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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大學陳建軍教授長期致力于中國現代文學史料研究，其新近由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印行的《故紙新知：現代文壇史料考釋》（以下簡稱《故紙新知》），所收39篇文章，基本上都是以現代文學史料的鉤沉與考釋為主，可以視為其2015年出版的《撣塵錄：現代文壇史料考釋》（以下簡稱《撣塵錄》）的“姊妹著作”。

早在《撣塵錄》中，陳建軍就提出史料研究文章寫作的三條原則：“一是用史料說話”，“二是重在史料呈現”，三是考釋史料時“力求言之成理，信而有征。”《故紙新知》延續了這一寫作原則或曰研究信條，綜合運用輯佚、考據、辨偽等文獻學研究方法，為現代文學史研究與現代作家研究提供了眾多頗具價值的新史料，同時基于新史料對已有的一些研究成果進行考辨、補正甚至質疑。陳建軍關注的大多是現代文壇上的著名作家，主要涉及的有卞之琳、戴望舒、豐子愷、黃裳、梁遇春、林徽因、凌叔華、陸小曼、徐志摩、沈從文、汪曾祺、郁達夫、聞一多、俞平伯等，同時也關注一些已被遺忘的新文學作者。如《“馬良材”是誰》利用廢名、石民、趙景深的文章，勾勒了一位青年作家馬緝熙（又名良材）短暫的文學人生。這不僅大致還原了一位因投身革命而不幸犧牲的革命烈士的生平事跡，而且對于深入理解廢名《死者馬良材》、周作人《偶感之四》等文章的創作主旨進而窺察兩位作家特定時期的文藝觀念也不無裨益。

縱觀全書，筆者認為《故紙新知》至少還有以下三個特點。

其一，十分重視作家書信的發掘、整理與考釋。經統計，正編37篇文章中，篇名直接涉及書信的共有16篇，近乎占去半數。如《又見陸小曼佚文佚簡》《陸小曼手札和啟事》兩篇分別披露陸小曼致《新聞報》編者和致吳經熊的兩封書簡，《沈從文佚簡一通》披露了沈從文致瞿冰森的一封佚簡，《新發現徐志摩佚信一通》鉤沉了徐志摩致《時事新報》主筆的一通佚信。作為個體或團體之間接洽事務、交流訊息、聯絡情感的重要媒介，書信的背后往往牽涉或大或小的事件，即便是無關痛癢的片言只語，也多少會流露出寫信人的性情、情緒、品味等。在對作家的佚信或集外手札考證時，陳建軍常將新見史料與已知材料進行對照、勾連，再輔以報紙新聞等文獻，以從容不迫的文字，盡量還原出書信背后隱藏的故事，讓一封封書信串聯起作家的生平軼聞、人際交往，從而讓文壇現場變得豐富起來，讓現代作家變得親切可感。陳建軍的考證文字用語嚴謹，滴水不漏，既不放過信函中諸多生動的關鍵性細節，又能夠避免過于繁瑣的考索，幾乎沒有不著邊際的“過度闡釋”。陳建軍還非常重視書信文獻的整理、校勘問題，曾在2008年發表《徐志摩書信尚需重新整理》（收入《撣塵錄》），后又發表《再談徐志摩書信尚需重新整理》，利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圖書館胡適檔案內的徐志摩書信手稿和《上海畫報》等，指出2019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徐志摩全集》書信卷中9通書信的訛誤，進而建議：“重新整理徐志摩書信，應從頭開始，盡力搜求、占有包括手稿本、初刊本、初版本等在內的第一手史料，適當參考他人的整理本，最大限度地保留或恢復其原貌。”

其二，“用史料說話”，但對史料本身并不完全地膜拜，而是以批判的眼光，堅持“孤證不立”的原則，寧可存疑也不“妄下斷語”。一方面是緣于大部分新發掘的史料都來源于現代報刊，而報刊所提供的“信息”有時并非百分之百的可靠，存在實中有虛或真偽參半的情形。另一方面，當局者固然易“迷”，旁觀者未必就“清”，作家自己或他人的敘述難免含有其對人物、事件的主觀情感、立場甚至偏見，若無更多資料印證，只能聊備一說。如《穆時英〈清客的罵〉及黎錦明信》在呈現穆時英的佚文《清客的罵》以及黎錦明給穆時英的公開信后，并未完全采信當事人黎錦明的說法，而是另外介紹了上海《時代日報·時代日報附刊》上一篇《南京文藝俱樂部的“門羅主義”——華林驅逐黎錦明始末記》中的敘述，雖讓現代文壇上的這件掌故變得疑案重重，但不失為一種謹慎、負責的學術態度。

研究現代文學史料，研究主體不可能完全將自己從研究對象中剝離出去。如果僅僅是新見文獻的堆積，往往容易使閱者味同嚼蠟。陳建軍盡管強調自己的文章“重在史料呈現，多敘史事，不輕易發議論，最忌妄下斷語”，但他并非不發議論，只是遵從“論從史出”的原則，對作家、作品或文學現象的評判、論斷都力求建立在堅實的文獻基礎上，真正地做到了“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

其三，關注現代作家的筆名。筆名可謂作家的一張名片，是識別作家身份、挖掘作家佚文的重要依據，但單單依靠署名來下判斷而不做深入的考察，常常會“誤入歧途”。《當作家遇上筆名雷同》一文通過發掘沈從文發表在《北平晨報·北平學園》上的一封佚信與一則啟事，揭示了現代文學史上廣泛存在的“署名相同”現象，并提醒研究者“看到署名相同的文章，應當反復考證，判定其歸屬”。如何對筆名進行考證呢？《故紙新知》中收入的《汪曾祺又一筆名“曾淇”》和《“霜廬”是張愛玲的筆名嗎？》以具體案例作出了回答，體現了作者的考證功力。有論者依據沈寂晚年的回憶，認為《春秋》《申報·自由談》上數篇署名“霜廬”的散文是張愛玲的佚文。陳建軍在《新疆日報·天池》《和平日報·和平副刊》《金融日報·墨屑》等報刊上找到更多署名“霜廬”的文章，發現“霜廬”文章中的一些自述與張愛玲生平事跡不符，對上述結論提出了質疑。筆者認為陳建軍的考證材料翔實、有理有據，為作家筆名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陳建軍不僅在聞一多、徐志摩、豐子愷等作家佚文、史料（如演講記錄）的搜集與考證方面貢獻良多，而且在長期現代文學史料研究的基礎上就作家佚文的整理、全集的編輯出版等問題提出了一些獨具慧眼的洞見，值得學界予以注意。例如，他在《〈徐志摩全集〉：值得信賴和珍藏的一部全集》中主張“對全集編輯質量的鑒定，應該建立一套科學、規范且行之有效的評價體系”，同時提出“編纂作家全集，應重新出發，以作家生前已刊未刊作品為主要依據，其身后出版的各種集子和由他人發現、整理的佚作，只可作為參考之用”的重要觀點。在《中國現代作家全集整理、編纂的術與道》這篇訪談中，他認為編輯出版現代作家全集時，“在題注中，交代作品的發表情況，慎言‘原載’‘初刊’‘未載’‘未刊’”，“不清楚刊載情況，如實說明‘不詳’即可”。這無疑是值得提倡的做法，既適用于作家文集、全集的編纂，也適用于作家年譜、著述目錄的編寫。近現代報刊如汗牛充棟，雖然目前已有大量報紙、期刊完成電子數據化，但仍有不少報刊并未進入我們的視野，甚至早已佚失。除非我們掌握了作品最初發表的確證材料，否則不要想當然地認為一些文章未曾發表過。

如前文所述，陳建軍兩度撰文呼吁應重新整理徐志摩書信，認為整理徐志摩書信應以原始材料（手稿本、初刊本、初版本）為主要依據，他人編輯、整理的版本（文本）可作為參考之用。這一基本原則不僅僅適用于整理徐志摩書信，也完全可以推而廣之至現代作家的所有作品。

再如，陳建軍以廢名、穆旦的文章為例，提出“整理文本，不要忽視報刊上的‘更正’信息”。這一點恰恰是目前的文學研究者與出版者所容易忽視的。陳建軍本人在研究中即十分重視現代作家寄給報刊編者要求更正的來信或者聲明。例如，《汪曾祺致〈人民文學〉編輯的一封信》一文披露汪曾祺1983年給《人民文學》編輯部的一封來信，就自己在該刊發表的短篇小說《八千歲》被編輯改錯的文字提出更正。這封佚信可以為《汪曾祺全集》補遺，有利于《八千歲》的重新校勘，反映了汪曾祺重視小說語言表達的一貫態度，對當下的文學編輯亦不乏警醒與啟示。筆者由此也想到了一個類似的例子。1933年4月4日，田漢的長篇散文《突破了死線以后》開始在上海《晨報·晨曦》連載。第二日（5日）該刊登出一則“勘誤”，對4日《突破了死線以后》第一節《突破了死線》中的六處誤排進行說明：

昨日《突破了死線以后》文中，三十三行“我又同時恢復了我那強烈的生的要求”，“那”誤作“仍”，第三十七行“而盡管溶〔活〕著”“盡”誤作“終”，四十九行“這我才安了心”，“才”誤作“終”，五十七行“你叔叔敲過你幾個粟〔栗〕爆”“叔叔”誤作“妹妹”，六十三行“怕就是是所謂愛情的創疤”，漏“是”字，七十八行“中國民族現在也正和負傷當時的我一樣是徘徊在死線上的”“負傷”誤作“貧傷”。茲特訂正于此，并志歉忱。

4月9日，《晨報·晨曦》在《突破了死線以后》文末登有一則署名壽昌的附記：“上一次的《突破了死線》雖然是我手顫寫得潦草的結果，但錯誤的字實在太多了。至少不該把‘叔叔’排成‘妹妹’，因為我沒有‘妹妹’，就有也不曾敲過我的栗爆。”可見，田漢對自己的文章多處排印有誤仍未釋懷，特別不理解“叔叔”被誤成“妹妹”。1936年，《突破了死線以后》收入今代書店版《田漢散文集》時，三處誤排被訂正：“然而終管活著”改成“然而盡管活著”，“怕就所謂‘愛情的創疤’”改成“怕就是所謂‘愛情的創疤’”，“貧傷”恢復成“負傷”，但其他三處并未改正。花山文藝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田漢全集》所據底本為《田漢散文集》，因為沒有注意到《晨報·晨曦》登出的“勘誤”與田漢的附記，所以三處錯誤仍然存在。

總之，《故紙新知》不僅為現代文學史研究提供了著名作家生平著述方面不可多得的新史料，糾正了學界的一些誤判，而且就現代文學史料研究、作家全集的編纂等提出了諸多極具價值的思考，對開展與推進現代作家作品的整理、校勘、編輯出版工作具有一定的方法論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