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維爾

1856年，隱居鄉間的托克維爾（1805-1859）對到訪的友人讓-雅克·安培坦言：“我的生命和思想的統一，是我需要在公眾面前保持的最重要的東西；做人和做作家都應知行合一。”這一年，這位作家完成了他的傳世之作《舊制度與大革命》，這部著作與二十年前的《論美國的民主》一同奠定了他在思想史和學術界的重要地位。

除了上述兩部經典，托克維爾生前公開發表的作品寥寥無幾，較為知名的當數經濟學論文《論貧困》（1835）以及《1789年前后法國的社會和政治狀況》（1836），后者是應英國友人約翰·斯圖亞特·密爾之邀撰寫的學術論文，刊載于密爾主編的《倫敦和威斯敏斯特評論》。1839年，《關于法國殖民地之奴隸制的報告》出版，該文是托克維爾在議會的演講錄，也是一篇嚴肅的社會調查報告。此后，托克維爾積極投身政壇，鮮有著述發表——真正為他贏得作家聲譽的是他身后出版的《美國游記》（1831-1832）。

《美國游記》由托克維爾的妻子瑪麗·莫特萊和他的好友博蒙共同整理，于1860年首次發表在《兩個世界》雜志（其英文版后由耶魯大學出版社翻譯出版）。該書由兩部分組成：前半部分是托克維爾游歷時所做的各類筆記（對于美國民風民情的廣泛考察），細節生動，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其中若干材料在《論美國的民主》一書中已有所體現。該書后半部分是兩篇游記：《荒野兩周》和《奧奈達湖之旅》。這兩篇游記不僅語言優美，形象生動，而且飽含人文關懷，極具浪漫主義特質。照評論家的看法，“僅憑這兩篇游記，托克維爾就可被視為19世紀優秀的游記作家。”

托克維爾美國之行的動機，既有個人因素，也不乏政治色彩。據考證，他做出這一決定主要受到兩位杰出人士的影響。第一位是他的外曾祖父馬勒澤布，這位啟蒙哲人的大無畏精神和貴族風范一向令他的曾孫感佩不已。“我是馬勒澤布的后裔，他在國王面前為人民辯護，又在人民面前為國王辯護”，托克維爾在一頁未刊稿中這樣寫到，“他這樣一種雙重的典范，我過去不曾忘記，將來也不會忘記。”政治家馬勒澤布富于遠見卓識，認為美國與腐敗的歐洲大陸迥然不同，代表了人類社會的美好未來和希望，因此，他對來自美國的客人極為友好：美國派駐巴黎的代表如富蘭克林和杰斐遜等都曾受到他的熱忱款待。赴美考察是馬勒澤布畢生的心愿，可惜這位貴族在法國大革命中被斬首——完成他的遺愿也就成為托克維爾義不容辭的責任。

第二位對托克維爾產生重大影響的是他的姻親夏多布里昂。夏多布里昂是托克維爾步入政壇的領路人（由此他得以接觸到各式啟蒙和進步思想），也是他的文學導師。18世紀末，作為浪漫派小說家的夏多布里昂曾親赴美國考察，并有若干著作探討民主政體之得失，他在雄文《世界的未來》中論斷，“歐洲正朝向民主奔跑”，令托克維爾深受啟發。正是在夏多布里昂的建議之下，托克維爾決定訪美。

當然，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因為托克維爾本人想要近距離了解美國，并試圖從新興的美國民主政治中汲取經驗教訓，為根除法國政治中的不安定因素提供解藥——至于為何不像他的前輩如伏爾泰和孟德斯鳩那樣選擇向英國尋求良方，他在與一位英國友人書信中給出了答案：“英國貴族的權力，每天都在縮小疆域……本世紀是徹底民主的世紀。民主就像漲潮的大海，它后退只是為了更有力地推進……歐洲社會不久的未來，將會是完全民主的社會。”需要指出的是，貴族出身的托克維爾對民主頗有疑慮，對“多數的暴政”更是憂心忡忡，因此需要對民主這一政體產生的氣候、土壤及其歷史和文化背景進行深入考察。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游記》不僅是一部獨具風格的游記作品，而且也是社會學、人類學和民族學的文本，尤其是書中對北美印第安人生存狀態的描述，堪稱19世紀文化人類學的開創性研究。

托克維爾一行于1831年5月9日抵達紐約，隨后訪問了美國北部和南部的主要城市，以及一些偏遠的邊境地區。他們從紐約一路向西到達布法羅、密歇根州的伊利和威斯康星州的綠灣，途中遇見若干開拓者和原住民，并探訪了不少監獄。而后，他們返回加拿大法語區，再到新英格蘭。之后，他們一路南行，向費城、巴爾的摩和華盛頓進發，接著又乘坐汽船順俄亥俄河和密西西比河而下，跨越蓄奴州和自由州的邊界，最終沿大西洋海岸返回紐約。其間，他們拜會各地行政司法長官及商賈名流，并受到安德魯·杰克遜總統等政要接見。可惜，由于法國內政紛爭，他們被迫提前返國，因此未能如愿遍覽南方各州并參觀種植園。

托克維爾一行大部分時間是車船之旅，唯有從底特律至薩吉諾一段是“馬背上的旅程”。回到底特律后，托克維爾乘坐蘇必利爾號輪船前往休倫湖。《荒野兩周》就是上述這段旅程的產物，其主旨意在記錄北美原野之廣袤及民風之淳樸，并表達對印第安人深切之同情。誠如托克維爾在《荒野兩周》開篇所說，他和博蒙“想探索歐洲文明的外部邊界，如果時間允許的話，還想游歷一些印第安人部落。這些部落寧愿逃到北美大陸遼闊的荒野上，也不屈從于白人口中的幸福社會生活”。

在這片原野之上，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望無際的叢林高樹。托克維爾感慨：“置身于這片茫茫樹海，有誰能夠尋到方向？你的目光又該投向何方？你爬上了一棵看起來最高的樹，卻發現只是徒勞，因為還有更高的樹將你包圍；就算是爬上了山頭也無濟于事，因為這片樹海沒有盡頭。”與此同時，托克維爾也注意到，部落的居民無不受到實用主義和商業氣息的浸染：“只要有錢賺，辟路穿行于莽莽密林、橫渡洶涌河流、勇敢置身于致病沼澤或棲息于潮濕叢林，美國人都不以為然。然而，凝望參天大樹的欲望、獨自縱身大化的沖動，卻完全超出他們的理解。”

“這些地區，”托克維爾寫道，“雖然只是一片廣袤的荒野，但它們將成為世界上最為強大和富庶之地……除了文明人，這里什么都不缺，而文明人就在門口。”在這里，托克維爾顯然繼承了盧梭關于“高貴野蠻人”（noble savage）的思想，將質樸的野蠻人與虛偽的文明人相對照，同時也反映出他本人對美國的矛盾態度：一方面，他贊賞美國的活力和未來，但另一方面，又憎惡美國人的粗魯和貪婪。

托克維爾筆下的美國拓荒者務實、冷靜，他們“一心一意只想著一個目標——發財”。他們手持利斧，既果敢剛毅又貪婪殘忍（他們的臉上有一種“堅忍的僵硬”），與自然生長的靜謐森林恰成鮮明對比。在旅途中，托克維爾觀察到，在美國人的小木屋里，經常懸掛著一張美國地圖，此外，“孤零零的粗木板架子上豎立著一本《圣經》，經兩代人虔誠地翻閱，其封皮和書脊早已破爛不堪。”這些拓荒者正在把荒野改造成美國的“領土”，在他們看來，這一項個人和國家的事業是對他們身體和精神的“雙重挑戰”。

托克維爾在書中對美國拓荒者的毅力和勇氣既不無欽佩，又提出嚴厲批評——他強調，對金錢的貪婪是民主給美國人帶來的“大麻煩”：在舊制度盛行的歐洲大陸，貴族從來無需為生計發愁，平民也不敢奢望通過發家致富躋身貴族階層。托克維爾擔憂，對金錢的狂熱追求終將葬送美國人的事業和家庭幸福。在美國荒野的惡劣環境中，托克維爾對拓荒的婦女尤為同情：她們不僅要在家中生兒育女，還要像男性一樣在外打拼，常常食不果腹。他曾描繪奧奈達城堡的兩名印第安婦女，她們“雙腳赤裸，在七月中旬的天氣里裹著羊毛毯……乞求施舍”。他也曾描繪一名拓荒者的妻子：“時間對她極為殘酷。她四肢羸弱，面容憔悴，臉上布滿與年齡不符的皺紋。顯而易見，生活讓她不堪重負。”在當時條件下，對拓荒者個人和家庭而言，占領土地無疑是一項危險而復雜的任務，令人心生恐懼，焦慮不安。更糟糕的是，它往往以徹底失敗甚至死亡而告終。對此，托克維爾簡明總結道，“領土擴張勢必要付出代價”。

與此同時，托克維爾在書中也展示出游記作家對景物描寫的掌控能力，以弗林特河為例：“濃厚的暮色漸漸將我們籠罩住。”風停了，“夜晚很平靜，卻格外寒冷。森林深處，一切都悄無聲息，萬籟俱寂，好似自然之中所有的力量都陷入停滯。”緊接著，他描繪了當晚的月色，月光灑在地面上，給林間小草蒙上一層銀白；月光落在橡樹樹干上，這些粗壯的樹干仿佛變成了高大的白色大理石柱。“我們只能聽見蚊子惱人的嗡嗡聲和馬蹄聲。時不時能瞥見遠處印第安人的篝火，透過煙霧，我們可以看到他們靜穆的輪廓。一個小時后，我們來到了一個岔路口……其中一條岔路通向一條深淺未知的溪流，另一條則通向一片空地。借著初升的月光，我們可以看到前面的山谷，四處散落著倒地的樹木。”

除了細致入微的景物描寫，托克維爾最擅長的筆法是觸景生情——由自然之境上升到對人類文明的反思。如在《奧奈達湖之旅》中，托克維爾首先描繪奧奈達湖邊森林的景象，隨后開始大發感慨：“我們想知道，命運如何奇妙，使我們來到一片原始地帶，并親眼看到一個孕育大國的搖籃……幾年之后，這些密林就將被伐倒。文明與工業將用隆隆之聲劃破薩吉諾河上方寂靜的長空……仿佛是文明吹響的一記絕妙的戰爭號角，持續良久。”

托克維爾對薩吉諾的關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國早期浪漫派庫珀的影響（他曾前往莫霍克谷考察，此處恰好是庫珀小說《最后的莫希干人》故事發生的場所）。1819年，《薩吉諾條約》簽訂，美國政府無視薩吉諾的領土主權，強占薩吉諾土地約六百萬英畝。1822年，為保證條約生效，美國政府派遣兩支步兵團駐扎該地，并建造薩吉諾堡作為軍事基地，當地原住民被迫逃亡他鄉。在薩吉諾古老森林的人跡罕至之地中，托克維爾體會到“內心最甜蜜最自然的情感”，這些情感是言語無法形容的——“那些珍貴稀有的時刻中，宇宙在你眼前處于完美的平衡狀態。靈魂半夢半醒，在當下與未來、現實與虛幻之間徘徊。當被自然之美和寧靜的溫暖包圍，人在世界的寧靜中感到心平氣和，此刻便可以聽到自己的心跳聲。心臟一拍一拍跳動著，標志著時間正不斷流逝——一滴一滴地流入永恒的河流。”然而，盡管這樣的時刻彌足珍貴，但依然無法改變托克維爾的隱憂：“文明和工業的隆隆聲將打破薩吉諾的寂靜。”這位游記作家寫道，“我們再也無法聽到流水在森林中低吟淺唱。”

作為深切關心人類共同命運的學者和思想家，托克維爾自承對人類各種生存狀況有一種“執迷”，一如他在與友人安培書信中所說，“人類存在的問題時常占據我的心靈”。事實上，也正是這樣的執迷和關切，使得這位法蘭西學院院士的作品遠遠超過了普通游記作家的水準。誠如奧利弗·曾茲在《理解民主的人：托克維爾傳》（2022）一書中所言，《美國游記》不僅體現出托克維爾“浪漫主義的華美抒情和敘事”，同時也兼具“《論美國的民主》中樸素的古典主義風格”。很顯然，這部游記不僅是關于當時印第安人狀況的田野調查報告，同時也是展示他驚人預見力的經典文本——它“應該受到學術界更為廣泛的關注和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