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7世紀開啟西譯歷程以來，《道德經》成為被譯介得最多的中國傳統典籍，在英語世界的發(fā)行量和發(fā)行頻次僅次于《圣經》。據美國漢學家邰謐俠統計，截至2022年7月，《道德經》已經被譯入97種語言，凡2051種譯本。邁克爾·拉法格在《道德經之道》（1992）一書中說，有多少個讀者，就有多少本《道德經》，也就有多少種“道”。“道”因其深刻的內涵和豐富的外延而留下的闡釋空間，造就了英語世界繁復各異的道家哲學形象。

為準確講好老子與道家故事，傳播好中國傳統文化，我們需要系統、全面地分析了解老子和道家宇宙觀核心術語在英語世界的譯介與接受情況，甄辨英語世界對其二度重構的價值，并為我們構建包括道家文化在內的中國傳統文化海外話語體系提供借鑒。歷經十年的艱辛，爬梳海量的文獻，章媛教授為學界推出了一部厚重力作《〈道德經〉西傳之云變》，從思想史、概念史傳播與流變角度深入挖掘，以系統分析《道德經》思想文本西譯傳播中存在的嚴重問題，向世人說明重譯《道德經》的重要性、緊迫性與必要性。

概念史的研究方法，就是通過研究概念在時間和空間中的移動、接受、轉移和擴散，來討論影響和形成概念的要素是什么、概念的含義和這一含義的變化。《〈道德經〉西傳之云變》一書從老子核心概念“道”“德”“無為”“自然”等入手，通過對幾百種《道德經》譯本中的翻譯選詞歸類討論和研究發(fā)現，譯者的選詞、造句一方面深受譯者本人的宗教信仰、文化背景、歷史環(huán)境和政治背景的局限和影響，另一方面西方譯者對“道”“德”“無為”和“自然”等老子核心概念的解讀，缺乏共通的文化基礎、歷史環(huán)境的了解、辯證哲學的思維、“東方精神”的體驗等，也是造成差異和誤解的重要原因。在此基礎上，作者深入剖析東西方歷史文化根源不同而導致的概念術語二度構建中的得與失，并進一步探究其中的癥結所在，從而得出普遍性問題產生的根源——話語權的歸屬。

章媛著作的一大研究亮點是關注老子“正言若反”的言說方式，聚焦老子之“無”的跨語際誤讀與建構問題研究。《道德經》全文5722字中“無”字出現98次，與“無”表達相同或相近否定概念的“不”字出現235次、“莫”字出現20次、“弗”字出現4次。毫無疑問，“無”是老子哲學中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范疇，對老子而言，“無”本身是一種作用，一種力量，發(fā)揮著“有”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和力量。《道德經》開宗明義：“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正是這“無名”（wuming/nameless）之“道”，激發(fā)起老子對“無為”“無欲”“無知”“無事”“無爭”等各種無“為”（doing,action）的探索熱情。基于對道家“無”“無為”的深刻解析，以及對所收集到的100多種《道德經》英譯本的分析，章媛明確指出，《道德經》中出現13次的“無為”不等于“不為、不做”，英語世界那些將“無為”譯為“without doing”,“doing nothing”等做法，顯然是對老子思想的誤解。

《道德經》中“道”字出現74次（因版本不同，有說73次），“德”字出現43次。目前對于“道”的譯介與傳播研究已相對豐富，而“德”字的海外話語體系構建研究相對闕如。章媛系統考察有代表性的譯本對“德”字的翻譯和闡釋，以及選詞用句時的意圖，進而探究譯本之“德”與老子之“德”的差異性及原因。相對于“道”字英譯的漸趨統一和規(guī)范，譯者選來對譯“德”字概念的英文術語十分豐富，如：efficacy（功效）、power（某方面的力量或影響）、energy（能量）、intelligence（才智）、outflowing operation（流溢的力）、integrity（完整）、life（生命）、character（品質）、humanity（仁慈）、self（自我）、virtue（美德）、charisma（上天賦予的能力）、inner potency（內在力量）等等，不勝枚舉。章媛指出，之所以出現如此繁復蕪雜的“德”字跨語際構建，主要是因為譯者沒有從深刻的文化內涵去理解，沒有從哲學范疇去理解，而是浮在表面，把《道德經》當做鏡子，他們的翻譯過程竟成了鏡子折射的過程，字里行間流露的只是譯者自我化、個性化的《道德經》，而非老子的《道德經》。章媛呼吁，讓《道德經》在世界文化交流傳播中不被誤譯誤傳，杜絕異化他化，使老子思想原質相傳，這是翻譯家永遠的夢想，也是翻譯的最高境界。

作為一名從外語切入的學者，章媛敏銳地意識到，在老子哲學中“自然”這一概念的地位僅次于“道”“德”和“無為”，能否正確理解這個概念，關系到對整個老子哲學思想的準確理解與把握。陳鼓應說，《道德經》中所有關于“自然”一詞的運用，都不是指客觀存在的自然界，而是指一種不加強制力量而順任自然的狀態(tài)。章媛在書中創(chuàng)建性地突破學界習見的《道德經》英譯縱向歷史分期的做法，而是將所收集到的《道德經》譯本，根據文本解讀視角不同劃分為宗教類、哲理類、語文類和演義類四大類型文本，對“自然”“道法自然”等不同術語構建方式進行細致入微的分析研究，為學界譯界提供了更有價值的借鑒。

誠如學者韓震教授所言，中華思想文化術語是構成中國特色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的基本表達方式或特定符號，是構成中國話語體系中鏈接思想觀念的關節(jié)點，很多思想文化的學術理論或學說，都有普遍的世界意義。畢生致力于向西方講述中國哲學故事、為中國哲學爭取在世界上的合法性地位代言的安樂哲教授認為，有意或無意地將思想術語文本從其自身歷史和文化的土壤中，移栽到另一個截然不同的哲學園地，是對該文本的嚴重冒犯，對其生命之根的損害十分深重，他呼吁中國哲學文化必須要通過自己的“文化語義環(huán)境”，以中國自己的觀念去講述，“讓中國文化講述自己”。

《〈道德經〉西傳之云變》采用傳播學、翻譯學、歷史學等方法，對《道德經》在西方世界的翻譯傳播做了深入系統的分析、比較、梳理，全書文獻厚重，行文論述大氣。章媛指出，西方人對《道德經》及道家思想的接受與傳播是一種“創(chuàng)造性的誤解”，呼吁學界從中華文化的本源與話語權入手，“擦亮”關鍵術語以復原情景化的、原生的意義，對《道德經》核心概念的翻譯采取無限靠近原則，以提升《道德經》西譯西傳的準確性，從而真正構建一個具有普遍價值與意義的《道德經》海外翻譯傳播話語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