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每到春節我都糾結，糾結這接下來的一周時間，我該如何在生命經驗和文化的雙重意義上對之命名。春節是中國的傳統節日，俗稱過年。這個隆重的節日里，全國上下通常要放七天左右的假期，習慣上稱為小長假。春節、過年和小長假，如同一個人的學名、小名和外號，但又不同于學名、小名和外號。人之三名說到底指的是同一個人，春節的三個名字，在我的感覺里，似乎越來越不是同一個節日了。

最早知道春節這個高大上的詞，是因為看了春節聯歡晚會。剛看的那幾年也沒往心里去，都盯著節目去了，誰會注意主題叫啥。就像讀一部小說，故事記得門兒清，書名和作者經常想不起來。不注意也是因為沒必要，過年嘛，普天同慶，樂和一下還需要那么多理由？這些年據說有檔電視節目，叫《過年七天樂》，沒看過，不知道演得如何，但我喜歡這名字，接地氣，有煙火味兒。如果叫《春節七天樂》，字面上我都覺得高興勁兒打了折扣。“春節”太正經了，像見家里人還要穿西裝，再莊嚴地互稱先生或同志。

在知道“春節”前，我一直生活在“過年”的氛圍和文化里。我喜歡“過年”這個詞，有年味兒。

可能跟我的生活經歷有關系。我生長在一個陳舊的鄉村，即使到20世紀90年代，整個世界都日新月異了，我老家還處在千百年來鄉村生活的巨大慣性里。時間在那片土地上行動遲緩，鄉風民俗基本堅守著，過年就是過年，一年中最大的事兒，喜氣洋洋，土得掉渣。但那黏稠的煙火氣、喜慶味兒和對來年好日子毫無遮掩的向往，讓我在色香味諸個層面上深刻地理解了這個中國傳統的節日。

實話實說，我對春節所有的美好記憶都來自故鄉的過年。那個年味兒是從野地里、街巷中、家門口、集市上和每一個人的內心與臉上分泌和蒸騰出來的，是日復一日的遙想終于水到渠成，是小企盼一天天積累最后導致的大爆炸。那的的確確是一年的目標和終點，以及新一年的開始：各種遙想與企盼再次累積。

年味兒。年味兒是必要的習俗、儀式和細節。

在故鄉的那些年，每年我都是從十月份開始清晰地意識到這一年的盡頭是“年”。十月份，秋涼降臨，一刀刀紅紙、一箱箱墨汁堆放到我睡覺的西屋里。白天我上學，祖父在西屋里的一張大槐木桌上開始干活兒，裁紙、折疊、調墨，然后開寫。我家賣對聯。我出生之前就已開始的營生，一直到我念大學。那會兒祖父八十多歲，寫不動了，三十年的賣字生涯才告結束。祖父私塾出身，寫一手好字，解放前開始教書，在外鄉做過小學校長，“文革”時被打成右派，遣送回鄉，分配到生產隊養豬。我記事起，祖父還在養豬，到了飯點兒我給他送飯，老遠就聽見幾十頭豬嗷嗷叫喚。祖父的豬倌好像一直做到分單干，聯產承包責任制實行。祖父養大的那些豬被切割成一塊塊骨頭和肉，在打谷場上擺成一片，全生產隊抓鬮，誰抓到哪塊就拎哪塊。

養豬間隙，祖父開始寫對聯，攢著，年前一并拿到集市上賣，補貼家用。寫對聯是個慢活兒，祖父又老派，相信慢工出細活兒，所以更慢。因為慢，十月就得開工。祖父慢條斯理地折好紅紙，裁成一條一條，寬的寫上下兩聯，窄小細長的做橫批，寬大四方地寫上一個個福字。除了某年生病，不做豬倌的每一個十月，祖父都戴老花鏡，坐槐木桌前，螞蟻搬家一樣寫一副副對聯。寫好的對聯放在院子里晾干，然后一副副疊好，碼放整齊。

紙是紅的，墨是黑的。從十月開始，我對過年的想象里就根深蒂固地有了這兩種顏色。過年當然要紅，吉祥、喜慶；過年也會黑，是墨色，也是夜色。那些年鄉村之夜的確黑如濃墨。開始是油燈，昏黃的一小團亮；通了電，家家戶戶也只用耗能最低的燈泡，十五瓦的光明開辟出極小的一片領地。燈光之外的除夕夜彌漫著大地上最純粹的黑暗，室外伸手不見五指。正因為夜的黑，鞭炮才如此耀眼，每一道閃光都是驚喜；也因為鄉村之夜黑沉沉地寧謐，每一聲響才如此飽滿清亮。千家萬戶鞭炮齊鳴，高低錯落，遠近有致，那是比《新春序曲》還要喜慶和復雜的除夕交響樂。

祖父的對聯一直寫到除夕。賣對聯是我媽的事，放了寒假我會和我媽一起，兩輛自行車，趕遠路早出晚歸。早必須很早，晚也必是很晚，走在夜路上我常想起“披星戴月”這個成語。騎車穿過寒風，手和腳十分鐘就凍成冰坨，半天暖不過來，但春節前的集市我還是喜歡去。我們叫趕年集。艷陽天自不必說，只聽五花八門的吆喝，就知道大家是如何期待那個蓬勃富態的年。趕上風雪天，大風稍一止息，整個集市就恢復了熱氣騰騰，像彌留的人突然還了陽。花紅柳綠的年貨看著都熱鬧，更有各種現做的吃食，油煎包子、餃子餛飩、大餅油條和豆腐腦，揭開鍋，半條街都云里霧里。好日子必有一種熏熏然的感覺，這是我小時候在年集上所得的體認。

除夕那天不趕集，貨砸在手里也不賣。過年要從容，一頓除夕飯必須吃好。很多地方除夕飯都在晚上，一家人圍爐夜話，來一頓豐盛的大餐，我們那里是在中午吃。一上午都忙，祖母、我媽和我姐在廚房，祖父、我爸和我在院子里，圍著一張八仙桌轉，給街坊鄰居寫對聯。早年是祖父和我爸寫，我打下手；后來是我爸和我寫；再后來，我爸也袖手旁觀了，看我一個人忙活。都寫好了，他們拿回家貼上。開門紅，開門見紅了，午飯方可開吃。我們的規矩是對聯必須貼在飯前。鄰居走后，我用剩下的紙寫自家的對聯，所以，我們家的午飯永遠都是村子里最遲的。別人吃完了還有空睡個午覺，我家吃完了，除夕夜就到了。

除夕之日的程式化生活，在我的記憶里持續了二十多年，直到十幾年前，我開始在北京和其他地方過年。在外地過年自有其理由，但不管身在天南海北，我依然覺得那種程式化的除夕最有意義，仿佛那是進入新年的必要儀式。既然新年如此重要，是為歲末，亦是歲首，迎送理當隆重。既須隆重，如何隆而重之？那就得有儀式感，就要有必要的形式。充滿儀式和形式的，是細節，尤以日常、不經意的細節最為珍貴。

祖父的堂弟，我叫二爺爺的，生前擅長做花。用自制的材料，做出枝葉和花朵，花瓣間的粉蕊上都能蓬蓬勃勃地散出香氣。女孩要花，男孩要炮，說的是過年時，男孩喜歡玩鞭炮，口袋里總要裝幾個二踢腳、摜雷、焰火和小鞭炮，隨時拿出來弄出點動靜；女孩則要戴花，插在辮子里，或者別在衣服和手套上，那時候，周圍村鎮的姑娘女娃，大小花朵人手一枝，多半出自我二爺爺之手。

少年時常有雄偉的傲慢，看不上小姑娘頭發或衣服間別一枝花，在還無力分辨美丑時，我以為她們與那朵花都土。但某一年，我在老家過年，轉遍除夕之前的最后一個年集，看過集市上穿梭的花花綠綠的女孩，她們歡樂、美好，一副過節前的矜重，那必然是紅紅火火的好日子了，可突然就覺得缺了什么。我把集市又逛過一遍，把那些歡快的女孩再看一遍，明白了，集市上沒有賣花的，小姑娘們也無人戴花。我相信，如果這話在公開場合說出來，必會招致嘲諷：都21世紀了，還有這么low的審美，老同志懷起舊來真是讓人發指。

——誤會了，我既非懷舊，也不認為那朵花就是女孩子過年的標配，我只是覺得對迎面而來的新年，我們缺少了必要的細節，缺少了一點形式或者儀式感。

什么是儀式感？我的理解，它應該是某種被內化為信仰的形式。儀式感從來就不是庸俗的形式主義，它需要在走過場之后，真正地走進去，過完眼走心。儀式感源于敬惜。它是一件事之所以成立的正大莊嚴的證明。它是它的內在需要。也許在今天，那朵花已經不再是小姑娘插在發辮和衣服上的一朵花，而是其他的什么，但它要有。它的強烈的符號化意義應該及時充分地呈現出來。就像過年時門上要貼的對聯和福字，就像為了慶祝節日、抬升氣氛應該燃放的鞭炮。它們是年之所以是年的理由。年要有年的味道，年要有年味兒。

不錯，我堅持作為年味兒意義存在的花朵、春聯和鞭炮。《左傳》中孔子說：“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說話寫文章，你要說的內容再好，沒文采，也流布不開去。以此論，“言”即春節，我們整天把歡度傳統佳節、弘揚民族文化掛在嘴上，卻忽略乃至強行刪除了作為年味兒的“文”，“年而無味”，如何“行且致遠”？

十幾年來，我正是在見證著“年味兒”的日漸稀薄中開始了對春節的糾結。

傳統節日不單是物理時間上的一個個點，更是要借助這一個個恰切的時間點，來紀念和伸張某種文化與精神。春節之承上啟下、辭舊立新，既為終點又是開局，已是科學界定義過的客觀事實，不以節日命名它自然也跑不掉，但還是要顯赫地慶祝，正是鑒于這一天作為一年的起始之于中國人的生命與文化的意義。歲序更迭，時節如流，一年之計在于春，天涯共此時的親情團聚，身份認同的文化和情感共同體的建構與確證，等等。

再如中秋，亦然。物理時間之外，僅以文學論，圍繞這一天差不多就可以梳理出一部中國古代文學簡史。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只相似；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洞庭青草，近中秋、更無一點風色；是天外，空汗漫，但長風浩浩送中秋？這只是信手援引的詩詞，經史子集里，事關中秋者，想必不能漫山遍野，也必浩浩蕩蕩。可見，過中秋，哪里只是在這一日一家人聚一塊兒西瓜月餅敬老天，分明就是上一堂中國傳統文化的大課。不唯春節、中秋，每一個傳統節日，歸根結底都是一部中國人的文化和精神史。

由此，傳統節日才堪稱為節日。但毋庸諱言，這是個傳統正飽受沖擊與渙散之苦的時代，一切堅固的都在煙消云散，形式主義的新和多元正在被平庸引為解構的借口，必要的持守變得前所未有地艱難。既然傳統節日是時光的精華和歷史與文化的典范，為什么不調動一切可能的因素，讓這些節日得以穩固和飽滿？從日常開始：過年就痛痛快快地過出個年味兒，中秋就徹徹底底地過出個中秋味兒。但是很遺憾，多少年了，我們都在持續感嘆，年沒有年味兒了。年味兒去哪里了？

就我年味兒澎湃的記憶里，今天的年味兒起碼被這些元素帶走了：春聯、花朵和鞭炮。花朵不說了，其他更多的元素也不說了，單表春聯和鞭炮。

回想故鄉之外我所過的若干春節，突然覺得春節這個詞的確更貼近當下，素淡至于清寡，那些蓬勃、黏稠、熱氣騰騰、紅塵滾滾的年味兒正日甚一日地遠去。有兩年春節，我在北京的居民樓里上上下下地跑，一半人家的門上沒貼春聯。回老家的來不及貼，能理解。自己的房子、住在其中過年的，沒貼春聯也不在少數。春聯沒貼，跟春聯相關的一系列儀式也便取消了。作為一個從小泡在春聯里的人，最初幾年確實不能理解，總是替他們惋惜過了個殘缺的新年。不料其后，我自己竟也慢慢加入了懈怠的行列。

必須承認，城市的新年里春聯不是剛需。大家都自我，自己過日子別人看不見，別人的日子自己也沒興趣，春聯之有無實在無足輕重，完全可以視而不見，的確也就到了視而不見的地步。我問過幾戶人家，他們說，哪顧得上這事兒，忙得湯圓餃子都沒時間去買。再說，一道大門，又一道防盜門，貼里面一道外人看不見，貼外面一道自己看不見，莫如免了。也是，要在北京，我上班也要到除夕，回到家累得只想吃口飯倒頭就睡，餃子不餃子都無所謂，春節里的重頭戲“春晚”，也多年里提不起興致了。哪有精力分出來想這勞什子。終于有一年，除夕日采購，出了超市發現春聯忘了買，肩背手提，沉重得像逃荒，沒力氣再擠回賣場，一咬牙一跺腳，過個素年又何妨。規矩果然不能破，底線下調極易生出慣性，端的是一而再、再而三，便年年都不操這份兒心了。直至某年我自己的字被印成了春聯，一箱子寄過來，手頭寬裕，放著也浪費，才撿起貼春聯的習慣。撿起又有撿起的好。

人到中年，越發意識到，一件事從來就不單是光禿的這一件事，往大里說，或關乎文化與傳統；往小里說，或涉及個體記憶。正因為過年時能省的程序幾近全省，回頭想這些年的北京春節，一閉眼真是兩眼一抹黑，空空蕩蕩仿佛北京的生活里不曾有過隆重的一年到頭與起始。歲月的竹竿就這么通暢地長了下去，毫無阻礙，沒有關節。那一年，帶著兒子貼對聯，兒子問，貼這兩溜兒紅紙有什么用？我一時語塞。有什么用呢？說起來真要話長。遙想到我小時候，斷不會向我爸問出這種問題。在春聯堆里摸爬長大，即便不求甚解，我也本能地感到春聯的非同尋常，我們家的部分生存有賴于此，此外關乎藝術，關乎某種悠遠的文化傳統：那閃爍的紙紅與墨黑，該是歲月和年的包漿吧。

在北京，有幾年我們住西北五環外。剛搬過去兒子很開心，過年可以燃放煙花爆竹了。這是他對過年標配的理解之一。北京的煙花燃放點按區域劃分，越往里走管控越嚴，有些區域你就永遠別想放煙花這回事兒。五環外可以。沒放兩三年，五環外也不行了，全北京禁燃，除夕至元宵節之前，北京安靜得只剩下馬路上的車喇叭聲。禁燃的理由很多，為安全計，防大氣污染計，為控制噪聲計，為環境衛生計，作為政治文化中心，各種全國和全球會議與活動摩肩接踵，要注意影響；我都贊同，每一條都事關國計民生，皆非小事。但是，這世上有哪件事全是利好而絕無弊病的？姑息縱容放任自流固然不是良策，矯枉過正因噎廢食似乎也不是上佳之選。放他幾日又何妨？

春節不是哪一天都是，年也不是哪一天都能過的。從除夕到大年初六，一年下來也就這么幾天可以沉浸式感受節日氣氛，初七上班就成了陀螺，你讓他張燈結彩鞭炮齊鳴他也沒那個心思。那么，為什么不呢？既然傳統節日如此重要，既然文化傳承不可斷絕，既然春節要過得喜慶、熱鬧、有精神、有文化，過出民族性和中國氣派，過出年之為年的年味兒來。

北京是首都，超大城市，有其特殊性，一時之禁倒也可以理解，但武斷之風似乎極易傳染，北京之外的多個城市也被一刀切了。全城三百六十五天聽不到一個響，本該煙火鼎盛的生活之城，一年到頭不吭一聲地安靜，算不算生活中不能承受之輕？

也許你會說，不就是個煙花爆竹嗎，禁了就不是春節了？當然是，餃子不吃、春晚不演、假不放、歲不守年不拜，正月初一該來還來，“時間的腳步永不停留”。只是長此以往，我們的后人怕連煙花爆竹與過年的關系也不明白了，連過年需要干什么也不明白了，連春節之由來也只剩下一個抽象的概念——春節就是一個時間點、一個名詞，一個活在紙頁上、死在生活中的與他們的生活再無切身關系的所謂的“節日”了。在這個意義上，無差別地禁燃煙花爆竹，禁的不單是一個響、一道煙、一朵稍縱即逝的開放在夜空里的絢麗之花，禁的還是一個傳統、一種文化、一種可供瞻前顧后地展開想象與回憶的日常的細節與線索。

不必遮掩，對很多城市生活者來說，“年”已經褪盡繁華、熱鬧與溫暖，成為清冷的“春節”，一年中特殊又清湯寡水的幾天。更有甚者，特殊的冠冕也不存在了，跟五一、十一的小長假沒什么區別。忙了數月，終于可以喘口氣，找個山清水秀的安閑所在，躺平、放空，關機清一下內存，讓主機和CPU歇一歇冷卻一下，一周后開足馬力再戰三百回合。什么年不年的，一天能走二十五小時？不能，那它就是三百六十五天中的任何一天。

沒回故鄉過年的十幾年里，大部分春節在北京過，其余幾年都在海南、大理。冬天北方冷，對孩子的呼吸道是個大挑戰，便南下找個暖和地方。候鳥一樣南下過年如我者，消費不低，年卻過得著實簡陋，一周乃至更長的時間里，年的跡象淡薄至于虛無。在酒店和景區，若非東道主刻意裝點的春節符號，你在絕大多數時間里，完全想不起過年這回事兒，你就是個單純的度假者。跟一年中的其他任何時間一樣，碰巧你在這個時段有了空閑而已。

在這里，沒有了年味兒的春節就是個小長假。而我們對此正習以為常。

徐則臣，1978年生，江蘇東海人。1997年開始發表作品。2000年畢業于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2002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2005年畢業后任《人民文學》雜志編輯，2006年加入中國作協。現為《人民文學》雜志副主編。著有長篇小說《午夜之門》《夜火車》《王城如海》，小說集《鴨子是怎樣飛上天的》《北京西郊故事集》等。長篇小說《耶路撒冷》獲第五屆老舍文學獎。長篇小說《北上》獲第十屆茅盾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