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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夏，劉半農將回鄉避暑期間的見聞，寫成了一篇偵探小說《匕首》，投稿給由“新鴛鴦蝴蝶派”主筆的《中華小說界》，并獲得良好反響。此后，劉半農走入了“新鴛鴦蝴蝶派”的陣營，便又以筆名“半儂”陸續投稿翻譯小說《黑行囊》《頑童日記》《洋迷小影》等，僅1914年他就在該刊物刊登了9篇翻譯作品。之后，他又在1914年底和1915年，給“新鴛鴦蝴蝶派”的另一個重要刊物《禮拜六》以及《小說月報》《時事新報》《小說海》等刊物投稿，成為當時的小說新秀，“半儂”聲名鵲起。

1916年10月，在陳獨秀的影響下，劉半農將他的鼓吹資產階級革命的文章《靈霞館筆記·愛爾蘭愛國詩人》發給了《新青年》編輯部，文章在《新青年》的第二卷第二期上發表，獲得不錯的反響，這也振奮了劉半農擬寫革命題材文章的熱情。與陳獨秀的結識，與新青年的邂逅，打開了他心靈的窗戶，劉半農也成了《新青年》文化陣營中不可或缺的一員大將，以致以后每期《新青年》發刊，陳獨秀必約劉半農寫稿。

1917年元旦，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一文，在文章中他主張“破除舊的文學規范，創造一種全新的文學面貌”，引起了極大反響，得到很多活躍在文壇的先進知識分子的支持和贊同，也掀起了一場關于“文學改良”的論爭熱潮，新文化運動也由此拉開了帷幕。為了推波助瀾新文化運動，積極響應胡適、陳獨秀等文學改良派們的號召，1917年5月1日，劉半農發表了關于文學改良的文章——《我之文學改良觀》，正式踏入了文學改良的陣營，成為“新文化運動”的積極分子。雖然他的觀點未獲得全部的認可，但他關于對標點符號的看法，關于詩歌他提出“改用新韻”“增多詩體”及“提高戲曲的地位”等觀點，胡適非常贊同。他的舉動深深地鼓舞和影響了許多人，壯大了文學改良運動的聲勢，也是他從“新鴛鴦蝴蝶派”轉變為一名文學運動革新者的標志之一，劉半農也終于認清自己將要行走的道路——追尋新文學。

1918年1月，他在《新青年》上發表《應用文之教授》時，拋棄了以往為了迎合大眾讀者、媚俗香艷的筆名“半儂”，正式署名“半農”。魯迅說劉半農自此跳出了“新鴛鴦蝴蝶派”的旋渦。這個名字也伴隨了他的后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