉頁鄭重題上了“魯迅先生指正，郁達夫謹呈。十二年十一月”。

《蔦蘿集》自序文末注明該文作于“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八日午后上海貧民窟”，幾乎與周氏兄弟決裂的時間相當。短篇小說《春風沉醉的晚上》也是寫于這個時候，并刊于1924年第2卷第2期《創造》季刊，魯迅受贈閱讀時已是1924年3月18日。1923—1924年，郁達夫接連贈送魯迅《創造》季刊。

恰是在魯迅彷徨、苦悶乃至頹廢的人生至暗時刻，郁達夫及其文學進入了魯迅的心靈深處。當時的社會迸發出解決人生問題的熱望，而郁達夫直接敞開了自己的胸膛，暴露出靈魂中的孤苦幽暗、憂郁哀傷、激憤宣泄與懺悔掙扎。不管評論的好壞，也不管賣得好壞，郁達夫對其自敘傳是不需要臉紅的。一個彷徨而至誠的靈魂，對誘惑的無抵抗、對人性弱的屈服、對沉淪的放縱，激起了人們內心最深處的共鳴。而其語言的纖微倦怠、句子的纏繞舒卷，也毫無疑問地擴展著新文化讀者的感知力。郁達夫的苦悶書寫，從某一人性維度暗合了魯迅對于誠與愛的期冀，盡管《蔦蘿集》中的小說意在諷刺文學研究會“為人生”的血淚文學。

12月26日，郁達夫再次向魯迅奉上《創造周報》半年匯刊一冊，魯迅酬以《中國小說史略》上卷，這再度讓郁達夫贊賞不已。對于中國古典文學的共同愛好與深湛修養，使得二人很快發展為可以隨便走進一家小羊肉鋪里喝白干的兄弟。

并不是每個人都知曉，魯迅曾打算寫一部叫做《楊貴妃》的長篇小說，這一計劃卻由郁達夫透露給世人。當年，郁達夫仔細聆聽了魯迅成熟的小說構思，欽佩非常。

以玄宗之明，那里看不破安祿山和她的關系？所以七月七日長生殿上，玄宗只以來生為約，實在是心里已經有點厭了，仿佛是在說：“我和你今生的愛情是已經完了！”到了馬嵬坡下，軍士們雖說要殺她，玄宗若對她還有愛情，那里會不能保全她的生命呢？所以這時候，也許是玄宗授意軍士們的。后來到了玄宗老日，重想起當時行樂的情形，心里才后悔起來了，所以梧桐秋雨，就生出一場大大的神經病來。一位道士就用了催眠術來替他醫病，終于使他和貴妃相見，便是小說的收場。

——郁達夫《奇零集·歷史小說論》

魯迅完全解構了李楊的愛情神話，一番設想實在是妙不可言，若小說寫出來一定別開生面。通過郁達夫的轉述，的確可以聯想到后來《故事新編》的調性。毫不夸張地說，此時的郁達夫已把準了魯迅的文脈，同時也是中國新文學正典的文脈。1924年魯迅去西安講學，看到了荒落破敗的長安舊址，感嘆早已不是唐朝的天空，再也沒有興致提筆寫這部小說。這一偉大的虛構卻深深鐫刻在了郁達夫的記憶深處。

魯迅與郁達夫也都是詩人，都有細膩敏感的詩的心靈。尤其是舊體詩詞，郁達夫一生創作了至少400多首，魯迅則留下70余首。二人曾經唱和酬答，留下不少佳話。

魯迅、郁達夫之間的書信往來

魯迅首訪郁達夫，是在遷至西三條21號之后。1924年7月3日“午后訪郁達夫，贈以《小說史》下卷一本”。當晚，郁達夫便“攜陳翔鶴、陳厶君來談”。此后，郁達夫經常帶淺草社成員等文學青年來周宅拜訪魯迅，豐富了這個小院的新文學生態。

郁達夫留學日本比魯迅晚了11年，但身在東瀛的二人均為群星閃耀的19世紀俄羅斯文學所深深吸引，特別是屠格涅夫，直接影響了二人后來的文學人生。魯迅曾說自己的“做起小說來”，“所仰仗的全憑先前看過的百來篇外國作品”；郁達夫更是有嗜讀小說之癖，僅在名古屋第八高等學校的四年，便讀了不下千部俄、德、英、日、法的小說，域外閱讀量遠遠大于魯迅。

既是教育部僉事、又是通俗教育研究會小說股審核干事的魯迅，欣賞郁達夫的語言天賦與坦率性情，愿意與之合作，倡議遍覽全國文學刊物，自主挑選優秀作品，選印小說集，扶植文學青年，為陳腐的中國文壇培養現代敘事文化。郁達夫欣然同意，兩人不止一次商量過編輯出版計劃，可惜由于時機未成熟，計劃擱淺。

郁達夫懶散、率性、消極，魯迅勤勉、內斂、積極，二人性情恰好互補，更是飲酒上的同好和文學上的知音。魯迅與郁達夫這對文學兄弟在某種程度上甚至超越了周氏兄弟，后來二人滬上重逢聯手后所煥發出的中國新文學的巨大潛能，在北京時期便已埋下了伏筆。

1925年10月17日，魯迅寫畢短篇小說《孤獨者》，那時郁達夫已到武昌師大國文系教書。《孤獨者》中出現了影響深遠的《沉淪》，主人公魏連殳的來客們“大抵是讀過《沉淪》的罷，時常自命為‘不幸的青年’或是‘零余者’，螃蟹一般懶散而驕傲地堆在大椅子上，一面唉聲嘆氣，一面皺著眉頭吸煙”。虛構與虛構、虛構與現實的巧妙互文，非常典型地刻畫了“為賦《沉淪》強說愁”、自命不凡的二三代“新青年”，呈現出迷茫的后五四時代精神，孤獨者、零余者一時成為文學青年的美學標簽。

魯迅與郁達夫無疑都是中國新文壇的“天選之子”，郁達夫曾自稱二人為同一類屬，我更愿意理解為，他們是在求同存異的表象之下，立基于文學自覺、尊重文學多樣美學形態支點之上的本質趨同。郁達夫追求創作的充分自由，而魯迅則強調要時刻分清生活之真與藝術之真。他們都有自己的詩學，不會隨時淪為靈感的掌中物，正如他們的小說遠離偶然性而表現出深深的和諧。如果要用一句話概括二人的異同，是否可以說，他們都引那悲哀者為同調，以被侮辱、被損害的弱勢群體為文學表現的核心，只不過在美學追求上，直接切近血肉的魯迅通過文學療救人生，而忍不住宣泄的郁達夫通過文學療愈了自己。

在魯迅眼中，創造社成員個個“神氣十足，好像連出汗打嚏也全是‘創造’似的”，但他在郁達夫臉上卻“看不出那么一種創造氣”，便越發覺得他溫厚、真誠、坦率。這大概就是盡管文學見解并不一致，卻不妨礙他們成為文學兄弟與并肩戰友的精神原點吧。也許，正因為較早與魯迅有面對面的直接交往，郁達夫與其他創造社成員相比，發展出了不一樣的文學氣質。比如，郁達夫能夠從美學的距離看待魯迅與創造社的論爭，“雖則也時常有譏諷的言語，散發在各雜文里，但根底卻并沒有惡感。他到廣州去之先，就有意和我們結成一條戰線，來和反動勢力拮抗的；這一段經過，恐怕只有我和魯迅及景宋女士三人知道”。

1925年初，郁達夫離任北大，前往武昌師范大學任教授，與同在武昌的張資平、成仿吾籌辦創造社出版部。一年半后，魯迅南下去廈門大學任教。二人都曾在廣州短暫執教，卻未曾謀面。經歷了大革命的血雨腥風后，二人重逢滬上，合編《奔流》，譯介外國文學，加入中國自由大同盟、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左翼作家聯盟和中國革命互濟會等進步團體，積極投入現實的革命洪流中，并肩作戰，患難與共，開啟了又一段廣闊深入的文學人生，留下更多的文壇佳話，而這些均基于北京時期打下的情感基礎。

1930年8月，郁達夫（前左二）與魯迅（前左三）在上海應內山完造（后右一）邀請參加文藝漫談會

魯迅一生反目之人多矣，其中不乏同一戰陣中的伙伴，胡適、錢玄同、劉半農、林語堂……而唯對來自不同營壘的郁達夫始終保持了真摯的友情，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