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大報告對新時代新征程的各項事業發展作出了重大戰略部署，就文化領域而言，要求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增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力量。這一重要論斷具有深厚的歷史背景、豐富的內在邏輯和鮮明的現實指向。

增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力量，構成中國百年文藝演進的歷史主線。19世紀末20世紀初，封建制度瓦解、西學東漸，實現民族獨立、建立新中國成為當時最急需解決的問題。于是，現代文藝開始了對民族國家的想象，夢想建立一個富強的現代化的新中國。這一想象及其實踐構成了中國現代文藝最重要的線索和主題。1949年以前，從晚清時期梁啟超的《新中國未來記》、陸士諤的《新中國》、蔡元培的《新年夢》，到五四時期李大釗的《青春》、魯迅的《狂人日記》、郭沫若的《鳳凰涅槃》，再到20世紀20年代郁達夫的《沉淪》、聞一多的《七子之歌》、蔣光慈的《哀中國》，以及20世紀三四十年代艾青的《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老舍的《四世同堂》、何其芳的《新中國的夢想》、胡風的《時間開始了》，無一不圍繞“新中國”建構這一宏大訴求展開敘述。

新中國成立之后的近30年時間里，社會主義文學強化了革命意識與集體觀念。例如，杜鵬程的《保衛延安》、曲波的《林海雪原》、周立波的《暴風驟雨》、柳青的《創業史》、浩然的《金光大道》等作品，以歷史隱喻和記憶重構的方式講述建立新中國的進程。在這一類寫作中，既有優秀的紅色經典，也有一些作品無法在更為純粹的文本意味的前提下完成民族國家想象的宏大敘述，而只能以革命的“抒情”進行折中性表述，最終導致敘述陷入“無法完成”的境地。隨后，新時期文學以現代化建設為契機，從經濟改革和文化復興兩個方面想象民族和國家的發展。例如以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開拓者》為代表的改革小說，首次從經濟層面探索實現民族富強；以韓少功的《爸爸爸》和阿城的《棋王》為代表的尋根小說，從文化尋根與反思的角度探索實現文化復興的宏大愿望。

20世紀90年代，個人欲望、性格命運等偶然性逐漸替代歷史的完整性，成為文學敘述的重要動力。但仍然有很多作家以關乎國計民生的重大事件展現社會的發展進步，或者通過宏大的歷史書寫彰顯民族國家現代轉型的歷史體驗。我們可以將百年來的這一想象的目標定位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地看，20世紀中國文藝深度反映和參與了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進程。

增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力量，是新時代文藝創作的主要任務。具體說來，一是對內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二是對外不斷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和中華文化影響力。一個民族的復興需要強大的物質力量，也需要強大的精神力量。當前我國經濟總量穩居世界第二，人民的物質生活不斷豐富，亟需我們提高文藝創作的質量，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人民不是抽象的符號，而是一個個具體的、生動的人。因此，文藝作品能否滿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取決于作者是否深入人民中間，把人民的喜怒哀樂記掛于心，是否深入人民生活深處，真切觀察、體驗人民生活，是否讀懂讀透社會，洞悉社會矛盾與現實問題。另一方面，要讓人民成為文藝評價的主體，讓人民的觀點成為文藝評價的標準。但這并不意味著弱化批評家的批評和藝術自身的審美標準，反而是強化二者的互動。

全球化背景下，中外文化極大交融，意識形態交鋒十分激烈，保持中國精神的獨立性，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和中華文化影響力顯得尤為迫切。對于文藝創作來說，融入優秀傳統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顯得至關重要。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堅實根基，是文藝創作的重要源泉。文藝創作融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既可以豐富作品的精神內涵，也可以讓更多讀者理解和認同中華文化。例如，高密東北鄉、商州、蘇北水鄉、臨汾的民間傳統文化滋養了莫言、賈平凹、畢飛宇、賈樟柯的文藝創作。目前中國已經成為當之無愧的文藝大國，文學作品與影視作品產量穩居世界前列，文藝市場也非常龐大。相比之下，中國文藝作品的海外傳播還不盡如人意。中國文藝作品進入世界視野，除了作品本身對接人類共通的情感需求，在精神層面改善人類生存境遇，彰顯人類情懷之外，還需要借助成熟的國際傳播體系，形成與國外優秀文藝作品的交流互鑒。只有人民精神思想進一步豐盈，民族精神不斷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和中華文化影響力加速提升，才能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全面注入強勁的精神力量。

增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力量，規定了新時代文藝創作的道路方向與基本屬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增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力量需要的必定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這要求我們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根本制度，堅持文藝的人民性方向。作為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中國化時代化的經典文本，1942年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和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先后系統性回答了“文藝為什么人服務”“文藝如何助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兩個關鍵問題，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發展錨定了坐標、指明了方向。因此，堅持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的指導地位，是社會主義文藝創作的題中之義。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必須堅持以人民性為根本方向。《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鮮明提出，“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為人民大眾的”。《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出，“社會主義文藝，從本質上講，就是人民的文藝”。從文藝發展的歷史規律來看，與人民貼近，就擁有無限活力和勃勃生機；遠離人民，就會落入寂寥和枯索。以人民為表現主體，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是社會主義文藝創作的必然要求。

另外，民族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的重要屬性。這里的民族指的是一體層次的中華民族。文藝創作要增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力量，民族性特征、民族風格不可或缺。毋寧說，正是民族性特征、民族風格決定著文藝作品如何具有中國作風、中國氣派。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越是具有鮮明民族性的文藝作品，越容易被國外民眾接受，使他們在審美中加深對中華文化的認識和理解。因此，闡釋中華民族稟賦、中華民族特點、中華民族精神，也是當前文藝創作的重要方面。

（作者系東北師范大學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