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氣中的召喚

20世紀80年代初，楊樂云先生已在《世界文學》工作了二十多個年頭，臨近退休，開始物色接班人。當時，我還在北京外國語學院讀大學。出于愛好，更出于青春的激情，課余大量閱讀文學書籍，不時地，還嘗試著寫一些稚嫩的文字，算是個準文學青年。在20世紀80年代，不愛上文學，在我看來，簡直就是不可能的事，整個社會都在倡導讀書，鼓勵思考、創造和討論，號召勇攀科學高峰，就連空氣中都能感覺到一種積極向上的氛圍。

通過文字、印象和長時間的通信，楊先生確定了我對文學的熱情，問我畢業后是否愿意到《世界文學》工作。“愛文學的話，到《世界文學》來工作，最好不過了，”她說。那一刻，我仿佛聽到了空氣中的召喚。從小就在鄰居家里見過《世界文學》，三十二開，書的樣子，不同于其他刊物，有好看的木刻和插圖。早就知道它的前身是魯迅先生20世紀30年代在上海創辦的《譯文》。新中國成立后，魯迅先生創辦《譯文》時的戰友茅盾先生在北京與其說創辦，不如說又恢復了《譯文》，后來才更名為《世界文學》。不少名作都是在這份雜志上首先讀到的。我所景仰的馮至先生、卞之琳先生、季羨林先生、樓適夷先生、戈寶權先生、王佐良先生等文學前輩都是《世界文學》的編委。于我，它有著難以抗拒的魅力。我當然愿意。

“你還是多考慮考慮。這將是一條清貧而又寂寞的道路。”楊先生建議。為讓我更多地了解《世界文學》，也讓我感受一下編輯部的氛圍，楊先生安排我利用假期先到《世界文學》實習。

1983年7月，我從西郊坐了好幾趟公交車，來到建國門內大街5號，第一次走進中國社會科學院大樓，第一次來到《世界文學》編輯部。當時，編輯部有兩間相通的大屋子，還有六七個小隔間。在過道里，正好遇見從小隔間出來的高莽先生，他高大威武，身著沾有不少顏料的工裝服，一副藝術家大大咧咧的樣子，握手的剎那，突然大聲地對我說道：“要想成名成利，就別來《世界文學》。”

那個年代的編輯

我自然明白高莽先生的意思。那個年代，當編輯，就意味著“為他人作嫁衣”。編輯部的不少前輩就是這樣嚴格要求自己的。幾乎所有時間，他們都在閱讀原著，尋找線索，挖掘選題，尋覓并培養譯者。我和楊先生接觸最多，發現她做起編輯來，認真、較勁，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她常常會為了幾句話、幾個詞，而把譯者請來，或者親自去找譯者，逐字逐句對照原文，討論，琢磨，推敲，反反復復。有時，一天得給譯作者打無數個電話。那時，用的還是老式電話，號碼需要一個一個轉著撥。同事們看到，先生的手指都撥腫了，貼上膠布，還在繼續撥。在編輯塞弗爾特的回憶錄時，光是標題就頗費了先生一些功夫。起初，譯者譯成《世界這般美麗》，先生覺得太一般化了，沒有韻味。又有人建議譯成《江山如此多嬌》，先生覺得太中國化了，不像翻譯作品。最后，先生同高莽、蘇杭等人經過長時間醞釀，才將標題定為《世界美如斯》。世界美如斯，多么典雅而又韻致，彌散出藝術氣息，真正合乎一部文學作品的氣質。先生告訴我，菲茨杰拉德的著名中篇小說《了不起的蓋茨比》也是《世界文學》首發的，譯者最初將標題譯為“偉大的蓋茨比”。研讀作品后，李文俊先生覺得這一譯法尚不到位，用“偉大的”來形容小說中的主人公蓋茨比顯然不恰當。“Great”在英語里實際上有眾多含義，既有“偉大的”基本意思，也有“真好”“厲害”“真棒”“了不起的”等其他含義。而用“了不起”來形容蓋茨比恐怕最為貼切。于是，中國讀者就通過《世界文學》讀到了《了不起的蓋茨比》這部漢語譯著。為幾句話、幾個詞而費盡心血，這樣的編輯，如今不多見了。說實在的，當時，前輩們的這種認真勁兒既讓我欽佩，同時又有點把我嚇著了。當文學編輯同讀文學作品，絕對是兩回事。文學閱讀是單純的、愉悅的，而文學編輯卻是復雜的、勞苦的。

《世界文學》選材向來極其嚴格，決不濫竽充數。常常，一個選題要經過長時間醞釀、斟酌、反復討論，還要物色到合適的譯者和作者，方能通過。稿子到后，還要經過一審、二審和三審，方能備用。刊用前，要求稿子做到“齊、清、定”，還要再過發稿審讀這一關，再經過一校、二校、三校和多次核紅，方能付印。發稿至印制的每一環節，編輯部主任都親自監督。不少優秀作品就是如此打磨出來的。有時，一個選題，尤其是篇幅較大的頭條專輯，從提出選材到最終見諸版面，往往需要打磨好幾年時間。每每刊出優秀的作品，每每看到手稿變成了鉛字，楊先生總會激動，眼睛發亮，說話聲都洋溢著熱情：“好極了！真是好極了！”隨后，就叮囑我快去讀，一定要細細讀。波蘭作家伊瓦什凱維奇的散文《草莓》、匈牙利作家厄爾多尼的《一分鐘小說》、法國作家莫洛亞的《大師的由來》、德國作家沙密索的《出賣影子的人》、俄羅斯作家肖洛霍夫的《一個人的遭遇》等作品都是楊先生推薦我讀的。讀作品，很重要，能培養文學感覺，先生堅持這么認為。在她心目中，作品是高于一切的。有一陣子，文壇流行脫離文本空談理論的風氣。對此，先生不以為然。“怎么能這樣呢？怎么能這樣呢？”她不解地說。

“讀到一個好作品，比什么都開心。呵呵。”這句話，我多次聽先生說過。面對優秀的作品，永遠懷有一種熱情、新奇、興奮、贊賞和感動，這就叫文學情懷，這就叫文學熱愛。

高莽、李文俊、金志平、楊樂云、蘇杭等前輩都既是出色的編輯，又是優秀的作家、譯家或畫家。但他們當編輯時就主要是“為他人作嫁衣”，全憑良心和自覺，嚴格控制刊發自己的文字。在退休后才真正開始投入于翻譯和寫作，主要文學成就大多是在退休后取得的。高莽先生一邊照料病中的母親和妻子，一邊譯出和寫出那么多文學作品。李文俊先生每天翻譯五六百字，堅持不懈，日積月累，譯出了福克納和門羅的好幾部小說。楊樂云先生在耄耋之年還在苦苦翻譯赫拉巴爾和塞弗爾特，孤獨，卻不寂寞。許多人不解：工作了一輩子，好不容易退休了，該享受享受清福了，何必那么苦、那么累？“沒有辦法，就是因為喜歡文學，”楊先生有一回對我說。文學照亮了他們的內心。因此，他們都是內心有光的可愛的人。

瞧，這就是那個年代的編輯，這就是《世界文學》的前輩。

仿佛在開聯合國會議

20世紀80年代，編輯部人才濟濟，最多時共有各語種編輯近三十人，分為蘇東組、英美組、西方組、東方組和秘書組，每周一必開例會，先是主編高莽、副主編李文俊、編輯部主任馮秀娟和蘇杭、鄭啟吟、金志平、唐月梅等各位組長碰頭，隨后再招呼全體編輯開會，主要討論選題、組稿和發稿。各語種編輯在介紹選題時都會自然而然地夾雜一些外語，比如作家名、作品名等。這時，你就會聽到英語、法語、俄語、德語、日語、朝鮮語、阿拉伯語、捷克語和羅馬尼亞語先后響起，此起彼伏，十分熱鬧。頭一回參加這樣的會議時，我不由得產生了一縷幻覺：仿佛在開聯合國會議。在某種意義上，《世界文學》就是一個文學聯合國。

有意思的是，每位編輯受專業影響，舉止和行文上都會多多少少表現出不同的風格。總體而言，學俄語的，豪邁、率真、稍顯固執；學英語的，幽默、機智、講究情調；學法語的，開明、隨和、不拘小節；學德語的，嚴謹、務實、有點沉悶；學日語的，精細、禮貌、注重自我……當然，這并非絕對的，事實上常有例外。學俄語的高莽先生似乎就是個典型，學英語的李文俊先生也是，每當聚會結束，總會主動幫女士從衣架上取下風衣或大衣，將衣服打開，雙手捧著，方便女士穿上，即便在他后來當上主編后照樣如此，極具紳士風度。學法語的金志平先生在李文俊先生退休后成為《世界文學》主編，他總是那么溫文爾雅，與世無爭，從未見過他計較什么，平時特別關照年輕編輯。記得有一次，幾位前輩在為我們幾位年輕編輯講述編輯工作的意義，高莽先生以一貫的豪邁說：“馬克思當過編輯，恩格斯當過編輯，列寧當過編輯，李大釗當過編輯，毛澤東當過編輯，周恩來當過編輯，歷史上無數的偉人都當過編輯……”正說得激動時，李文俊先生輕輕插了一句：“可是，他們后來都不當了。”會議氣氛頓時變得輕松和活潑。高莽先生毫不在意，也跟著大伙哈哈大笑。事實上，正是這些不同和差異構成了編輯部的多元、坦誠和豐富，一種特別迷人的氣氛。

每逢節日將臨，編輯部先是開會，然后就是會餐，算是過節。這一傳統還是茅盾先生當主編時形成的。先生當時擔任文化部部長，兼任《世界文學》主編，公務繁忙，偶爾會來編輯部開會。每次會后都會餐敘。《世界文學》出了好幾位美食家。茅盾先生絕對是美食家，編輯部老主任莊壽慈也是，還有李文俊、張佩芬、嚴永興諸位先生。高莽先生獨愛北京烤鴨，常常說：“發明烤鴨的人，應該得諾貝爾獎。”李文俊先生時常回憶起莊壽慈先生家做的獅子頭：“實在太好吃了！即便有人那時打我嘴巴，我也不會松口的。”楊樂云、嚴永興、莊嘉寧等前輩還有制作美食的才華。李文俊先生甚至開玩笑道：“來《世界文學》工作的人，都得是美食家。”他的邏輯是：熱愛美食，就是熱愛生活，而熱愛生活，才有可能熱愛文學。

郊游、會餐等聚會為編輯部平添了不少人情味，也加深了同事間的相互了解，增強了整個團隊的凝聚力。

《世界文學》的親人

原文校對和刊物檢查已成為《世界文學》編輯工作中的兩大傳統。

一部譯稿交到編輯手里，光讀譯文或許感覺不錯，但一對原文，就有可能發現種種問題：理解誤差，腔調不對，細微含義缺失，筆誤，漏譯，常識謬誤，等等。再優秀的譯者也難免會犯錯的。但凡做過一點譯事的人都明白，文學翻譯中，完美難以企及，也根本無法企及，仿佛一場永遠打不贏的戰爭。雖然如此，無論是文學譯者，還是文學編輯，都應該盡量追求完美。文學譯者和文學編輯都應該首先是完美主義者。換句話說，正是完美難以企及，我們才時刻都不敢懈怠。盡量讓譯品好點，再好點，經得起推敲，經得起檢驗，對得起讀者，對得起作家，對得起文學。這就是《世界文學》編輯堅持校對原文的理由。

每次新刊出版后，編輯部都會召開刊檢會，幾十年不變，一直延續至今。刊檢會最實質性的環節就是挑錯，而且是互相挑錯，領導和編輯一視同仁，毫不客氣。每一次都會檢查出一些問題，有時還會發現一兩個硬傷。這實際上是在不斷提醒大家，編刊物本身就是項遺憾的事業，一定要細而又細，認真再認真，不能有絲毫的疏忽，盡量減少遺憾。在20世紀80年代，曾經有好多年，每次刊檢會一開始，我們先會讀一封特殊的來信，那是《世界文學》的老譯者和老朋友水寧尼先生的“校閱志”。水先生實際上是電子工業部的高級工程師，但他喜好文學，業余還從事寫作和翻譯，曾在《世界文學》上發表過好幾篇譯作，還曾兼任過《北京晚報》欄目主筆。每次收到《世界文學》，他都會從封面、封底到內文和版權頁，一字不差地仔細校閱，并寫下一頁頁“校閱志”，然后郵寄給編輯部。水先生的來信通常五六頁，多時竟達二十來頁，一一列出他發現的錯誤或可商榷之處。如此堅持了十來年之久。這得花費多少心血和功夫啊。用他的話說，他就想通過這樣的方式來表達對《世界文學》的愛。2001年某一天，時任編輯部主任的李政文先生忽然意識到水先生好久沒有來信了，于是就派莊嘉寧先生到電子工業部去探望一下，一打聽才得知，原來水先生已于1999年4月因心臟病突發離開了人世。由于他單身生活，且又在家里，悲劇發生時，現場沒有任何旁人。聽到他領養的好多只貓不停地在叫，鄰居們覺得奇怪，才在幾天后打開水先生的家門，但為時已晚。我們說不出的難過。一份雜志是有自己的親人的，水寧尼先生就是《世界文學》的親人。

種子的志向

《世界文學》得到了無數讀者的認可和喜愛，但惶恐和壓力恰恰源于讀者的認可和喜愛，同樣源于《世界文學》的深厚傳統。進入新時期，文學生態發生重大變化，《世界文學》不再是外國文學譯介唯一的窗口，而是成為眾多窗口中的一個。當唯一成為眾多時，《世界文學》又該如何體現自己的優勢，始終保持理想的文學刊物的魅力？我一直在想，什么是理想的文學刊物？理想的文學刊物，應該是有追求的、有溫度的、有獨特風格和獨立氣質的。理想的文學刊物，應該同時閃爍著藝術之光、思想之光和心靈之光。理想的文學刊物，應該讓讀者感受到這樣一種氣息、精神和情懷：熱愛、敬畏和堅持。事實上，堅持極有可能是抵達理想的秘訣，是所有成功的秘訣。理想的文學刊物應該讓讀者感受到從容、寧靜和緩慢的美好，應該能成為某種布羅茨基所說的“替代現實”。理想的文學刊物，應該有挖掘和發見能力，應該不斷地給讀者奉獻一些難忘的甚至刻骨銘心的作品，一些已經成為經典，或即將成為經典的作品。卡爾維諾在談論經典時，說過一段同樣經典的話：“這種作品有一種特殊效力，就是它本身可能會被忘記，卻把種子留在我們身上。”理想的文學刊物就應該具有這樣的“特殊效力”。理想的文學刊物就應該永遠懷抱種子的志向。理想的文學刊物還應該有非凡的凝聚力和號召力，能夠將一大批理想的作者和理想的讀者團結在自己周圍。如果能做到這些，一份刊物就會保持它的權威性、豐富性和獨特性，就會起到引領和照亮的作用，就會以持久的魅力吸引讀者的目光。我們也深深地知道，要真正做到這些，會有多么艱難，需要付出多少心血。

我不禁想起作家和學者程巍的評說：“我們生活在一個‘終結’的時代……我們的世界和生活是殘缺的，是卑微的，而我們并沒有停止去夢想一個更自由、更人性的世界，一種更有尊嚴、更美好的生活。《世界文學》依然與這一事業息息相關。‘世界’是它的視域，而‘文學’是它的立場。”也自然而然地記得散文家趙荔紅對《世界文學》的祝愿：“世界多變而恒永，文學孤獨卻自由。”重溫這些文字時，我感到鼓舞，同時也感到惶恐。

惶恐，而又孤獨。置于語言之中的孤獨，置于文學之中的孤獨，喧囂之中的孤獨，突然起風之時的孤獨，告別和迎接之際的孤獨。“誰這時孤獨/就永遠孤獨。”

在孤獨中，將目光投向一排排的《世界文學》。六十八年，近四百期，日積月累，《世界文學》譯介過的優秀作家和優秀作品究竟有多少，實在難以計數。那肯定是一片茂密的林子。在那片林子里，有一代代作家、譯者和編輯的心血和足跡。林子里的每棵樹都有無數雙眼睛，它們一定在望著我們。一步，一步，溫暖而神圣的孤獨。一步，一步，即便困難重重，我們也唯有前行，唯有把每一天、每一年都當作新的開端。誰讓我們是《世界文學》人呢！ 

本文選自中國社科院科研局策劃編寫、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的《“作嫁衣者”說——中國社科院學術期刊編輯心聲》。該書由52位中國社科院學術期刊主編或編輯共同撰寫，分享了他們從事學術期刊編輯以來臺前幕后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今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學術期刊編輯的心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