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一個人也是如此。有自信才有力量去創造，才能取得更大成就。只有小學文化程度的沈從文，把誠樸的態度放在創作上，踏踏實實，集腋成裘，打出了一片文學天地，成為著名的作家。在此過程中，他心里鼓蕩著的正是對自己文學創作力的自信。幾十本小說集的出版，《從文自傳》《湘行散記》《邊城》廣為傳頌，他的信心更足了。全面抗戰爆發后，他只身南下，于1938年4月到達昆明，便迅速開始創作《長河》《湘西》，并分別在香港《星島日報》和《大公報》上連載。兩書寫作與發表的順利，激起他更大的創作欲望，從而萌生出一個以水邊小城鎮人事為中心，創作十部中長篇小說的計劃。在1942年5月致大哥的信中，他明確寫道：“寫成十個時，我將取個總名，為《十城記》。”

這是一個宏大的構想。從《柏子》《丈夫》《邊城》《長河》一路走來的沈從文，此時步入了小說創作的巔峰，產生這樣的構想正是其文學自信的表現。小城鎮是城市與鄉村的過渡地帶。作者選擇小城鎮為故事的生成地，所要表現的絕不只是一個小地方的人事，而是要寫出中國古老農業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變化，同時折射出中國農村和都市的現實面貌，以及抗日戰爭帶來的社會變化與人性的“常”與“變”。計劃反映出沈從文的偉大抱負和創作自信，甚至通過計劃可以想象他躊躇滿志的心情。

沈從文如此投入地寫作，有一個大前提，就是他深信抗戰必勝。他這時是西南聯大的寫作課教師，正在參與完成大學的使命，為國家培養人才的工作。同時他作為一個作家，有責任記錄下抗戰大時代的人事變化，為建設國家提供思想基礎，為民族復興積累精神力量，所以他有一種緊迫感。

在奮力創作的同時，沈從文在繼續探索小說理論，把自己的創作根基扎向深處。1940年8月3日，他在西南聯大的演講中說，“個人只把小說看成是‘用文字很恰當記錄下來的人事’”，而“人事”包含“社會現象”和“夢的現象”兩個部分。從這里我們可以領悟到兩層意思，一是他已有“很恰當記錄”的語言能力，二是他的小說以“社會現象”為主，也就是說《十城記》屬于現實小說。沈從文曾概括《十城記》的題材為“十個水邊城市的故事”，即從他生長的沅水流域寫到他那時生活的滇池邊。他有足夠的信心把這十個故事寫好。

在他看來，“寫出一個時代歷史場面或一群人的生命發展以及哀樂得失式樣”，“在真美感覺以外，還有一種引人‘向善’的力量”，“能重新燃起年青人熱情和信心”的作品才是好作品。好作品的目標是“經典”。“五四”開啟的新文學，歷經二十年的發展，到40年代，應該產生新經典了。“兩千年來經典的形式，多用格言來表現抽象原則。這些經典或已失去了意義，或已不合運用。明日的新的經典，既為人而預備，很可能是用‘人事’來作說明的”。此意很明白：古代的經典是格言，現代的經典應該是小說。這話包含了一種發展的觀念和辯證的邏輯：經典不是一成不變的，經典在不斷淘汰中，也在不斷生長中。而現實的佐證是：“小說作家和作品在受過初級教育以上的年青人方面，卻已具有‘先知’、‘經典’意味”，“凡是受中等教育的，都樂意從一個小說接受作者的熱誠健康人生觀”，因此，創作小說“實包含了歷史價值和經典意義”。性格敏感的沈從文，或許有了這樣的體認：歷史提供了重造經典的時機，并把自己推到了創造經典的前列，自己必須自覺地承擔起創造經典的使命，于是他寫下了這樣的話：“努力于新經典的產生，卻必須把整個生命放上去。”

他的自信還來自文學的社會價值。他看到新文學的“一部分，不特影響到青年人生活觀念，且成為社會變遷主力之一種”。由于“理性抬了頭，方有對社會一切不良現象懷疑與否定精神，以及改進或修正愿望。文學革命把這種精神與愿望加以表現，由于真誠，引起了普遍影響，方有五卅，方有三一八，方有北伐，方有統一，方有抗戰。”他的話顯得抽象而單純，但不可否認作為思想革命的工具利器，新文學確實在改變人的觀念進而引起社會革命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期間，他除了發表《小說與社會》專論外，在一些文章如《給一個廣東朋友》中多有談論：“惡鄰加于我們這個民族的憂患，分量雖然不輕，然而近二十年來（也可以說是白話文運動以來）所產生的民族氣概，一點自尊心和自信心卻一定擔當得起這種憂患。”信中他還說日本那些“支那通”，對“二十年來的白話文，所煽起這個民族的熱情，表現民族進步的情形，也照例不明白”，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侵略我國。由于從中國文學的深度認識戰爭，哪怕在最艱難的時刻，他也堅信中國將贏得最后勝利。這種認識堅定了他潛心創作“經典”小說的信心。

為創造新經典以增強民族自尊心與自信心，重造國家與社會，他主張弘揚“五四”精神，發起一次文學運動，再創一個二十年的輝煌。1940年“五四”期間，他在昆明《中央日報》和香港《大公報》發表同文《“五四”二十一年》提倡“五四”精神。文章下筆寫道：“五四運動是中國知識分子領導的‘思想解放’與‘社會改造’運動”，接著便轉到“工具”的運用即“文學革命”，認為“民族精神的建立與發揚，分析來說，就無不得力于工具的能得其用”。這就引出了他同樣發表在昆明《中央日報》上的《文運的重造》一文的主要觀點：“發揚五四精神，使文運重造與重建，是關心它的前途或從事寫作的人一件莊嚴的義務……五四已有了二十年歷史，我們還需要再來個二十年繼續努力！”這里的邏輯關系是：紀念“五四”，是要發揚“五四”精神；發揚“五四”精神，是要開展文學運動；開展文學運動，是要創造文學經典；創造文學經典，是要提升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由于自尊心和自信心的支持，在民族戰爭導致物資匱乏，物價飛漲，生存困難的時候，他甚至要求國家調整文藝政策，改善作家的寫作環境與生活條件，以利于文學經典的產生：“新的經典的形式，照近二十年來的社會習慣，又如何適宜于放在一個文學作品中，以便在廣大讀者群中喚起那個民族自尊心與自信心，并粘合這點精神于民族發展某種設計上。”沈從文真是太書生氣而不切實際，但創造經典的信心是可感的，對文學的強大社會作用也深信不疑。

重造文運需要廣大文藝工作者參與。這時他不僅發表文章呼吁大眾，要求政府部門有計劃地推進精品創作，還頻頻給文學青年復信。這些信其實沒談如何寫作，而是談人生談做人談文運，貫穿著強烈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例如：“盼你能明白國家的需要，和生命的莊嚴，在任何情形下都不氣餒，不灰心”；“用作品燃燒起這個民族更年青一輩的感情，增加他在憂患中的抵抗力”；“在思想上能重新燃起年青人熱情和信心的，還是要有好文學作品”；“國家的重造，是可能的，重造的希望，是從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的生長中也可見出的”等。

沈從文就是帶著強烈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在艱難困苦的戰爭時期創造經典，服務社會的。在逆境劣勢中擁有自信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抗戰時期的投降派，缺乏的就是自信。1934年8月27日，《大公報》在“社評”《孔子誕辰紀念》中就有“民族的自尊心與自信力，既已蕩焉無存，不待外侮之來，國家早已瀕于精神幻滅之域”之語，且輿論界大有這種悲觀情緒。對此觀點，魯迅曾作《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予以有力駁斥。

八十年后的今天，文化自信仍然是時代強音。魯迅、沈從文等文化先驅在民族危亡之中堅持文化自信，無疑給我們今天的文學和文化創作以許多啟示。

（作者：李光榮，系西南民族大學教授。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西南聯大文獻資料收集整理與數據庫建設”〔項目編號：18ZDA202〕之子項目“西南聯大圖書文獻資料收集整理”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