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湖四海’來了。”1984年，它來至王安憶的筆下，作為小說《大劉莊》中一支紅衛兵隊伍的名字；38年過后，2022年，它又一次來至王安憶的筆下，作為小說《五湖四海》的標題。

《大劉莊》的故事以“文化大革命”為背景，所以那里的“五湖四海”出自該小說所宣稱的“那年頭人手一冊的書”，出自這冊書中的這一語錄：“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在這個句子中，由于“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的籠罩，原本意在描述分散來源的“五湖四海”，被賦予了“斗爭”與“團結”的政治學含義。因為這樣，才會有紅衛兵隊伍以此作為自身的稱謂。

其實，“五湖四海”并未在《大劉莊》的故事里現身，它只存在于大劉莊里的一段傳聞：它在縣城里的一場武斗中落敗，憑借著土匪般的搶劫撤退向農村。大劉莊人因此陷入恐懼的等待，不過最終，他們等來的不是“五湖四海”，而是“上海”，因為有一群來插隊的上海學生，他們：“搭一夜火車，到蚌埠；再搭一夜船，下了船，再走二十里地，就到大劉莊了。”這個句子在小說結尾。因此這群學生，走到了大劉莊，就走出了《大劉莊》，而走出了《大劉莊》，就走到了《五湖四海》。因為，在《大劉莊》里“五湖四海”從中退走的縣城，在《五湖四海》里成了故事的起始之地，并且，它在這兩部小說里都被隱匿了名字。

事實上，作為《大劉莊》的作者，王安憶本人就藏身在《大劉莊》的上海學生里，她在他們身上投注了自己的經歷。正如她在1989年的散文《房子》里的追溯，“我去的地方是安徽淮北一個叫做‘五河’的地方”，“我所到的‘大劉莊’，被外莊人視為一個富莊”。作為上海學生的王安憶遭遇了五河，從此有了一段低沉的記憶，甚至沉入她的感官，以致她在1997年的小說《蚌埠》里寫道，當多年以后她從《清史稿》上看到五河“在清代是著名的產酒之鄉”，于是“想起滿城的酒糟酸氣”。

這是王安憶對五河的體會，但在《五湖四海》的開頭，她把它轉交給了女主人公修國妹：修國妹從學校老師那里聽說過《清史稿》關于本縣產酒的記載，且同樣聞到“縣城上空”云集的“醋糟的氣味”。因此，盡管《五湖四海》里從沒有出現“五河”的字眼，但修國妹已被植根于那里，甚至，她可以憑此在《大劉莊》里看到自己。在《大劉莊》里從蚌埠往大劉莊需要“搭一夜船”，而在《五湖四海》里修國妹一家就是本縣以水為生的船戶。如果在兩部小說間做一個對時間的對比，就會看到，當上海學生乘船的時候，修國妹正作為小學生住在岸上一所學校的宿舍里。

從《大劉莊》到《五湖四海》，以“五河”為中介，所呈現的是故事的延續；但以“五湖四海”為焦點，發生的將是故事的轉折。《大劉莊》的“五湖四海”從城市撤向農村，《五湖四海》的修國妹將從農村進入城市，她將隨她的丈夫張建設從漂泊的船戶徙為陸上的居民，作為能人、進而作為富人在城市中創業與置業，從城市的家里放眼“五湖四海”。

這是修國妹獲得的一個特殊的權利：她不僅第一個出場，還占據了一個總視點的位置。在共計八個章次的正文前后，排列著僅含一個句子的引子與只有兩個段落的尾聲。引子與尾聲沒有任何標識，只靠空白行來表明它們同正文的區分。引子以修國妹為主語：“她不知道日子怎么會過成這樣！”而尾聲也是自她開始：“修國妹相信凡事會有個結局，但沒有想到是這樣的結局。”從“不知道”到“沒有想到”，她從一開始就立足于最后的時刻，小說的正文于是變成了她的意識與意識的歷史。正是在這一框架里，她提出了關于“五湖四海”的命題。那是在第七章里，在與全家一同在陸上過了多年“安居的生活”之后，她表達了這樣的感觸：“吃水上飯的，多少都有五湖四海的氣勢，現在收斂起來，變得謹慎了。”

這是小說正文里僅有的一處對標題的直接呼應，“五湖四海”由此回到它的字面之中，回到它與“水”的關聯之中。仿佛是一個詞語在兩部小說間旅行，但在旅行中發生了變身：它不再是一個政治學概念，而成為一個地理學名詞。這是修國妹提出的名詞，來源卻是她的丈夫張建設的沉思。那是在第六章里，在結婚近20年之后，張建設向她展示兩人結婚一年后，他在淮河上觀看和想象的圖景：淮河經洪澤湖、高郵湖流到長江，向東到黃浦江，“黃浦江的造化就大了，直向東海……”

沿著從淮河到東海的流向，張建設也走進了《大劉莊》，在那里，早有上海學生根據“條條河流通大海”的原理，說“淮河也通海”。只是對上海學生來說，這是知識的推論，但對張建設來說，這是行動的邏輯。從敘事學的角度，相對于修國妹獲得的總視點，張建設獲得的是主要行動者的角色。因而在第八章里，他以總結的態度，一方面重申自己是“船上人”，因為“水流到處，就是我們的家”，另一方面宣布自己是“幸運的人”，因為“跑在經濟運行的軌跡上”。“船上人”與“幸運的人”合于一體，于是，水流轉為經濟的運行，水文地理學的圖景化作經濟地理學的布局。這既是張建設的企業的、也是這部小說的結構的布局。對張建設來說，水流的真正意義恰恰在岸邊的工業與城市，所以，他帶著他的公司，從第四、五章淮河邊的三河口，轉移至第六章長江邊的蕪湖，最后發展到第七章黃浦江與東海邊的上海與崇明。

正是這樣，《五湖四海》相對于《大劉莊》不僅是轉折，更是斷裂。在《大劉莊》里，上海的學生認定“人總歸想知道自己的來路”，大劉莊的農民相信“天下姓劉的都是大劉莊的杈上分出去的”。因此，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評論里，《大劉莊》常被認為具有“文化尋根”的意義。而《五湖四海》里的修國妹與張建設，如張建設在第二章里的認識，“漂流的水上生活總是無根之萍”。“無根”也就無須“尋根”，所以當張建設從船戶成為企業家，他的公司業務一直是“拆船”，而他的生活主題一直是“用一顆恒心創造恒產”。因此相對于《大劉莊》的“文化尋根”，《五湖四海》在尋求經濟賦權。

無根者的經濟賦權。“無根”不僅支配了小說人物張建設關于生活道路的決定，還影響了小說作者王安憶對書寫方式的選擇。沿著“五湖四海”這一地理學名詞，王安憶一直在以真實的地圖為依據進行敘事的安排。因而在小說里出現了一系列可以被查證的地名：雙溝、管鎮、臨淮關……但有幾個地名被刻意地隱匿，尤其是修國妹與張建設所屬的縣。修國妹在五河縣，張建設的縣因“和修國妹的縣同在淮河的沿岸，她在北，他在南”且“在下游”，故只能是嘉山縣。但王安憶一定要把這兩個地名懸置起來，不惜忍受敘事的不便，將同一個泛稱“縣城”放在兩個縣之間。仿佛是修國妹與張建設作為“無根之萍”，所以在匿名之城；或者是，他們作為“無根之萍”，必須在匿名之城。

《五湖四海》中所有隱匿的地名，同時又都有可辨認的痕跡，除了地理的標記，王安憶還為它們提供了歷史的暗筆。系屬在修國妹的縣的是《清史稿》的記載，關聯著張建設的縣的有當代的行政信息。第四章里提到“縣城調改為縣級市，上了城市化的軌道”，而在安徽淮河沿岸的縣份，只有縣城在明光的嘉山，在1994發生了從縣到明光市的變遷。小說中其實也提到了明光，一次是第二章里說到“明光鎮的窯廠”，一次是第三章里張建設乘火車，“車到明光站”，但此后直到結尾，明光的“縣城”之名仍然未被替換。

城市的沿革，構成了與小說文本平行的社會文本，它佐證了人物的命運，但更重要的，它為人物的行動打上了時間的印痕。在《五湖四海》中，張建設經歷了完整的一生，但他從未遭遇過明確的年份，連他的年齡也只能通過與別人的比較才得到說明：他的同齡的朋友出生在“上世紀一九五八年”。整部小說，以“一九”開頭的數字，總共只有四個，有直接敘事功能的只有“一九五八”。另一個有同樣功能的年份是“千禧年”，但即刻被“落實在修國妹的紀年，那就是核桃四歲；園生升高三，……小妹三十七歲……小弟三十九……”

一九五八年與千禧年，構成了《五湖四海》僅有的兩個具體的時間節點，其他的年份部分依托于政治、經濟與社會的事件，更多的則都落入“修國妹的紀年”：一個由家中人的虛齡所編織的時間序列。于是，第一章里，當追溯完修國妹與張建設成長的前史，整個故事的真正起點被放在“張建設遇到修國妹時候，她虛齡二十”，而同時發生的是“鄧小平主政國事，政策松動”。正是從這里開始，一面是修國妹、張建設與其家人的年齡的自然增長，以及戀愛、結婚、創業、置業的家庭事務，另一面是從“分產承包責任制落地實施”直至“鄉下規劃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政策調整。而連接兩面的是經濟，以致在第八章里，張建設與修國妹的最后一場私人活動是“兩口子在床上談經濟學”，從而完成了一個敘事的閉環，呼應著小說第一章在張建設遇到修國妹時對船戶的判斷：“他們已經涉入金融，似乎為改革開放自由經濟來臨，提前做好了準備。”

因此，所謂“修國妹的紀年”，是對個人生活的紀年，同時也是對改革開放的紀年。于是，社會史被轉化成了生活史，同時改革開放的意義被引導向個人生活的重建。這一紀年沒有清晰的年份，但所有的年份又能通過人物的年齡關系被計算。或許，王安憶有一張關于改革開放的歷史的年表，但她又借助修國妹的視點，取消了刻板的年份編次，以給修國妹的時間意識建立一種保護機制。畢竟，如張建設在第八章里所說，“我們這些人，只認水”。水是船戶認同的基礎，也是船戶認知的媒介，歷史化成了水一樣的存在，而水與水之間沒有界限。

2008年，在香港文學節上，王安憶作了以“空間在時間里流淌”為題的發言，借助早年居住的房子，說明空間如何必須轉換形態，才能進入在時間里進行的小說書寫。從這一時間里流淌出的空間，流到2022年就成了“五湖四海”：改革的“五湖四海”，經濟的“五湖四海”。修國妹與張建設作為無根者漂浮在“五湖四海”之中，他們的“五湖四海的氣勢”沒有也不可能戰勝“五湖四海”本身。所以在尾聲里，出身船戶的張建設在最后一次“拆船”中身亡，留下修國妹困惑于“日子為什么會過成這樣”，并因此回到開頭，回到1978年她20歲或1958年她丈夫出生之后，匆匆回顧自那時至21世紀某個年份的漫長歷史。

作為一個自初中畢業就開始勞作的人，修國妹因“讀書少”而“特別崇敬學問”，所以在第八章里，她傾聽并參與女兒、女婿的哲學討論。她把自己的生活歸于唯物主義，因為“以實際為目的”；又把自己與家人的感情歸于唯心主義，因為“就是命”。卡夫卡曾在日記中呼喚“在活著的時候應付不了生活”的人，“用一只手擋著點籠罩著你的命運的絕望”，“用另一只手草草記下你在廢墟中看到的一切”。修國妹從不是也不可能是卡夫卡的讀者，但當她的丈夫與船一起解體，她卻同樣面臨著命運與廢墟。對她而言，這是感情的命運與生活的廢墟，是心靈的命運與物質的廢墟，是“恒心”的命運與“恒產”的廢墟。在這個意義上，或許，這部長約10萬字的小說，就是這個無根者或一切無根者透過王安憶的手所留下的一份草草的記錄。

（本文系中國作家協會“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作品聯展”特約評論）

作者簡介：朱康，華東師范大學國際漢語文化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中國現當代文學、西方批評理論，著有《現實主義的變奏：當代視域中的文學批評域文化分析》，譯有《詞語的肉身》（合譯）、《根本惡》（合譯）、《布爾喬亞》《現代史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