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期文學至今已走過40余年歷程，其間佳作紛呈，相關研究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不過從本事入手的研究還是非常稀少，甚至可以說，本事批評仍是新時期文學研究的“處女地”，是一扇有待打開的新窗口。

作為“富礦”的本事資料

“本事”一詞，主要指文學創作所依據的人物原型、故事原型和情境原型。溯其詞源，則產生甚早。桓譚在《新論》一書中稱：“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彌離其本事矣。”《漢書·藝文志》亦云：“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在此，“本事”皆指原本之事，引申到文學創作之中，就指文學創作所依據的真人、真事和真實情境（主要是前二者）。在一定程度上，“本事”概念可以與“原型”概念打通使用，不過需要注意的是，此“原型”概念主要就作家創作所憑借的親歷或耳聞的真實人、事而言，與心理學家榮格所言的集體無意識意義上的“原型”沒有關系。

本事批評也是自唐以后比較成熟、穩定的古代文學研究方法之一。從唐宋時代的《本事詩》（孟棨）、《續本事詩》（處常子）、《本事集》（楊繪）、《唐詩紀事》（計有功）等著作，到近世的“舊紅學”與“新紅學”，本事批評不絕如縷，并有索隱、影射、考證三個支脈。不過在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本事批評還處于初步探索階段。筆者曾嘗試借鑒古代本事批評的方法對《暴風驟雨》《林海雪原》《紅巖》《青春之歌》等近20種“紅色經典”做了一些研究，但比較起來，新時期文學更適合本事批評，通過本事批評可以打開新的問題空間。

改革開放40余年中涌現了大量以真人、真事為原型的文學作品。從現今可見的地方文史資料、檔案、書信、日記、自傳、年譜及作者、當事人的回憶資料來看，《芙蓉鎮》《活動變人形》《紅高粱家族》《古船》《平凡的世界》《白鹿原》《長恨歌》《秦腔》《推拿》《生死疲勞》《北鳶》等長篇小說，《哦，香雪》《喬廠長上任記》《布禮》《棋王》《爸爸爸》《小鮑莊》《鳳凰琴》等中短篇小說的創作，都源于現實中真實的人、事的觸發。譬如，《高山下的花環》取材于張大權等英雄的真實事跡，《芙蓉鎮》源于作者古華1978年到某縣采訪時了解到的一樁冤案，《古船》《白鹿原》都參考了作者的家族史和地方歷史檔案，《人生》《平凡的世界》皆與路遙及其親朋的人生經歷有直接關系，《叔叔的故事》和張賢亮、高曉聲等“歸來”作家的真實人生明顯互文，等等。汪曾祺甚至說：“我寫的人物大都有原型”，“完全從理念出發，虛構出一個或幾個人物來，我還沒有這樣干過”。（《汪曾祺自選集·自序》）如此種種，不勝枚舉。可以說，豐富多樣的本事資料是新時期文學研究的一個價值誘人的“文學史富礦”。

重建本事批評的方法

不過，若要研究《芙蓉鎮》《平凡的世界》《長恨歌》等優秀作品從“本事”到“故事”的演變，完全依賴古代本事批評方法其實難以做到。原因在于，古代本事批評也有自身難以克服的缺陷。按照孫楷第先生的界定，本事批評要“征其故實，考其原委，以見文章變化斟酌損益之所在”（《小說旁證》序言）。而從古人研究的實際來看，這種研究主要集中在對本事資料的發掘與整理上，其優者只能在史實層面還原故事背景、為“知世論人”提供知識性背景，但多“忘記文學之為藝術”（朱光潛語），不能將史料考訂工作有效地提升為真正的文學研究。其劣者，則容易淪為談資或窺探隱私之助。且古代本事批評方法也多不能取信于今之學人，如索隱以拆字猜謎、牽強附會為能，影射與道德詆毀相糾纏，等等。這些因素皆使現當代文學研究通常輕視這種古典方法而無意借鑒。當然，這種缺乏深度的研究也是近年來當代文學研究“以古為師”所面臨的普遍困境。對日記、書信、版本等有意借鑒古典考據學方法的研究嘗試，往往因為陷于煩瑣考據而不能抓住“大問題”遭到評論家質疑。這意味著，借鑒古代文學研究方法還是要認真考量其與當代批評原創性思考深度結合的問題。

將本事批評與原創性思考相結合、“古為今用”是可以做到的。一方面，可以汲取古典考據學嚴謹求實、輯佚辨偽之長，廣泛搜求文學本事史料，并細致比讀不同來源的本事與文學作品中的故事之異同，以本事及其改寫資料形成研究的堅實基礎。另一方面，則可以對本事及其改寫資料進行分析：其一，從本事到故事，不但是事實的移動與改易，且存在處理經驗事實的故事策略，即在特定話語主導下或不同話語的競爭關系下，哪些本事經驗允許進入故事，哪些被列入“不可敘述之事”，又采取怎樣的敘述視角達成這一目的，其實存在話語介入層面上的“看不見的手”。此即吳宓所言：“殊不知人生至廣漠也，世事至復雜也，作者勢必選其一部以入書，而遺其他。即此選擇去取之間，已自抱定一種人生觀以為標準。”（《論寫實小說之流弊》）

其二，從“可以敘述之事”到最終完成的故事情節，則更深層次地涉及敘述的機制問題。如果說“可以敘述之事”是一件件事實，那么情節則是按照特定因果關系組織在一起的“結構化”了的一件件事實。然而，由于“任何特定組合的真實事件都能以許多方式加以編排，可以被當作許多不同種類的故事來講述”（海登·懷特《后現代歷史敘事學》），從“可以敘述”的本事行狀到作品中最后呈現出來的情節，其間所經過的“事件的框架化”過程（即以特定的因果機制對分散無序的事實予以重組、安排）甚為復雜，會充分體現在作家對人物思想與性格、社會面相、事件矛盾的解決程序以及象征空間等敘事元素的精心安排之上。當然，這種敘事生產過程又與具體、真實的形勢要求、文人“共識”、讀者閱讀期待等多重“力的關系”存在深刻的互動關系。如此遞進性的問題，可以構成一種有效溝通文藝與意識形態的敘事學研究。

經過這種轉換，本事批評就可以被重建為一種“考”“釋”并舉、文史對話的具有一定理論色彩的現代本事研究。它可以運用于對《暴風驟雨》《林海雪原》《紅巖》《青春之歌》等“紅色經典”的研究中，在新時期文學研究中更值得期待。

新時期文學本事研究的路徑與可能

對于新時期文學的本事研究應當以個案研究為主，進而從個案走向整體，達成對新時期文學/文化生產的整體思考。具體而言，或可從三個層面去考察。

第一，對本事及其改寫資料的發掘與考訂。有四種可以入手發掘小說本事的途徑：一是作家訪談、回憶錄及作家傳記、年譜中有關小說人物原型、事件原型的資料；二是作品中原型人物和相關真實歷史人物的回憶錄、書信、日記中有關小說原型的資料；三是相關歷史檔案及地方文獻中有關小說原型的資料；四是作家后人和歷史當事人的口述資料。現在這方面資料比較豐富，多數知名作家都有創作自述，如《早晨從中午開始》（路遙）、《談話錄》（王安憶、張新穎）、《莫言對話新錄》（莫言），等等，材料缺乏者也可通過采訪、調查予以彌補。當然，對初步匯集的各小說的本事資料，還須辨其真偽，分類整理，進而將此本事史實與作品（含跨媒介改編本）中的故事情節相比較，細致勘校其異同，即哪些本事史實成為了“文學事實”，而哪些又被“遺忘”或疏略？那些成了“文學事實”的本事經驗又經過了怎樣的刪削、增補、挪移和虛構？由此，大量從本事到故事的改寫“痕跡”，就構成了研究的史料基礎。

第二，本事改寫的敘事學分析。擬從故事策略、敘述機制兩個層面對各個作品的本事改寫史料予以重點闡釋：從現實生活中的本事到作家準備講述的故事，哪些經驗史實可以進入故事，哪些又“不可敘述”，其間存在怎樣的故事策略選擇；從“可以敘述”的本事史實到作品中最后呈現出來的情節，其間又經過了怎樣的因果敘述機制的重組。故對其敘述機制、故事策略的分析，其實也是將新時期豐富、鮮活的文學本事史料（包括歷史語境）與不同時期、不同類型、不同文本內部的生產邏輯有效“對接”，內外互動。

第三，基于敘事分析的文學經驗及其變遷研究。作家面對真實的人物原型和事件原型，為什么這樣改寫本事而不那樣改寫，與當時語境中的具體社會問題和多重社會力量存在深刻關聯。因此，研究即可跳出文本，從個案到整體，從微觀到宏觀，力求將有關具體小說和系列小說文本的敘事學分析發展為對新時期文學傳統及其變遷的觀察與思考，深究其變遷之道，進而提煉40余年中不斷變動的“中國故事”的講述經驗，對文學回應、介入當代中國現實的方式、方法予以及時省思。

這是從本事批評這扇“新窗口”可以打開的新的問題空間。藉此，既可以探察當代文學史內部、現代/當代文學之間的源與流、常與變，也可以考量文學作為話語實踐對于新時期的社會想象、認同建構、個人倫理重塑等問題的深度介入。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改革開放40年小說本事資料發掘、整理與綜合研究”（21AZW020）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中山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