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遙仙兒》當然是一篇書寫人類隔閡的小說。對于類似問題的關注，近年來幾乎是世界性的潮流。像《寄生蟲》那樣一部韓國電影，獲個美國獎不奇怪，但它能夠引發很多中國人的情感共振，足見這個問題是嚴峻的、現實的。又當然，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假如人類還處于階級社會，那么階級差異無疑是造成人類隔閡的主要原因。先輩革命者追求“世界大同”，也是從消滅階級這個角度來說的。又可見潮流有時涌上地表，有時則是暗流，它的水勢大小，決定于人類的處境。

而作為寫小說的，更愿意捕捉那些常人習焉不察，但經人點破卻心有戚戚的元素。正面強攻當然可貴，可攻吧，老在所有人都看得見的戰場上攻，似乎也很難攻出什么花樣來。還有種攻法是兩眼一抹黑，人家讓往哪兒攻往哪兒攻，那到底是攻還是受就不好說了。本著這個原則，即便處理一個普遍主題，比如人類的隔閡，我也希望在尋常的眼界之外獲得新的角度。或者說，哪怕所寫的仍是階級問題，卻未見得是有點兒政治經濟學基礎的人們第一反應所能想到的方面。我會想，假如在一個小環境里，傳統意義上的階級標志——最主要是雇傭關系與財富水平——被抹平，乃至發生了逆轉，身陷其中的人們又會有怎樣的反應？這種念頭乍看有些像《蠅王》或《鯢魚之亂》那一路幻想小說，但是很巧，也感謝北京這座我所生活的城市，更具體地說是北京海淀區北部那么一塊特殊的地方，將我的胡思亂想與切實觀察合流在了一起。高知人群涌入帶來的經濟增長，拆遷與房價高企帶來的財富爆炸，本地人與外地人的雜居，中產階層確實存在或被制造的焦慮感，互聯網改變生活的利與弊……這些問題最后又都可以歸結為人的自我認同問題。和此前的一些作品相比，《逍遙仙兒》所寫的仍是我寫過很多次的北京人，但他們處于新的困境，給了我新的啟發。

有人說小說是舊夢，的確有很多經典的小說都如此。但在當下的生活里獲得新知，是我寫作小說的一個愛好。僅從藝術而言，這種寫法有著這樣那樣的難度，而最大的難度在于你的眼力和想法必須到達別人尚未到達的地方。然而我想，這樣的小說能給我和讀小說的人都帶來難以替代的樂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