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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30日我回襄陽鄉下，帶母親看病，那時我感染新冠病毒已經兩周，基本恢復。此前這段時間，我幾乎每天都給母親打電話，我非常擔心她，因為她基礎疾病較多，身體狀況一直不好。我當天早上從武漢出發，掛的是下午的專家號。吃完午飯后再驅車前往襄陽中心醫院，出發前匆忙看了一下手機，吳錦萍老師發來微信說，“董老師目前穩定了，有些指標還沒有達到，不過，應無大礙”。

知道董老師住進ICU之后，我給他的愛人易老師打電話沒有打通（31日到董老師家吊唁的時候才知道易老師換了電話號）。因為吳錦萍老師的愛人是醫生，所以，和易老師沒有聯系上之后就跟吳老師問詢董老師的情況，吳老師讓我們放心。盡管心中隱隱不安，但是還是覺得那么強大的董老師，肯定沒有問題的。再次得到吳老師“董老師目前穩定了……”的消息之后，我趕緊把這個好消息轉告給二十一世紀出版社的談煒萍老師，希望她也稍稍放心，這才驅車前往襄陽中心醫院。

這兩年來多次跑這家醫院，已經對這里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2020年，我父親在這家醫院住院，然后在重陽節離開這個世界。埋葬了父親之后，我趕回武漢參加10月31日在我們學校舉辦的《逐光的孩子》的研討會，那天，我穿了一件黑色的襯衣。那天，董老師也穿了一件黑色的襯衣。研討會的氛圍很好，只有幾個同事朋友知道我父親剛走，茶歇的時候，董老師說，我也特意穿了件黑襯衣，我過去抱了抱董老師。

2021年，母親在這家醫院做手術，陪護期間我不記得在朋友圈發了一個什么消息，微信留下了當時的位置。很快，董老師就把電話打了過來，問我怎么在醫院里，有哪里不好嗎？

我和董老師平時聯系得并不多，但也總會在某個時間的節點會彼此聯系。最近的一次聯系是在2022年12月19日，那時我感染新冠六天了，好了很多，突然想問問董老師還好不好。他回復我說：“前段時間一直咳嗽。最近好一點。你呢？還好吧？”我問咳嗽是因為感染了新冠還是感冒咳嗽？他回復我說“也許都有。一直沒有發燒，但是咳嗽得厲害。”而上一次聯系則是在2022年的3月份，有一天，我夢見了董老師，就發微信告訴了他。那是一個好長的夢。

一直忙著帶母親看病，做各種檢查，但是醫院里所有科室都沒有床位，好在第二天母親掛針之后退燒了。因為忙，也因為累，頭痛得厲害，就沒有看手機，是長江少兒出版社的藍欣老師打電話告訴我說，董老師不在了。翻看手機，才發現有很多未讀微信，最早告訴我這個噩耗的是長少社的何龍董事長。

我決定返回武漢，一路上邊開車邊想著藍欣告訴我的這個消息，但是卻一直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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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會相信呢？這么多年來，他一直都如此強大！他把我們團聚起來，為我們的成長出謀劃策，勉勵我們不要怕，鼓勵我們往前走。他把好茶拿出來讓我們在解放公園的天心書院喝茶，他請我們吃飯，他為我們講文壇軼事，雖然很多是聽過多次，但是，經由他講出來，就是不一樣。他不僅有自己的腔調，他還能模仿別人的腔調。他不僅能講，還能唱，不僅能唱，還會吹口琴，他不僅會吹口琴，還能寫書法，他不僅會寫書法，還是攝影家……

就連他帶著我們在漢口江灘吃飯喝咖啡的時候，也會有三教九流的人不斷地前來問候他，他相識滿天下。

我第一次看見他的脆弱，反而這脆弱成了一面鏡子，映照出了他的強大。那是前幾年，他在武漢市第二醫院做聲帶息肉切除術后。那次我開車帶李綱，我們一起到病房看望董老師。

他見了我們很高興，像往常那樣哈哈大笑，卻無聲。我和李綱也跟著笑，面面相覷了好久，總覺得哪兒不對勁，想了好久才知道為什么病床上的董老師看起來有些滑稽可愛。因為手術，美髯公董老師的大胡子剃得干干凈凈。

那是我第一次看見沒有大胡子的董老師，真是不習慣。其實，董老師年輕的時候是不留胡子的，那時候帥得我根本認不出來。還是覺得，董老師本來就應該是這樣的，有大胡子才是英朗神武的董老師！

董老師不顧護士的好心相勸，半躺在床上摘下小白板，拿著記號筆要和我們暢談。他有很多話，也有很多人生感悟要和我們分享，但無奈小白板太小了。后來，他很調皮地翻過小白板，只見小白板上列了好幾條。我記得當時拍了照，可惜照片沒有找到。董老師用阿拉伯數字標號：1.要喝水，2.要吃飯，3.要上廁所，4.要看電視，5.要看書……董老師笑著打手語告訴我們，他這段時間全部的需要都寫在這白板上，只需要伸一伸指頭，醫護人員就知道他要什么。

后來，他又搖著頭很感慨地“告訴”我們，人躺在病床上，需要的也不過如此了……

董老師的生命慨嘆以自嘲消解了深刻，用幽默消解了脆弱，反而讓我覺得這不過是董老師又一次生命體驗。我既覺得光下巴沒胡子的董老師給了我們一種非常陌生的滑稽和可愛，又在他與醫護人員的“暗語”交流中看到了他的幽默和智慧，原本躺在病床上身陷生命脆弱之中的董老師，卻讓我再次感受到了他的樂觀和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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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董老師的強大不僅體現在直觀的修偉身軀和爽朗笑聲，還在于他的積極樂觀和開放包容。我好幾次跟我的責編談煒萍老師講我自己的悲觀沮喪和對這個世界的絕望，她總勉勵我說，你應該向董老師學習。是啊！我真應該向董老師學習：他乘飛機到非洲大草原，航拍叢林與野獸；他獨居桃源創作的時候，在月夜下和風一起行走在山林之間，聽風鈴錚淙；他在午夜時刻背包行走在武漢街頭，步行到卓爾書店通宵閱讀；他午夜下廚炒粉，邊宵夜邊為自己喜歡的球隊吶喊，在凌晨追世界杯；他愛這個世界，寫長詩歌唱抒情……

這幾年，我每每消沉的時候，就真的去想一想董老師在怎樣生活，看一看他的朋友圈，呀，這么晚了，他還把自己喜歡的歌分享到群里……原來，面對同一個世界的時候，也可以有不同的生活方式，我也常常借此分得些許董老師的熱情和浪漫，以及學習自己給自己的瑣屑日常賦予種種詩意。

他總是如此熱情、豁達、包容。但凡有外地的出版社朋友來武漢，他必定會通知我們，來解放公園喝茶，把我們引薦給出版社的老師。我就是這樣認識現在的責編談煒萍老師的，那是2016年7月，我剛結束魯迅文學院高研班學習回來，他讓我到循禮門酒店來，很鄭重地把我介紹給二十一世紀出版社的兩位編輯老師：談煒萍和王雨婷。正是這次董老師的引薦，才有了后來獲得第十一屆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的長篇小說《逐光的孩子》。

其實從2008年起，就開始獲得董老師的扶攜——我想，不僅僅是我，武漢的年輕作家很多人都接受過他的幫助，只是，我們并不以此為意。那時，我剛寫出了《剪刀石頭布》，那時，我統共才發表了四五篇短篇小說。有一天，我忽然接到通知，讓我到武漢作協開會，那時董老師是武漢作協主席。一間辦公室里坐了十來個人，有一個穿白襯衣的人對我微笑，我猜他應該是林彥，因為我只讀過他的文章，甚是喜歡。另外一個可以猜得出的就是董老師了。那天開會到底講了些什么，我一點兒都不記得了，只記得會后，董老師囑咐我填一個表，讓我加入武漢作協。那時，我是一個淺薄無知但卻喜歡沒有任何理由就內心充滿驕傲的年輕人。那時，我覺得寫作是我個人的事情，想寫就寫，想不寫就不寫，和作協有什么關系呢？盡管心里充滿了對權威對很多“理所當然”的種種懷疑，我還是填完了表，加入了作協。

現在想來，大概是董老師的平近、親切和包容，讓我們很多時候都沒有意識到，他是在幫助我們，就好像和他在一起的時候，他就該拿很貴很貴的茶給我們喝。就像和他在一起的時候，他就該請我們吃飯。當我們不屑并懷疑一些世俗的“理所當然”的時候，我們又陷入了另外一種因為自己的偏見而造就的“理所當然”之中。當年歲漸長，終于來到一個更加開闊的地帶之后，在我努力做一個寬闊、自省和悲憫之人的時候，回想從前，就會為自己的偏狹和驕傲而羞愧。想一想，其中好多都是董老師教會我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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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奔馳在高速公路上的時候，我想起為母親看病的時候，病人資料上顯示母親73歲，也只比董老師年長一歲，為什么我就一直覺得董老師那么年輕呢？大概正是董老師的平近、親切和包容。再說了，董老師也一直有一顆年輕的心，和我們在一起的時候，他很少把自己當作長輩。有一次在新月的“聲音圖書館”喝茶，董老師給我們講喝茶的禮儀，告訴我們當別人給你斟茶的時候，我們該如何致謝。他說，如果是長輩為你斟茶，要五指收攏，在桌上輕叩三下，表示五體投地，而遇平輩為你斟茶時，伸出食指和中指并攏，在桌上輕叩三下即可。他為我們斟茶之后，當我們為他行長輩禮的時候，他卻糾正我們說，伸兩根指頭即可。

2014年的夏天，我們參加長江少兒出版社到恩施的采風活動，因為天雨路滑，也因為我的得意忘形，走在鋪了塑料的山澗石階上的時候，不小心滑倒，后腦勺剛好砸在石階上，有那么一瞬間失去了意識。出版社不放心，藍欣老師和蒙蒙老師帶我到縣城的醫院拍CT，回來的時候已經很晚了，因為自己的不慎給出版社增添了這么多麻煩，我深感歉意和不安。回來的時候，董老師的房間里仍舊歡聲笑語，燈火通明。

董老師說大家不放心，等著我回來呢。我還沒有來得及表達歉意，董老師就把我攬在懷里，說要發功幫我治傷，對此，我內心里當然表示懷疑，但是，董老師寬厚溫暖的胸懷讓我感受到了一種別樣的關切，當他溫暖而寬厚的大手摩挲我的頭頂的時候，我想，他大概是想給我安慰。那時，我覺得，他是大人，是長輩，而我，是一個受傷的小孩子。不必為自己的受傷，而心懷愧疚。

汽車到達武漢的時候，已接近黃昏，二十一世紀出版社的編輯老師已經乘坐高鐵從南昌到了董老師家，同在暮色下等候的還有作家黃春華、周羽、鄭健和武漢少兒圖書館的林翔老師。董老師的樓下，全是花圈。

送出版社的老師們前往武漢站的時候，我們一起回憶著董老師，有關董老師的一切，仍那么親切而溫暖，讓我們在微笑著追念的時候淚流滿面。我們還是不相信董老師已經走了，不相信這個世界上再也沒有董老師了！

我想，我們是對的。董老師是不會離開我們的，不僅僅是關于他的記憶，還有他的書。一代代的孩子們，會讀著董老師的書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