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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偶見袁洪權教授《“文藝連叢”叢書的一則新史料——重提魯迅與譯作〈Noa Noa〉的關系》一文（刊《現代中文學刊》2022年第4期），讀后不能茍同，覺得袁文的論證和結論頗有可以商榷之處，遂援筆略陳己見，以就正于方家。

一

首先，袁教授認為，根據他發現的《鐵報》上的一則文章所提相關細節，“可得出羅憮譯《Noa Noa》已經出版的結論”[1]。但是文史考證的一個最基本的重要原則是“孤證不立”，故袁先生僅僅據此一點，便率爾得出結論，未免過于武斷。

袁教授發現的所謂新材料，是發表于《鐵報》1936年5月29日第2版的《文藝連叢：已有魯迅羅憮的譯品，是讀書界的滋補食物》一文，作者署名“野苡”。袁教授說：“按照這篇文章的文字說明，包括《Noa Noa》譯書的內容簡介、書籍裝幀、定價、印數等的細節描述，給人的印象是《Noa Noa》這本譯書已經出版。承接引文所說‘已經出版的有’‘還有一本’等詞句，筆者的判斷傾向于認為，‘野苡’是見過《Noa Noa》這本譯書（或者是熟知出版內情）才寫下這些文字的。”[1]但細讀這則文字，筆者認為所謂“內容簡介、書籍裝幀、定價、印數等的細節描述”，并不具有足夠的獨特性和說服力。

這就不得不談到“文藝連叢”本身。朱金順、姜德明、陳建軍、葛濤等先生都曾撰文談及這一叢書的情況，所言甚詳，茲不贅。按目前的普遍看法，“文藝連叢”實際出版的有三種，即《不走正路的安得倫》《解放了的堂·吉訶德》《壞孩子與別的奇聞》。在這三種書后，都附有魯迅撰寫的出版廣告《“文藝連叢”的開頭和現在》。廣告的文字內容，由于每種圖書的出版進度不同等原因而有相應的適當調整。順便指出，袁教授說魯迅所擬的出版廣告標題為《“文藝連叢”的過去和現在》，實際上是錯誤的。他并未查閱“文藝連叢”的三本書，甚至也沒有查核《魯迅全集》，而是輕信和照抄了葛濤《再談魯迅為“文藝連叢”撰寫的出版廣告》一文（刊《現代中文學刊》2016年第4期）的結論。葛文考證精細，但在提及標題時產生了筆誤。葛濤照抄出版廣告時，標題正確，但在文中提及這一標題時，大部分地方都寫錯了，以致文中出現自相矛盾的現象。所謂“過去和現在”，無論是在“文藝連叢”的每則出版廣告中，還是在各個版本的《魯迅全集》里，都作“開頭和現在”?！斑^去”，系“開頭”之誤。葛文給人以一種錯覺，仿佛是《魯迅全集》將其改為“過去”，實則并非如此，純系筆誤而已。此外，葛濤在梳理各版本《魯迅全集》的標題時，說明亦有不準確之處。[2]

將魯迅的出版廣告與野苡的文章進行仔細比對，不難發現，野苡的這則類似于書訊的報道，其實正是以魯迅的出版廣告為藍本，其主體內容是根據出版廣告修改潤飾而來的。將兩文并置，即一目了然。

不妨先看《不走正路的安得倫》中刊載的魯迅撰寫的廣告[3]：

“文藝連叢”

的開頭和現在

投機的風氣使出版界消失了有幾分真為文藝盡力的人。即使偶然有,不久也就變相,或者失敗了。我們只是幾個能力未足的青年,可是要再來試一試。首先是印一種關于文學和美術的小叢書,就是“文藝連叢”。為什么“小”,這是能力的關系,現在沒有法子想。但約定的編輯,是肯負責任的編輯；所收的稿子，也是可靠的稿子?？偠灾?現在的意思是不壞的,就是想成為一種決不欺騙的小叢書。什么“突破五萬部”的雄圖，我們豈敢，只要有幾千個讀者肯給以支持，就頂好頂好了。現在正在校印的，還有：

2.《山民牧唱》西班牙巴羅哈作,魯迅譯。西班牙的作家,中國大抵只知道伊本納茲,但文學的本領,巴羅哈實遠在其上。日本譯有選集一冊,所記的都是山地住民跋司珂族的風俗習慣,譯者曾選譯數篇登《奔流》上,頗為讀者所贊許。這是選集的全譯。不日出書。

3.《Noa Noa》法國戈庚作,羅憮譯。作者是法國畫界的猛將,他厭惡了所謂文明社會,逃到野蠻島泰息諦去,生活了好幾年。這書就是那時的記錄,里面寫著所謂“文明人”的沒落,和純真的野蠻人被這沒落的“文明人”所毒害的情形,并及島上的人情風俗,神話等。譯者是一個無名的人,但譯筆卻并不在有名的人物之下。有木刻插畫十二幅。現已付印。

本叢書每種印有道林紙本子三百本,較為耐久,而且美觀,以供愛書家及圖書館等收藏之用。本數有限,購者從速。[4]

再看野苡的報道：

“文藝連叢”

已有魯迅羅憮的譯品

是讀書界的滋補食物

“文藝連叢”，就是連續出版文藝叢書的意思，這“文藝連叢”出版社，由曹靖華等所組織，專出翻譯書籍，介紹世界名著，為野草書屋發行。

“文藝連叢”所出版的書，大概與天馬叢書相仿佛，集子印得很小，每本最多不過二三萬字的樣子。他們所出版的書籍，選擇的標準，非常嚴格，務使讀者化了三四毛錢買了一本書，而不可有所損失，但他們也沒有什么過高的奢望，什么突破“×萬部”的雄圖，預備每本書籍只印數千本。

現在，已經出版的有西班牙巴羅哈作的，魯迅翻譯的《山民牧唱》。西班牙的作家，中國的一般讀者，大多數只知道伊本納茲，但文學的寫作的技巧與內容上，巴羅哈實遠在其上。魯迅先生的譯筆，忠實可靠，亦為我們所知道的。《死魂靈》的譯筆，早已有口皆碑了。

還有一本是法因[國]戈庚作，羅憮譯的《Noa Noa》，作者是法國的一個著名的畫師，他厭惡了所謂文明的社會中的一切，逃到野蠻島泰息諦去，生活了好幾年。這書就是那時的記錄，里面寫的是所謂“文明人”的沒落，和這純真的野蠻人被這沒落的“文明人”所毒用[害]的情形，并及島山上的人情風俗，神話等。這位譯者，雖然名字不很熟，但熟悉文壇的讀者一定知道他原是一位老大家的筆名，翻譯自然也靠得住?！禢oa Noa》中有木刻插畫十二幅。

以上的兩種的譯本，為道林紙精印，頗美觀，但每種僅有一千本，后購者恐難免有向隅之憾。

《山民牧唱》及《Noa Noa》定價低廉，無論在形式與內容方面，均有可觀。在這投機之風彌漫了出版界的現在[，]“文藝連叢”的出現，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給讀者的一個優越的貢獻。[5]

為醒目起見，不妨將其中的重要文字摘出，比對如下：

什么“突破五萬部”的雄圖，我們豈敢，只要有幾千個讀者肯給以支持，就頂好頂好了。（魯迅）

但他們也沒有什么過高的奢望，什么突破“×萬部”的雄圖，預備每本書籍只印數千本。（野苡）

《山民牧唱》西班牙巴羅哈作,魯迅譯。西班牙的作家,中國大抵只知道伊本納茲,但文學的本領,巴羅哈實遠在其上。（魯迅）

現在，已經出版的有西班牙巴羅哈作的，魯迅翻譯的《山民牧唱》。西班牙的作家，中國的一般讀者，大多數只知道伊本納茲，但文學的寫作的技巧與內容上，巴羅哈實遠在其上。（野苡）

《Noa Noa》法國戈庚作,羅憮譯。作者是法國畫界的猛將,他厭惡了所謂文明社會,逃到野蠻島泰息諦去,生活了好幾年。這書就是那時的記錄,里面寫著所謂“文明人”的沒落,和純真的野蠻人被這沒落的“文明人”所毒害的情形,并及島上的人情風俗,神話等。譯者是一個無名的人,但譯筆卻并不在有名的人物之下。有木刻插畫十二幅。（魯迅）

還有一本是法因[國]戈庚作，羅憮譯的《Noa Noa》，作者是法國的一個著名的畫師，他厭惡了所謂文明的社會中的一切，逃到野蠻島泰息諦去，生活了好幾年。這書就是那時的記錄，里面寫的是所謂“文明人”的沒落，和這純真的野蠻人被這沒落的“文明人”所毒用[害]的情形，并及島山上的人情風俗，神話等。這位譯者，雖然名字不很熟，但熟悉文壇的讀者一定知道他原是一位老大家的筆名，翻譯自然也靠得住。《Noa Noa》中有木刻插畫十二幅。（野苡）

由上可見，野苡文章的主體內容是參考出版廣告，而非來自自己親見其書后的閱讀感受。尤其是內容介紹，有不少語句甚至一字未改，完全照搬。而且，正因為照搬，我們還可對校出袁教授并未發現的野苡的錯字[6]——所謂“毒用”，系“毒害”之誤。全文中唯一說明野苡可能見過原書的敘述，僅僅是“已經出版”四字，以及對紙張和印數的描述。

二

我們不妨繼續追問。野苡是否有可能在未見原書的情況下，認為書已出版？答案是完全有可能。有不少人正是看到了出版廣告中的“已付印”字樣而以為書已出版的，袁教授在文中也談及了這種情況。但其實，魯迅撰寫的出版廣告僅僅是一種出書計劃和預告，正如朱金順先生所說：“在新文學書刊中，過去常有‘即日付印’‘現已付印’的話，但那是廣告詞，不能完全算數，連魯迅先生也不例外?！盵7]袁教授也說“筆者傾向于認為這是推銷書籍的廣告用語”，其實不必謹慎小心地說“傾向于”，因為這是完全可以考證清楚的事實。魯迅撰寫的出版廣告最早出現于1933年3月出版的《蕭伯納在上?！芬粫?，其中說《山民牧唱》“現已付印”，但一年多以后的1934年7月，魯迅在致韓白羅的信中仍然說：“《山民牧唱》尚不知何日出版，因為我譯譯放放，還未譯成?！盵8]這足可以證明朱先生所言不虛。

尤其需要我們注意的是，野苡這篇文字本就是介紹新書的書訊，性質與出版廣告無異。出版廣告既然可以夸大其詞，在書尚未出版之時即宣稱“現已付印”，野苡自然也可以這樣做——無論是無心之舉還是有意為之。關于紙張和印數的描述，亦可以作如是觀。此前已出版的“文藝連叢”圖書附錄的廣告里，本就明確說明每種書都會印一定數量的道林紙本，而且《解放了的堂·吉訶德》印數恰為一千冊。依照叢書中已出的圖書的情況，大體推斷一下其他書的紙張和印數，并非難事，且不至于大謬，因叢書在這些方面會保持大體的一致。也就是說，所謂的紙張和印數不一定是實際情況，是算不得數，當不得真的。

此外，我們還可以發現，野苡其實并不了解“文藝連叢”。事實上，并不存在他所謂的“‘文藝連叢’出版社”，更非“曹靖華等所組織”。“文藝連叢”實為魯迅主編的叢書，而且該叢書名也并不是都由“野草書屋發行”。叢書中只有一種，即《不走正路的安得倫》由野草書屋發行，其他兩種則由上海聯華書局發行。背后的出版者雖然都是原北新書局職工費慎祥，但是以不同的書局名義發行的。所謂“道林紙精印”，也不完全符合此前的出版預告和叢書的實際情況。此前出版的該叢書只有大約三百冊是道林紙本，大部分是白報紙本，顯然是考慮到不同階層和身份的讀者的經濟承受能力。所謂一千冊都是道林紙本，恐怕是野苡自己比較隨意的揣測，因這句話（“以上的兩種的譯本，為道林紙精印，頗美觀，但每種僅有一千本，后購者恐難免有向隅之憾”）的口氣，與一般的出版廣告的推銷口氣毫無二致。其強調的重點顯然不在于實際的印數和紙張如何，而在于告訴讀者機不可失、時不再來，鼓動讀者去關注和購買。

要檢驗野苡是否見過《Noa Noa》，還有另一種方法，即看他所說的其他事情是否真實。按照其文章中的說法，“文藝連叢”已經出版的圖書除《Noa Noa》之外，還有《山民牧唱》。如果他見過《Noa Noa》，那么也必定見過《山民牧唱》一書。然而，《山民牧唱》在魯迅生前并未出單行本，這已是學界的共識，并無爭議。1942年，塔斯社中國分社社長羅果夫曾向許廣平詢問魯迅“是否有未發表的或未完成的譯稿”，許廣平回答：“先生大病后，自以為稍愈而急欲完成的譯稿，是《死魂靈》第二部，但譯至第三章發表在刊物里，呈于讀者之前時，先生已不及披覽而先逝去了。更早些時，曾譯過西班牙巴羅哈作《山民牧唱》，陸續刊載于《譯文》雜志，原計劃不久出單行本。倘照日文譯本看，還缺一篇未譯，不知是未完成的呢，還是有意舍棄。”[9]話說得十分清楚，《山民牧唱》在魯迅生前并未來得及出單行本?！遏斞溉吩鲇喍啻危鴮τ诔霭鎻V告中“《山民牧唱》”一詞的注釋，一直維持原來的說法：“中譯單行本在魯迅生前未出版?！盵10]至于未出版的原因，因為魯迅的出版預告中有“全譯”的說法，故筆者更認同許廣平的第一種猜測，即《鐘的顯靈》一篇還沒來得及翻譯，全書尚未譯畢。朱金順先生也持相同的看法。斯人已逝后，《魯迅全集》的出版提上日程，出版單行本已無太大必要，《山民牧唱》遂納入《魯迅全集》第18卷，與讀者見面。在1938年版《魯迅全集》的《編校后記》中，許廣平明確說道：“其他未經付印，由先生編定輯錄者，有《古小說鉤沉》《嵇康集》《山民牧唱》及《集外集拾遺》?！盵11]她撰寫的《魯迅譯著書目續編》中，也明確將《山民牧唱》列入“所未印行之著譯”。國家圖書館已在2014年影印出版《國家圖書館藏魯迅未刊翻譯手稿》，第二卷收入了《山民牧唱》。翻閱魯迅的影印手稿，上面亦看不出任何與出版有關的標記。

《山民牧唱》既然在魯迅生前從未出版，那么野苡并未親見兩書、僅據廣告而撰文的可能性就更大，甚至可以說基本坐實了。

三

早在1933年，“文藝連叢”的第一種書《不走正路的安得倫》就已出版，為何遲至1936年5月，野苡才撰寫這一叢書的介紹文字？袁教授之所以認為野苡的說法可信度高，也正是由于這個時間點比較特殊。但其實，這個時間點恰恰無可辯駁地證明了野苡并沒有見過《Noa Noa》一書。

“文藝連叢”的第三種《壞孩子和別的奇聞》，雖然于1935年“印造”，但到1936年才由上海聯華書局發行。許廣平在《魯迅譯著書目續編》中，也將其列于“一九三六年”之下。查閱魯迅日記、書信等資料，我們可以發現，魯迅確實在1935年9月15日就已編完此書，并寫了《譯者后記》，但遲至1936年7月26日，他才托內山完造將此書的紙型交給費慎祥。1936年10月17日，魯迅在生前所寫的最后一篇日記里記道：“費君來并交《壞孩子》十本。”[12]直到魯迅去世前，他才見到《壞孩子和別的奇聞》樣書。也就是說，1936年10月才印出的這本書附錄的出版廣告里，依然明確表示《Noa Noa》《山民牧唱》兩本書“正在校印中”“現已付印”“不日出書”，那么，5個月之前的1936年5月，野苡又怎么可能見到這兩種并不存在的書？

所以，“文藝連叢”第一種書已推出兩年后，野苡才撰文介紹，并不是因為此時該叢書真的有新書出版。這恐怕只能說明，野苡對文壇消息的關注和接受比較滯后。野苡在書訊中只談《Noa Noa》《山民牧唱》，避而不提“文藝連叢”已出的其他兩種書，這種違反常理的行為顯然是有意為之。已出的圖書大家早有所知，此時在報紙上再炒冷飯已無意思，而《Noa Noa》《山民牧唱》這兩種將出而未出的書則系新品，他重點介紹，這則書訊也就帶有了及時預告的新聞性和時效性。

查閱《鐵報》上野苡發表的所有文字，不難發現，它們多是一些文壇書訊或作家介紹，但都不是什么獨家秘聞，而且多有粗疏和錯誤之處。[13]他還撰寫過一則關于魯迅編蘇聯木刻版畫集《拈花集》的書訊預告[14]，而最終也只能停留于宣傳式的預告，此書實際上在魯迅生前未能出版。野苡的這則關于“文藝連叢”的報道，性質本也與一般的出版廣告無異，系采集二手資料編寫而成，并無珍貴而重要的史料價值。

其實，即便從常理來推斷，《Noa Noa》一書之未出版也是基本可以斷定的。如果魯迅進行了系統的翻譯，而且出版，許廣平和魯迅好友不會一無所知，魯迅日記也不會毫無記述，翻譯手稿更不會在許廣平的眼皮底下離奇消失。許廣平在《魯迅譯著書目續編》中不提，已說明魯迅生前絕無系統翻譯的可能，更不要說出版。從“文藝連叢”擬定的出版順序而言，魯迅先翻譯的也應該是《山民牧唱》，而此書尚且沒有譯完，也就更談不上翻譯《Noa Noa》了。至于魯迅未曾著手翻譯《Noa Noa》的原因，除了時間上還未來得及之外，更主要的可能是魯迅一直沒找到更理想的可據以翻譯的德文本。姜德明先生對此原因的闡釋詳細且合理[15]，也可以作為此書并未出版的有力佐證。

綜上所述，從方方面面來看，野苡的文章絕不能證明當時《Noa Noa》一書已經出版，他的話是不可靠的。而且我們可以說，《Noa Noa》一書之未出版，已經確鑿無疑，鐵證如山。姜德明、朱金順、陳建軍等先生對此問題的看法是完全正確的。

最后，筆者還想再附帶說一下袁文中的兩個小問題。袁教授說野苡不知“羅憮”是魯迅的筆名，恐怕是誤解了野苡的話。野苡說“這位譯者，雖然名字不很熟，但熟悉文壇的讀者一定知道他原是一位老大家的筆名”，所謂“名字不很熟”，顯然是針對普通讀者而言，并非他自己，否則就不會有后面的轉折和“一定知道”的表述了。野苡當然是自居于“熟悉文壇的讀者”之列的。他的話也是對魯迅的廣告原文“譯者是一個無名的人,但譯筆卻并不在有名的人物之下”的一種轉寫和呼應。袁教授還說：“從全文的閱讀來看，其對于‘文藝連叢’叢書的相關評價，還是顯得比較客觀而中肯（‘在這投機之風彌漫了出版界的現在，‘文藝連叢’的出現，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給讀者的一個優越的貢獻’）。”[16]但實際上，魯迅撰寫的廣告中已有“投機的風氣使出版界消失了有幾分真為文藝盡力的人?！覀冎皇菐讉€能力未足的青年，可是要再來試一試”等語，野苡的話無非是對魯迅廣告的一種轉述，是書訊的一種撰寫套路而已。

袁教授在文末說：“借寫這篇小文的機會，筆者也借此善意提醒一下研究界，不能看到一則材料就立即下判斷、做結論，并以此自勉?！盵16]其實，這句話也適用于袁教授的這篇論文。

注釋：

[1]袁洪權.“文藝連叢”叢書的一則新史料——重提魯迅與譯作《Noa Noa》的關系[J].現代中文學刊,2022(4).

[2]1938年版《魯迅全集》，此文標題并不是作“‘文藝連叢’的開頭和現在”?！拔乃囘B叢”單排，“的開頭和現在”另起一行，且前后各有一道豎線，即破折號。

[3]袁文引的是《蕭伯納在上?！分械某霭鎻V告，由于存在版本差異，并不適合對比。筆者引用的這一版本，即“文藝連叢”第一種圖書《不走正路的安得倫》附錄的版本，才更可以看出野苡文章的材源以及它與出版廣告的重疊度。

[4]魯迅.“文藝連叢”的開頭和現在[A].不走正路的安得倫[M].上海：野草書屋，1933:73-74.（原書頁碼標注為“Ⅰ”“Ⅱ”）文中的書名和期刊名原加引號，現筆者改為書名號。

[5]野苡.“文藝連叢”：已有魯迅羅憮的譯品是讀書界的滋補食物[N].鐵報,1936-05-29.文中的書名原加引號，現筆者改為書名號。

[6]除此之外，袁教授在整理抄錄野苡文章時，還存在多處問題。原刊本“畫師”，誤作“畫家”；“人情風俗，神話等”，逗號誤作頓號；“老大家的筆名”后，逗號誤作句號；“法因戈庚”，袁教授直接校改為“法國”，而未保留原文并加以說明。

[7]朱金順.試說魯迅先生編的“文藝連叢”[A].新文學版本雜談[M].青島:青島出版社,2019:188.

[8]魯迅.340727致韓白羅[A].魯迅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187.

[9]許廣平.研究魯迅文學遺產的幾個問題[A].許廣平憶魯迅[M].馬蹄疾輯錄.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79:153.

[10]《魯迅全集》第7卷注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485.

[11]許廣平.編校后記[A].魯迅全集(第20卷)[M].上海：魯迅全集出版社，1938:653.

[12]魯迅1936年10月17日日記。魯迅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627.

[13]野苡有一則報道《〈中國呼聲〉：英文版的救國刊物魯迅陶知行等都有作品發表》，刊于1936年5月21日的《鐵報》?！吨袊袈暋吩d譯成英文的魯迅舊作《一件小事》，野苡卻將英文回譯成一個奇怪的新名字，稱之為“一個小事件”，似乎誤以為是新作。野苡另一則報道《“引玉”而后又有“拈花”：魯迅的板畫興味》（刊《鐵報》1936年5月11日），說《引玉集》“到現在共銷去，三版，計八百余本”，然而一個多月前，魯迅在致曹白的信中已明確表示，此書“再版賣完后，不印三版了”。顯然，此時再版本尚且沒有銷完。查周國偉編著的《魯迅著譯版本研究編目》等資料，皆可證明此書只有初版本和再版本。

[14]參見野苡.“引玉”而后又有“拈花”：魯迅的板畫興味[N].鐵報,1936-05-11.

[15]參見姜德明.魯迅和戈庚的《諾亞·諾亞》[A].中國現代文藝資料叢刊(第5輯)[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259-266.

[16]袁洪權.“文藝連叢”叢書的一則新史料——重提魯迅與譯作《Noa Noa》的關系[J].現代中文學刊,2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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