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在中國鄉土文學中，伴隨著土地革命或改革而興起的土改小說是一個很特殊的文學類型。它以自身的不同流變參與了一個民族國家的現代建構。經歷過改革開放后，新時期中國鄉土小說總體上呈現出兩種傾向：一種是面對柳青所代表的鄉土文學傳統避之唯恐不及；另一種則完全走到了柳青的對立面。而劉玉堂的小說《最后一個生產隊》則走出了另一條路。劉玉堂通過返回合作化運動，重新發掘“新時期”被壓抑的柳青傳統的價值，同時也試圖突破柳青傳統在1990年代的困境。劉玉堂的創作提倡一種對合作化運動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雙重超越的土改辯證法。劉玉堂結合了集體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兩種傳統，從而超克了發展主義式的“新時期”意識形態。

關鍵詞：鄉土文學 柳青傳統 合作化運動 農業現代化

在中國文學史上，鄉土文學是一個很特殊的文學類型。它并非一個不證自明的自然之物，其特殊性在于不論是“鄉土”還是“文學”作為理論概念都是十分晚近的現象。它們與傳統中國的現代轉型相伴生。可以說，“鄉土文學”是現代性的產物，同時它以自身的不同流變參與了一個民族國家的現代建構。在漫長的以農耕文明為核心的古代中國，鄉土也常是文人們描述或歌詠的對象，但那時的作品并不能稱之為“鄉土文學”。因為只有當“鄉土”成為問題的時候，文學中的現代鄉土意識才會出現；而只有社會向工業時代邁進時，整個世界和人類的思維發生了革命性變化后，在兩種文明的沖突中，“鄉土文學”才顯示出其意義。

鄉土，顧名思義，是以土地為基礎，與土地相伴生的，因而鄉土文學中伴隨著土地革命或改革而興起的土改小說就顯得尤為重要。從地主土地所有制到1940年代解放區的土地改革，從1950年的農村合作化運動到1980年代的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上個世紀百年中國現代史在農村就典型地表現為土地政策和鄉村共同體的變遷史。而反映并推動這種變遷史的土改小說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于柳青的《創業史》中達到高峰。《創業史》不僅再現了農村合作化運動，更以文學的功能深刻地介入了那段波瀾壯闊的歷史。某種程度上，柳青創造了一種土改小說的新傳統。所謂“新傳統”在文學的層面上有許多的面向，比如他創造了“梁生寶”這個前所未有的代表中國農村未來希望的社會主義新人；比如他拋棄了之前土改小說對于這場合作化運動或多或少有意無意的猶疑；比如他全身心地走近農民，卻也沒有徹底丟掉知識分子的某些趣味，于是嘗試把知識分子的書面語言和農民的口語相結合，產生了一種介于知識分子主體與農民主體之間的文學語言。

然而，在我看來，柳青傳統更為核心的內涵是它代表了文學書寫農村土地變革的集體主義傳統。我們今天之所以要重新討論這一傳統，是因為以柳青為代表的土改敘事的文學傳統在當代中國仍是一個充滿分歧的爭論場域。當代中國的政治沖突、社會運動和文化建構多多少少都跟這個傳統脫離不開關系。支持或反對歷史上的那場土改運動成為中國當代文學書寫的一個基本主題。因此，重新討論柳青傳統，不應該僅僅討論柳青小說的文學價值和審美意義，更重要的是要重新討論已成為歷史的農村合作化運動。

經歷過1970—80年代的政治轉折之后，合作化運動的方案成為問題。1980年代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全面展開使得1990年代的鄉土小說總體上呈現出兩種傾向：一種是面對柳青傳統，避之唯恐不及；另一種則完全走到了柳青的對立面。前一種傾向表現為1990年代的直接書寫土改的有影響力的鄉土小說并不多。出現這種文學現象的原因很多，除了1990年代中國的土地政策相對穩定地延續了1980年代的“新土改”沒有出現大的變動之外，更主要的是1990年代的意識形態和改革重點已經從農村轉移到了城市，相應地，1990年代的文學更多地追尋城市現代性的訴求。而上述的1990年代土改小說的另一種傾向則是延續了1980年代“發展主義”的意識形態，有意識地顛倒了柳青所代表的土改小說的集體化傳統，最終都試圖以一種否定的方式告別革命。

在這一波告別革命并否定農村合作化運動的文學浪潮中，劉玉堂的小說《最后一個生產隊》①是一個異類。一方面，他把土改小說關注的重點從歷史轉到了現實，從1950—70年代的農村合作化運動轉到了“新時期”的“分田到戶”的“新土改”，并讓二者互相激活，這在1990年代的鄉土小說中少之又少。另一方面，在文藝界集體告別革命走向柳青的對面的時候，劉玉堂卻對合作化運動念念不舍并返回柳青傳統，使得“新時期”被壓抑的柳青傳統在1990年代可能存在的新價值。因而本文嘗試通過這篇沒有受到文學史太多關注但值得討論的小說來考察柳青傳統在1990年代為何重現，以什么面向出現，以及經歷了怎樣的變形。如果說柳青的《創業史》是在回答“中國農村為什么會發生社會主義革命和這次革命是怎樣進行的”②，那么劉玉堂的《最后一個生產隊》則可以讓我們再次思考發生在中國農村的那場社會主義革命為什么失敗和失敗后該怎么辦。

一、作為問題的“新土改”

《創業史》第一部反映的是1953年春天的蛤蟆灘，那時互助組、合作社在廣大農村是健康、向上的新生事物。在《最后一個生產隊》中，時間來到了1980年初的沂蒙山區的小村莊釣魚臺，此時農村合作社變成了明日黃花，分田到戶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全國范圍內普遍興起。然而，釣魚臺卻有那么十來戶農民不愿意搞分田單干，堅持保留了最后一個生產隊。歷史上的生產隊是從農業合作社發展而來的，作為1950—70年代的一種基層農業生產單位和行政組織，它隨著1980年代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新土改而解體和消亡，同時它在新時期的鄉土文學中也失去了往日的合法性。因此它以正面的形象出現在1990年代的鄉土小說中，多少顯得有些突兀和不合時宜。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1980年代就像“農村合作化運動”之于1950—70年代一樣，屬于進步理論，它預設了所有農民在土地改革中都能獲得利益，從而具有不證自明的合法性。《最后一個生產隊》打破了1980年代文學和文化敘述中農民和知識分子對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態度統一性。1980年代的鄉土文學形成了相對統一的對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價值判斷，幾乎眾口一詞地肯定了這次新的土地改革給農村發展和農民增收帶來的益處。然而，1990年代，當市場經濟來臨時，這種眾口一詞就出現了裂縫。農民在1990年代之前那種均質化的經濟收入和社會地位發生了很大轉變。農民作為一個階級共同體開始出現松動和解體的跡象。

隨著中國現代革命的發生，鄉土中國的鄉紳階層逐漸被打掉，個體農民直接面對的是國家，二者之間沒有中間階層的過渡或阻滯。到1990年代出現了一個重大變化：一個以市場為軸心的私人社會逐漸在鄉村出現。于是農村的中產階級開始萌芽。1950年代的土地改革將農民從他所在的家庭、宗族等傳統關系中解放出來，從而使國家獲得對農民的直接、無中介的所有權。如果說，柳青筆下的農民形象是國家對農民的改造和爭奪的勝利，那么1980年代的新土改使得劉玉堂小說中農民與國家的關系變得更為復雜，正如1990年代國家與市場之間既緊張又互相滲透的關系。

在一系列的復雜關系中，《最后一個生產隊》將問題的源頭指向了1980年代“包產到戶”的新土改。劉玉堂敘述了“新土改”之后山東農村的日常生活，并展示了“新土改”所帶來的三大問題。一是農村貧富差距的拉大。小說高潮的戲劇沖突發生于農村女性李玉芹利用干部遺孀的身份和自身的商業意識，在新土改中發家致富，最終引起了全村的不滿，被其中幾戶農民聯手刨掉了她所承包的幾十顆果樹。李玉芹發家致富的過程是典型的農村商業化和市場化的過程。“新土改”在這一過程中并非利益均沾的運動，市場在其中展示了自由競爭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小說中反復提及的第二個問題是農村基層社會的渙散。退伍民兵韓富裕和團支書劉玉華年底想在村里重新組織一個宣傳隊演出，卻再也組織不起來了。“人們寧愿花錢買票去一個姓曹的個體戶家看電視，也不愿排節目。”韓富裕和劉玉華只能一再感慨“單干把人心搞散了”。三是農村小資產階級的分化。

在1950—70年代的理論話語中，農村的小資產階級是以中農為主體。中農是農村經濟的主要力量和傳統鄉村經濟倫理的承擔主體，歷來解決土地改革的一大難題是如何處理中農問題。《創業史》第一部的結尾寫到了當時國家新出臺的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對于鄉村富農的致命打擊：村干部以群眾運動方式硬性規定他們必須按國家定價出售多少“余糧”，富農姚士杰被要求一次性出售35石（合8400斤）糧食，富裕中農郭世富則被要求一次性出售18石糧食。農民一向是把糧食當作自己的命根子的，正所謂“家有余糧，心中不慌”。手中“余糧”的強制性交售顯然嚴重地抽空了他們的家底，這讓他們覺得面對以后的生產與生活安排，心中毫無把握。這種情況下，單干的富裕中農與梁生寶的互助組一直進行的暗地較量和競爭，也不免大大受挫。而在當時的政治資本方面，他們當然更是處于劣勢地位，富裕中農的失敗幾乎是注定的。許多的研究者都注意到從1940年代開始的中國土改是通過由“翻心”到“翻身”，由思想到行動來完成的。但是這種由內至外的行動更多的時候只適用于貧雇農。對于中農而言，思想改造運動在1950—70年代并沒有徹底完成。在柳青筆下，征服中農靠的仍是自上而下的帶有強制性的政治邏輯。

一旦這種來自外部干預的政治力量解除了，被壓抑的中農也就失去了共同的他者。《最后一個生產隊》里中農所面對的問題就變得多樣化。一部分已皈依合作化運動的農村小資產階級顯得無所適從和無所作為，主要體現在基層黨組織干部劉玉華和劉日慶身上。釣魚臺遇上大旱天，分田到戶的時候大部分水利設施都被破壞了沒法用。曾經組織上的活躍分子、團支書劉玉華卻沒有能力也沒有條件重新組織群眾修復水利，只能帶著同情同意村民們舉行傳統的敬天祈雨儀式。另一個基層干部黨支書劉玉華在小說中更是平庸。他敬佩的是脫產干部楊稅務，凡事都要向他請教。而楊稅務是個庸俗世故的口頭馬克思主義者，沉溺于和李玉芹的小資產階級的家庭生活，動不動就將“辯證法”“唯物主義”這些大詞掛在嘴邊，針對實際問題卻往往不知所云，經常完不成收稅任務，還時不時收點小賄。缺乏組織能力、眼高手低、只知道教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所有這些都是《創業史》中那個新生的農民黨員梁生寶的反面。從1950—70年代走來的鄉村基層干部在1990年代呈現出全面退化的態勢。

對于黨外的大部分普通中農而言，他們面對的是勞動和財富兩難的局面。曾經的“勤勞節儉埋頭生產”就可以“發家致富”的中農勞動倫理在新土改中失效了。這種失效不同于《創業史》中富裕中農郭世富、郭振山“發家致富”夢想的失效。在“十七年”文藝的話語中，中農具有私有者和勞動者的兩重性。他們擁有部分的生產資料，曾是合作化運動最大的阻力。合作化運動對中農的改造在否定其私有意識的同時還是肯定了他們作為勞動者的價值。在合作化運動中，中農所剩不多的政治合法性正是來自“勞動”的合法性。在柳青那里，集體化是最高理性，但他也沒有忘記農民的勞動本質。只有辛勤勞動才能發展生產，才能促進社會主義事業。勞動被視為一種美德，具有天然的道德合法性。在“十七年”時期的按勞分配中，勞動也意味著一種象征資本的獲得。正如孟德拉斯所說，對于傳統農民來說，耕作勞動并不是一份工作，農民也不是一種職業，而是一種自我規定。③費孝通也曾說過，“盡管土地的生產率只能部分地受人控制，但是這部分控制作用提供了衡量人們手藝高低的實際標準。名譽、抱負、熱忱、社會上的贊揚，就這樣全都和土地聯系了起來。村民根據個人是否在土地上辛勤勞動來判斷他的好壞”④。

1980年代的改革改變了土地制度，也改變了鄉土中國的勞動倫理。農民們所認同的不再是集體勞動，也不是辛勤勞動，而是勞動是否可以給自己帶來更多的財富。在柳青的土改小說中，土地和勞動仍然具有某種超越物質財產的意義。《種谷記》中王克儉對于土地的癡迷和投入幾乎審美。但在《最后一個生產隊》中，土地和勞動的最大意義轉變為增加農民收入。劉日慶作為曾經的勞動模范在小說中并沒有展現他對勞動的擅長或熱衷，他雖然堅持留在最后一個生產隊中，也只剩下空談社會主義優越性。勞動沒有給最后一個生產隊中的隊員們帶來比別人更多的財富。小說里說“這年的年景不錯”，“秋后糧食豐收、蘋果豐收，家家戶戶吃的問題基本解決”，但是“細算起來，生產隊的人收入不如單干戶們多”。勤勞致富的勞動倫理失效了，恰恰是脫離生產隊單干的李玉芹以一種非勞動的方式率先富裕起來。生產隊中的富農王德仁和中農韓富裕也因此產生了動搖和后悔。他們開始羨慕發家致富的李玉芹。

殊不知，李玉芹也有李玉芹的問題。有了財富之后，李玉芹遭受到的是關于財富的道德合法性的指責。在中國“重義輕利”“重農輕商”的文化傳統中，財富，尤其是商業活動帶來的財富，并不像勞動那樣具有天然的合法性。而在社會主義的語境中，資本是帶有原罪的。作為寡婦的李玉芹發家致富后就被那些勤勞卻無法致富的農民們指責為作風有問題和為富不仁。最終這個富裕起來的農民變成了孤家寡人。更大的問題是，李玉芹發家致富最重要的途徑不是通過勞動，而是利用了官僚資本。李玉芹是鄉村干部楊稅務的遺孀，在楊稅務因意外事故去世后退出生產隊單干，并利用楊稅務曾經的官僚身份和社會關系從事倒買倒賣的商業活動。李玉芹創業最大的資本來自于農村官僚的政治權力。這種政治權力某種程度上是來自于《創業史》中富裕中農郭振山。作為一個農村干部，郭振山身上隱含著這種政治權力，只是在集體化運動中被壓抑了。一旦壓抑解除，他們便有了權力尋租的機會。官僚資本與商業資本的結盟造就了農村第一批新富階層。

李玉芹的道德危機在全面走向市場化的1990年代，換個角度看，同樣也是釣魚臺那些尚未在市場經濟中發家致富的村民們的道德危機，是鄉土社會的傳統道德在經濟轉型中的危機。整篇小說的高潮發生于韓富裕的刨樹事件。李玉芹承包了一片蘋果園，通過做買賣發家致富。以韓富裕為代表的釣魚臺的村民認為李玉芹并沒有付出勞動，卻一人獨享賣蘋果帶來的利益。于是有天韓富裕喝醉了酒在劉玉華的慫恿下領著一幫人去刨李玉芹的蘋果樹，一下刨倒了二十多棵。李玉芹立即報了警，最終韓富裕被公安局拘留了十五天。這個刨樹事件不能以對錯來簡而論之，它是鄉土社會發生的一個合情不合法的事件。費孝通把中國鄉土社會的基層結構稱為“差序格局”。所謂“差序”，指的是從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發生社會關系的那一群人里所發生的有等差的次序。差序格局是以自己作為中心，因而“克己復禮”成為鄉土社會道德倫理體系的出發點。孔子說“克己復禮為仁”，韓富裕指責李玉芹為富不仁，依據的是鄉土社會的傳統道德。而李玉芹在這次事件中的合法性來自于“承包合同”這種現代社會的契約，她占據的是市場經濟中個人主義和自由競爭的“理”。在這場由財富引起的道德沖突中，雙方都沒有勝利可言，但鄉土社會的傳統道德受到了市場經濟的新道德的強烈沖擊。

以革命、集體、勞動、道德來塑造農民主體性遇到挫折后，“財富”在1990年代的鄉土小說中也沒能召喚出理想農民。1980年代的鄉土文學對于農民主體性的重塑是在疏離和消解階級和國家的過程中完成的，并且是以西方的現代化為樣板。但是當西方的現代化隨著全球化的進程開始滲透到第三世界國家的農村時，對于單打獨斗和游離于集體之外的1990年代中國農民來說，他們的資本和道德都不占優勢，重建共同體和集體認同或許是一種可嘗試的途徑。

二、柳青化，還是趙樹理化

分田單干后，釣魚臺的農民們又變回了馬克思意義上的一個一個的“馬鈴薯”農民。如何重新組織農民，成為政治和文學共同的難題。表面上看，劉玉堂采用了柳青的辦法，即保留生產隊，堅持集體生活。它建立在這樣一種愿景之上：通過生產隊的互助合作可以重新組織農村基層社會，并彌合貧富差距給傳統鄉村結構帶來的沖擊。

有意思的是，1950—70年代的土改小說關注的是可以建構新的農村政治共同體的土地革命，而劉玉堂在1990年代的鄉土小說中關注點卻落在了1980年代的新土改與鄉村經濟共同體的關系上。農村土地改革從政治問題變成了經濟問題，土改在新時期已經不再擔負基層政治組織的重任，淪為了發展主義意識形態的一種實踐。在劉玉堂看來，1980年代的土改留給1990年代的最大問題是農民精神生活的缺失和農村的道德危機。從某個角度看，《最后一個生產隊》可以說是1990年代知識界的“人文精神危機”的鄉土版本。柳青所看重的合作化運動是作為一種精神補償才出現在小說《最后一個生產隊》中。小說里劉玉華留戀的是集體勞動的氣氛，韓富裕迷戀的是宣傳隊的熱鬧，劉玉堂保留的是一種作為精神生活的生產隊。小說中的那個生產隊在應對農村社會的渙散和精神危機時顯得力不從心。它早已喪失了給農民帶來新生活的氣象，正如小說中農民們感慨的那樣“斷不是原來的那種味道了”。合作化運動在1990年代土改小說中只剩下最后一個勢單力薄的生產隊，這是柳青傳統在1990年代遭遇到的被刪減的困境，也是鄉土中國在1990年代轉型的癥候。

對于如何重建作為個體的農民的精神生活和道德倫理，劉玉堂想象的方法是重返柳青傳統中的合作化運動，將個人重新拉回到集體當中。然而吊詭的是，小說的敘述中總是時不時地閃過“趙樹理的幽靈”。劉玉華是小說中唯一一個有點文化的農民，被稱為“業余詩人”。這是個李有才式的農民。趙樹理筆下的李有才在土改中以板話為武器進行斗爭，劉玉堂則讓劉玉華以創作打油詩編排新土改中的農村現象為樂。作者還特意在小說中插入一篇劉玉堂發表的小文章《修鎖者說》。有意味的是，這篇農民劉玉華自敘性的文章卻是模仿柳宗元的古文文體寫成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最后一個生產隊》里的人物不是西方現代小說中的個人化主體（這里的人物內心世界仍然不可透視），也不是柳青文學中的“新人典型”（1990年代的鄉土小說再也創造不出一個農村“新人”，這是柳青傳統在1990年代衰落的征兆之一），反而更接近趙樹理小說中的“筆記體人物”。如果說劉玉華的形象是李有才從1940年代穿越而來，那么小說中另一個農民何永公就是二諸葛、三仙姑的復活。這個老農民“外號叫何大能耐，上過幾天私塾，懂一點陰陽五行，看過幾本初刻或二刻的東西，滿腦子的偽科學。韓富裕當年談戀愛姑娘們給她提缺點的時候，說他散布封建迷信的話，韓富裕就是聽他說的。他喜歡在人家的白公事上當司儀，人家辦紅公事的時候去掌勺當大師傅。”除此之外，在釣魚臺遇上大旱的年頭，他就領著大伙兒“殺豬宰羊，買紙備香”調頭祈雨。二諸葛、三仙姑尚且是1940年代土改所批判和改造的對象，而1980年代的新土改卻對何永公這類的舊式農民束手無策。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釣魚臺的基層黨組織對大旱天無能為力，何永公領著村民祈雨卻真的起作用了。傳統鄉土社會的遺老，曾經革命的對象搖身一變，竟成了革命的補充。

在土改小說史上，柳青的《創業史》曾有效地克服了趙樹理進入當代文學后的敘事危機。合作化運動在《創業史》中被深深嵌入了“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新”/“舊”、“進步”/“落后”等一系列二元對立的宏大歷史敘述中。新型農民梁生寶在追求前者時，毫不猶豫地自覺主動地拋棄了后者。新農民與舊農民有著本質的區別。可以說，“合作化運動”在《創業史》中既是自上而下的，也是自下而上的。柳青對鄉村社會的矛盾沖突的解釋和解決仰仗的是一套新的社會主義話語，他不像趙樹理那樣對傳統鄉村生活和鄉土話語持一定的保留態度。在趙樹理的觀念中，鄉村社會也有可能釋放出變革的積極性，鄉村內部的落后因素可以依賴鄉村倫理的自覺調整來克服。到了劉玉堂的小說里，土改已成為一個去政治化的命題。在土改的性質問題上，《最后一個生產隊》并沒有運用《創業史》的敘述策略，沒有將合作化與分田單干視為兩條路線之爭。劉玉堂也沒有像趙樹理那樣在傳統的鄉村倫理和政治話語之間進退失據，但是《最后一個生產隊》無意間也激活了趙樹理小說中鄉土話語和鄉村倫理。小說充滿了鄉村日常生活的家長里短、雞毛蒜皮和喜怒哀樂。釣魚臺最后一個生產隊存在的重要作用是可以幫助那些弱勢農戶和困難家庭，但是這種幫助與其說是社會主義集體意識在起作用，不如說更像是一種鄉土社會鄰里之間互幫互助的傳統。釣魚臺的生活缺乏政治的痕跡，村民們一貫按照鄉村習俗行事，哪怕是脫產干部楊稅務因為犯了點小錯誤而被停職寫檢查，村民們仍按照本村的風俗提著東西上門看望。

趙樹理處理合作化運動過程中的矛盾主要還是依靠鄉土社會內部的倫理動力和情感邏輯。三里灣的農民加入合作社與兒女私情有著扯不斷的關系，有翼和舊家庭決裂顯然離不開玉梅姑娘的吸引。可是梁生寶不一樣，梁生寶前進的動力不是“戀愛的熱火，而是理想的熱火”，“為了理想，他們忘記吃飯，沒有瞌睡，對女性的溫存淡漠，失掉吃苦的感覺，和娘老子鬧翻，甚至生命本身，也不是那么值得吝惜的了”。⑤到了1980年代，釣魚臺的農民加入或退出生產隊已經不再是為了“理想的熱火”，而更多是出于“戀愛的熱火”的吸引。小說中反復說到“集體勞動好，把愛情來產生”。劉玉華和韓富裕都曾在集體勞動中找到戀愛對象，所以前者堅持要留在生產隊中，后者熱衷于組織宣傳隊的活動。他們對集體化的支持，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出于集體活動有助于解決個人問題。

重返合作化實踐，劉玉堂原本在走柳青的道路，卻在路上看到了趙樹理的風景。釣魚臺作為一個經歷過1950—70年代反傳統的社會主義革命洗禮的革命老區，在1980年代的新土改后不可避免地復蘇了鄉土傳統。哪怕還有最后一個生產隊，集體主義話語也沒有能力再改造鄉土倫理了。

三、劉玉堂與柳青傳統的突圍

在《最后一個生產隊》中，重返集體主義傳統，表面上看只是一種在舊土改與新土改之間反復的鄉土故事，但劉玉堂最終也沒有一味地朝著“趙樹理方向”走。事實上，不論是“柳青傳統”，還是“趙樹理方向”，在經過鄧小平時代后早已回不去了。雖然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創造了“家庭”這個新的社會意識形態，可是有意思的是，劉玉堂的這篇小說既不能讓柳青創造的“集體”這個大共同體像從前那樣高效運轉，也無法再像趙樹理那樣想象一個“花好月圓”式的小家庭共同體。小說中的手工業者劉來順退出生產隊，一心想跟喪夫的李玉芹結婚，成立小家庭共同經營農副產品代銷店，可是二人終于還是分道揚鑣了。既然“家庭”這個溫柔鄉也靠不住，那就只能另尋他路，尋找其他可替代性的方案。

劉玉堂在小說中提倡一種對合作化運動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雙重超越的土改辯證法。在柳青那里，合作化運動是社會主義思想和農民的資本主義自發思想兩條道路的斗爭。但在劉玉堂這里，合作化運動是社會主義思想和農民的自發市場化思想兩條道路的并存。小說的最后，幾個見識到了包產到戶帶來的巨大的貧富差距的單干戶又進到了生產隊，而生產隊里眼紅那些因單干而發家致富者則退出了生產隊。在集體與單干的循環中，更有意義的是，小說的結尾釣魚臺的第一個隊辦企業織錦廠誕生了——也就是鄉鎮企業。

隊辦企業的出現表明，歷史沒有被1978年切斷，它在更高的層面接續起柳青傳統。劉玉堂面對新土改的種種問題，是以柳青傳統作為方法。一方面，他想借用這個傳統中的集體主義重新組織鄉土社會；另一方面，他需要柳青傳統中的農村工業化的思路來糾正新土改把農村帶上商業化之路的缺陷。前者在小說中收效甚微，而后者則更有進一步挖掘的價值。回眸歷史，我們可以將柳青《創業史》的誕生理解為新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8)大規模工業化和農村合作化運動對中國傳統生產方式和中國傳統社會全面改造的標志。被改造的農民和農村被組織進現代工業化的時間體系中，“工分”完成了農村勞動力的貨幣化，土地在集體化的基礎上被重新配置，在農林牧副漁的現代農業的意義上，現代分工勞動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得到了雙重確認，同時種子、機械化、化肥等技術革新因素引起更多的關注。合作化運動在新土改中遭到普遍否定，但是農業現代化和工業化的意識值得繼續發展。

不論是農業合作化運動，還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村土地改革更核心的問題其實是農村現代化問題。關于土改小說中的農村現代化問題，趙樹理描繪了一個“鄉村烏托邦”，柳青創造了一個社會主義新人，劉玉堂給出的是鄉鎮企業的方案。這個方案既是對新時期土改的補償和超克，也是對柳青傳統新的揚棄和提升。

小說中釣魚臺第一個隊辦企業是劉來順退出和李玉芹合開的個體代銷店后重新加入生產隊帶頭興辦的。劉來順是鄉村小手工業者，曾擁有一臺織布機。“可當那些名字很好聽的化學的東西鋪天蓋地地涌進了沂蒙山，整個冬天真格的就沒有一家來預約織布了的時候，他還是感到了說不出的悲涼。”小手工業者的破產也預示著柳青傳統存在的必要性。中國經濟的現代轉型不可避免要面臨兩難處境：一方面必須進行現代化和工業化建設，而另一方面則又要避免以廣大農民為代表的小生產者，在大規模的工業化和現代化運動中淪為弱勢群體。于是，合作化道路成了梁生寶必走之路，而將個體手工業擴大成隊辦企業也成了劉來順可能和必須的出路。劉玉堂通過李玉芹這個人物展現農業商業化可能帶來的問題，給出的藥方是農業重新工業化。鄉鎮企業是一個將農業、工業、商業融合在一起的方案。當然，這里的鄉鎮企業是集體鄉鎮企業（后來鄉鎮企業私有化導致其滅亡是另一個故事了）。

現代市場經濟本質上是工業經濟。它或許能容納一定數量的小農，但肯定不是億萬小農的天堂。若不能以某種方式將進入市場的小農聯合起來，他們很可能將再次遭遇貧困化的命運。鄉鎮企業可以在農民與市場之間發揮中介作用，能降低農村市場化的成本，又能通過工業市場來調節農業市場。鄉鎮企業給柳青的社會主義集體事業帶來了新的使命，也加強了鄉土中國的血緣與地緣的紐帶。劉玉堂在小說的結尾才提到鄉鎮企業這條可能帶來希望的道路，但仍舊可以說明第三世界民族國家通往現代化的道路并不只有一條。

小說中的隊辦企業除了給農村集體化運動帶來新的契機之外，還值得注意的是，這個隊辦企業辦的是織錦廠。織錦，又叫魯錦，是具有沂蒙山特色的一種布。劉來順是少數會織這種布的手藝人，而他萌生辦織錦廠的念頭是受他在省城的作家大叔的影響。他大叔向他感慨這種具有民族特色的手工藝品正在失傳，并告訴他“民族的東西永遠不會過時，偶爾過時一下也是暫時的，過段時間還會時興，頂多形式上變變罷了，東西還是那些東西。”正是有了這種“民族文化永不過時”論，才有了釣魚臺的第一個鄉鎮企業。當鄉鎮企業遇上“魯錦”這種民族工藝時，劉玉堂重建集體化的努力就有了民族主義的內涵。民族主義在這里賦予了鄉鎮企業另一重的合法性。民族主義作為現代性的內在要求，在小說中回應的是在農村現代化的過程中農民所身處的族群和文化歸屬問題。“按照德國的浪漫主義的看法，人總是具體的、歷史中活生生的人，而非理性的載體。歷史和現實中的人不僅是理性的，也是有情感的，人的情感總是與一定的族群和歷史文化背景相聯系，他必須獲得一種文化和族群的歸屬感，必須生活在某種文化的共同體之中，否則無以形成完整的自我觀念。”⑥可見，再集體化的過程中，民族主義或許將成為另一種鄉土中國一體化的有效方法。

劉玉堂結合了集體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兩種傳統，從而超克了發展主義式的“新時期”意識形態。釣魚臺的這個隊辦企業開啟了古老鄉土中國創造性的自我轉化的新階段。它意味著中國農村將邁出擺脫“內卷化”生產方式⑦的第一步，真正開始告別秦漢以來就已定型的鄉土社會的發展模式。但又不同于西方現代企業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相分離的特點，中國的鄉鎮企業以“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方式重建鄉土中國的生活共同體。

西方工業發展史上有兩次工業分水嶺。“第一次工業分水嶺”，指的是生產者與生產資料相分離、企業與社區相分離、經濟與社會相分離的“大企業、大生產、大市場”的道路；“第二次工業分水嶺”，指的是今日西方應在高技術的條件下重新尋回經濟與社會的結合、企業與社區的結合、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結合。⑧而鄉鎮企業以獨特的方式飛躍了“第一次工業分水嶺”，成為“第二次工業分水嶺”的中國模式。有了這種集體化的新方案，在文學和歷史中去政治化的柳青傳統將重新被政治化，也將從農業領域擴展到工業領域，實現一種有意義的突圍。

結 語

作為一篇在文學史上不曾受到太多關注也沒有引起太多反響的土改小說，《最后一個生產隊》其實是一個通俗且復雜的文本。這篇寫于1990年代的小說以批評1980年代新土改的方式重返1950—70年代的傳統，幾乎關聯到了整個中國當代史和當代文學史的諸多重要問題。在土改史的層面上，它展示了一種土改辯證法，即農村合作化運動——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新集體化的螺旋式上升的農村現代化圖景。在文學史的層面上，它為我們展示了柳青傳統在1990年代的流變，且在不經意間綜合了柳青傳統和“趙樹理方向”。最終，它以文學的方式為柳青傳統在1990年代及以后的突圍指出了一條道路。這條道路或許會是未來中國土改和土改小說的可能之路。

注釋：

①劉玉堂：《最后一個生產隊》，《上海文學》1992年第1期，本文對該作品的引用均引自該版本，下文不再一一注釋。

②柳青：《提出幾個問題來討論》，《延河》1963年第8期。

③[法]孟德拉斯：《農民的終結》，李培林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177—178頁。

④ 費孝通：《江村農民生活及其變遷》，敦煌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第139頁。

⑤ 柳青：《創業史》（第1部），中國青年出版社1960年版，第104頁。

⑥ 許紀霖、羅崗等：《啟蒙的自我瓦解》，吉林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32頁。

⑦ 所謂“內卷化”，是指以不斷投入農業勞動人口來增加農業產量，維持全社會生計，黃宗智稱之為“無發展的增長”。

⑧ 甘陽：《文明?國家?大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版，第61—62頁。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本期責編：王　昉]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