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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謫仙”一詞始見于《南齊書》，說的是南朝齊武帝永明年間，會稽鐘山有個姓蔡的人，此人言行狂妄簡漫，有“謫仙”之稱。或許是史書中對這位“謫仙”的介紹太過簡略，以至于后來人們的視線大都集中于唐代。據《本事詩》《新唐書》等典籍的記載，天寶年初，秘書監賀知章聽聞李白來長安，前去探望，“既奇其姿，復請所為文。出《蜀道難》以示之。讀未竟，稱嘆者數四，號為‘謫仙’，解金龜換酒，與傾盡醉”。賀知章先是看到四十歲出頭的李白風姿超凡，而后讀了他的《蜀道難》，贊不絕口，于是兩個人推杯換盞，一通暢飲。自此，“謫仙”這個詞似乎成為李白的專屬——好友魏萬作《金陵酬李翰林謫仙子》一詩相贈，杜甫、韓愈、白居易、杜牧，包括宋代的蘇軾、陸游等人均以此相稱，連李白自己也多次引用，如“世人不識東方朔，大隱金門是謫仙”“青蓮居士謫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等。

“謫仙人”的另一個雅號見于唐末王仁裕的《開元天寶遺事》：“李白嗜酒，不拘小節，然沉酣中所撰文章未嘗錯誤，而與不醉之人相對議事，皆不出太白所見，時人號為‘醉圣’。”不僅嗜好喝酒，喝醉了還不耽誤工作，除了“仙兒”，估計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吧？想來“醉圣”這件事極有可能是真的，畢竟李白在《金陵與諸賢送權十一序》中自謂“酒仙翁”。李白的酒癮之大，從他的文字中可見端倪——《待酒不至》中寫“玉壺系青絲，沽酒來何遲”，《將進酒》中寫“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勸朋友飲酒時說“開顏酌美酒，樂極忽成醉。我情既不淺，君意方亦深”，朋友不飲酒時說“空負頭上巾，吾于爾何有”。只要有酒，一切不在話下，時而《把酒問月》，時而《對酒醉題屈突明府廳》；即便自己飲酒也不安閑，要么“獨酌勸孤影，閑歌面芳林”“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要么懷謝朓、憶賀知章，縱然醉了，也寫得出“刬卻君山好，平鋪湘水流。巴陵無限酒，醉殺洞庭秋”這般豪放的詩篇。難怪杜甫說“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此四句，足以證明王仁裕“然沉酣中所撰文章未嘗錯誤”之言不謬啊。

前段時間，我在一次酒文化講座中很自然地談起李白。其代表性作品，大多帶著幾分仙氣，這仙氣是他靈魂深處的縱橫自在與超凡脫俗，是人生的快意與瀟灑。有朋友說酒中、酒后見品性，倘若如此，李白的品性無疑帶有率真的光芒，折射在詩作中，便是“清水出芙蓉”了——這世間還有什么比真、比善更美好的？比如李白留下的三首《行路難》，其中一首是這樣寫的：“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盤珍羞直萬錢。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閑來垂釣碧溪上，忽復乘舟夢日邊。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據考證，這首《行路難》作于天寶三年（744），李白遭受讒言的陷害，不得不離開長安城。全詩共十四句八十二個字，筆法天真縱肆，視覺沖擊強烈。從簡單的酒聚，聯想到古代的圣賢，將命運的打壓、內心的苦悶升華至人生的自信層面，進而表現出堅強、樂觀的生活態度——人生真的是行路艱難、行路艱難，到處是歧途，何時才能有大路通天？乘風破浪的時機一定能到來，待那時，我將在碧海中揚起高大的帆。

古往今來，有幾人能如此？若李白不是仙，誰能是仙呢？

什么是“仙”？按照古文字的解釋，就是人在山上，立于高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