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安憶的《大劉莊》中，上海人說走出去闖世界做生意的人“‘四海’得很”。對上海而言，“五湖四海”是眾水匯流的海派都市文化，而王安憶的新作《五湖四海》則是一個從村莊深處內河，通達五湖四海的淮北水上人家的當代樣本。

《五湖四海》，王安憶重訪故地。無論是《五湖四海》工業(yè)園區(qū)選址地淮、澮、渦三河交匯之地，還是她《隱居的時代》寫到的有一處分洪閘的縣城：“閘下過著大河，萬舸爭流。此處是淮、澮、淙、潼、沱五條河的交匯處，所以叫做五河。”其文學地理原型應該是王安憶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插隊的安徽五河縣。在《大劉莊》，上海知青和大劉莊離鄉(xiāng)再返鄉(xiāng)的百歲子一樣的“搭一夜火車，到蚌埠；再搭一夜船，下了船，再走二十里地，就到大劉莊了”，這也是王安憶從上海去到大劉莊的路。

《五湖四海》略述三河河運簡史。“自清中期始，黃河水枯改道，借此河口轉入南北大運河，即成要道”，直至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往來還很繁忙。但因泥沙俱下，歷年淤塞，行不得大船，漸漸式微。”可以作為參照的是，《隱居的時代》寫到七十年代的縣城碼頭上，叮叮當當?shù)南洛^和起錨的聲音和走來走去的水手。那也是《五湖四海》張建設和修國妹們水上生活的最后繁華——“水上運輸?shù)狞S金時代”。“沿河擠擠挨挨著大小碼頭，碼頭后面，新廠連老廠。……岸上是機器的隆隆聲，岸下是船的馬達和鳴笛。”“只聽馬達汽笛，此起彼伏，萬舸爭流的氣象。”極盛，然后轉衰。不能僅僅歸咎于“歷年淤塞”，而是路侵占了河，車取代了船。

王安憶《五湖四海》將張建設和修國妹的事業(yè)起點設置這盛極而衰、別出新路的歷史時刻。如果我們仔細梳理王安憶的個人寫作史，當她經歷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前期的青春期寫作，首先給她贏得個人寫作聲譽的是“插隊的故事”。《大劉莊》和《小鮑莊》都發(fā)表于一九八五年，這兩部小說，尤其是后者，至今仍然作為八十年代尋根文學和先鋒文學的重要收獲來談論。假如認同王安憶的自述，小說中撈渣的死“正是宣布了仁義的徹底崩潰”，《小鮑莊》其實是在五四新文學啟蒙譜系上的。幾乎同時，王安憶“海上繁華夢”的上海往事也開始展開。這一條線索，以《長恨歌》為代表作，確立了中國當代文學上海書寫的典范。其后，王安憶也自覺豐富自己的上海文學地標。但事實上，“插隊的故事”一直是和上海往事并行的。《長恨歌》發(fā)表之后的第二年一直到新世紀之前，王安憶有《姊妹們》《蚌埠》《天仙配》《輪渡上》《隱居的時代》《喜宴》《開會》等中短篇小說相繼面世。此際是王安憶個人寫作史上的第二次重返故地。王安憶的上海不是滬港的雙城記，而是城與鄉(xiāng)的互看和互勘。以其上海往事論，王安憶的小說當然注意到現(xiàn)代殖民路線圖的“上海摩登”，同樣不能忽視的是上海之為現(xiàn)代上海，傳統(tǒng)江南以及與上海有著密切地緣關系的蘇北也參與了建構。

就王安憶個人精神史意義的啟蒙和都市想象而言，需要加諸其中的是王安憶的插隊往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王安憶的尋根和文化反思，基本的觀念和立場，和時風并無二致，但處身九十年代中后期上海的全球化和世界性在中國的最前沿，王安憶第二次重訪故地，重寫插隊的故事，顯然有其上海九十年代的問題意識。傳統(tǒng)和現(xiàn)代的新舊之舊被賦予“理性化的審美觀念”——“我寫農村，并不是出于懷舊，也不是為祭奠插隊的日子，而是因為，農村的生活形式，在我眼里日漸呈現(xiàn)出審美的性質，上升為形式。這取決于它是一種緩慢的、曲折的、委婉的生活，邊緣比較模糊，伸著一些觸角，有著慢流的自由的形態(tài)。”禮節(jié)嚴明，嚴肅，古板，守規(guī)矩，“我們莊處處體現(xiàn)出一個成熟的農業(yè)社會的特征。”（《姊妹們》）王安憶這一時期插隊的故事寫“我們莊”的講古、聽戲、相親、結婚、喜宴、開會等一日永恒的日常瑣細，卻時刻潛藏著可能性。鄉(xiāng)土中國的可能性不只是在農耕生活之下的幽暗之地，也在農耕生活的邊緣和末梢。這些邊緣和末梢，比如流民、手藝人生活，比如《五湖四海》的水上生活，雖然在“安居樂業(yè)的農耕族眼里，漂泊無定所的生活，無疑是凄楚的”，但它卻為改革開放自由經濟來臨，提前做好了準備。“集體制解體之后，就更自由了。”水上生活不僅開拓農耕文化的版圖，而且水上世界也是一片豐富的文學世界。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水上生活從來就是農耕文化的矯正和補足，比如沈從文的《邊城》、葉蔚林的《沒有航標的河流》、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小說”、蘇童的《河岸》等等。

《五湖四海》并沒有在這個文學傳統(tǒng)上強調水上生活的獨異性。就小說篇幅計，也只占八節(jié)中的兩節(jié)多。在這兩節(jié)多的篇幅中，重點也不在風俗史意義的水上生活描摹，而是張建設的水上創(chuàng)業(yè)史。張建設從頭無片瓦、足無寸地的一條自家破船的“貓子”到五條船的船主，“日子過得快而且滿，娶了娘子，生了兒子，攢了票子。”張建設對內河船運的沒落是清醒而自知的，故而，《五湖四海》很難說是水上生活的挽歌。水上生活給予張建設的，重要的也不是原始的蠻性和野性等文學母題，更多的是自由——張建設是一個“走四方的后生”，是《大劉莊》里寫到的“‘四海’得很”的人。正因為如此，《五湖四海》是張建設們這些“最后的水上人”到世界去的開拓史。在到世界去的路線圖上，張建設從水上到岸上，從行船到拆船，最后公司如他期望順長江東去，直抵上海崇明；修小弟、舟生到了更遙遠的美國；當然也包括修小妹到南方。這些路線圖是獨立的、個人的，以一己之力開鑿江河以“五湖四海”。

《五湖四海》確實可概括為小說所說的“激情四射的創(chuàng)業(yè)生涯”。小說的起點是張建設成人禮的“十八歲出門遠行”——“十八歲那年，他從大隊船上出來，單立門戶。”這是一個人的青春時代，也是改革開放時代中國的青春期。“鄧小平主政國事，政策松動，上頭開一分，底下就是十寸。”張建設以沛然的激情擁抱激情的時代。所謂時勢造英雄，張建設無疑是這幾十年改革開放造就的時代新人和我們身邊的時代英雄。

這種被時代改寫命運的故事，是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啟動的改革開放和思想解放背景下展開的。如果要追溯《五湖四海》之張建設的當代文學起源，是新時期改革文學對鄉(xiāng)村青年命運的關注。在這一條文學線索上，有我們熟悉的賈平凹的《浮躁》、路遙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等等。《五湖四海》續(xù)寫了鄉(xiāng)村青年和改革開放時代等長的個人創(chuàng)業(yè)史。但是，《五湖四海》的創(chuàng)業(yè)史和成長史不是屬于張建設一個人的，而是他和修國妹這個家庭族群的，這個家庭族群又接駁到更為龐大的社會網絡。每個人都在開鑿自己的人生河流，或清澈，或混沌，在他們各自湖海的河床入口。

需要指出的是，《五湖四海》張建設上岸拆船創(chuàng)業(yè)，也上岸筑屋買房。他給袁燕爸爸媽媽買房，給修小妹買房。“漂流的水上生活總是無根之萍。古代圣賢說，無恒產者無恒心，他是個有恒心的人。和存在決定意識的唯物論反過來，意識決定存在，就是要用一顆恒心創(chuàng)造恒產。”張建設的創(chuàng)業(yè)史開拓了農耕文化的傳統(tǒng)，但最終又為農耕文化所召喚所規(guī)約。緣此，《五湖四海》，似乎又遙接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高曉聲《李順大造屋》中國人命定的母題。而這恰恰是《五湖四海》之張建設一代鄉(xiāng)村青年作為過渡時代的歷史中間物的復雜和妥協(xié)。這些改革開放時代的長子們，他們亦新亦舊。

《五湖四海》最后意外事故終結了張建設的生命。這只是一個個案。更多的“張建設們”，他們活著，并且寫下他們繼續(xù)前行的生命印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