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位經典作家，魯迅一生的遷徙和足跡本身就是研究課題。他的創作和社會活動，都在這些生活過的地方留下深深的印跡。本期?？瞥龅氖囚斞鸽x開北京后生活軌跡的介紹。跟上一期介紹的紹興、南京、北京一樣，廈門、廣州、上海，魯迅的人生因它們豐富多彩，這些城市也因魯迅而增添格外的文化亮色。在此，要特別感謝黃喬生先生為專題文章的組織所做的貢獻。

——主持人：閻晶明

中期魯迅：“文學政治”與“魯迅革命傳統”

□邱煥星

長期以來，魯迅研究都是以瞿秋白的“從進化論最終的走到了階級論”為中心，圍繞五四時期和左翼時期形成了思想革命和共產革命兩種解讀范式。20世紀90年代以后，一些學者試圖打破這個兩階段論：先是發掘出以《野草》為中心的后五四時代，探究其內面絕望的主體精神（汪暉）；后是追溯至東渡留學時期，重視日本魯迅的研究，試圖構筑一個以“亞洲的近代與‘個’的思想”為中心的“原魯迅”（伊藤虎丸）。這些研究在拓寬了魯迅研究視野的同時，也間接挑戰了已有的兩種范式，不過它們既未跳出舊的兩階段論，也沒有解決兩種范式的割裂問題，更多是在兩個范式之外建構了新說。

近些年來，一批學者開始將視野轉向前期和后期之間的1920年代，探究國民革命時期魯迅在北京、廈門和廣州的文學和社會實踐。這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著作方面有我的博士論文《國民革命時期的魯迅》（2011年）、王燁的《國民革命時期國民黨的革命文藝運動（1919-1927）》（2014年）、朱崇科的《廣州魯迅》（2014年）、程凱的《革命的張力——“大革命”前后新文學知識分子的歷史處境與思想探求（1924-1930）》（2014年）、楊姿的《“同路人”之上：魯迅后期思想、文學與托洛茨基研究》（2019年）等；論文方面有韓琛的《魯迅1927：革命與復辟》（2018年）、李瑋的《再造新文學：國民革命前期的魯迅》（2019年）、張武軍的《作家南下與國家革命》（2019年）、張潔宇的《從體制人到革命人：魯迅與“棄教從文”》（2020年）等。

這些論著挑戰了既往研究的各種定位，譬如思想革命范式認為該階段是“救亡壓倒啟蒙”的退化開始，共產革命范式認為該階段是魯迅消極彷徨找不到革命方向的過渡期，存在主義范式則認為該階段確立了魯迅內面化的孤獨絕望主體，而在這些新研究看來，1920年代中后期實則是魯迅積極參與新式國民革命、努力溝通文學和政治的時期。不過總的來看，這些研究更多是呈現了一個被既往研究遮蔽的國民革命階段，以及魯迅的積極主動性和社會實踐性，但并未走出“重寫文學史”思維，既沒有將其看作一個獨立的時期，更沒有提供新的魯迅原點和建構新的魯迅形象。我曾在博論初稿中認為，“對這個轉型期的考察可以讓我們看到魯迅在轉向共產黨之前，實際有一個先左轉向‘國民革命’的時期”，由此就構建了一個“思想革命—國民革命—共產革命”的新序列，雖然中間多了一次國民革命轉向，挑戰了瞿秋白的兩階段論，但實際還是將其視為一個過渡性的“轉型期”。

也正因此，我覺得有必要激活既往研究中的“魯迅中期”理念。早在1978年，莊文中就在《試論魯迅中期思想及其轉變》一文中，將魯迅一生分為三期：“1881年誕生到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前為早期，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后到1927年初為中期，1927年初到1936年逝世為后期。”1997年，徐麟在《魯迅中期思想研究》一書中重提這一概念和三期說，不過分期標準從蘇俄革命換成了“絕望的抗戰”，由此“設定了一個魯迅‘中期’的概念，以特指他文學生涯中最輝煌的時期，即《吶喊》《彷徨》和《野草》的創作期”。不難看出，徐麟和汪暉的思路是一致的，認為“魯迅不是一位政治家”“中期的魯迅正是一位哲學家的魯迅”。

但無論是莊文中突出“俄國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對魯迅的決定性的影響”，還是徐麟認為魯迅“堪與任何一位西方現代存在主義哲學家相媲美”，都無法凸顯國民革命時期的魯迅樣貌，因而就有必要用“中期魯迅”這個表征新形象的概念，來揚棄“魯迅中期”這個表征階段性的概念：一是堅持三期說，但將時間斷限確定為1922年（五四落潮）到1928年（革命文學論戰），核心是“國民革命”時期（1924-1927年），包括重啟思想革命、參與國民革命、反思國民革命三個階段；二是基于魯迅在此期間所發現的“文藝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兩者之間，倒有不安于現狀的同一”，從既往的文學與政治、啟蒙與革命的“對立論”，轉向二者兼容溝通的“結合論”。具體來說，魯迅在思想革命遭遇國民革命的過程中，一方面打破了五四時期文學與政治的分離狀態，出了象牙之塔，積極以文學來參與國民革命，另一方面國民革命作為“中國革命兩步走戰略”的第一步，比后來的共產革命更早探究了民族民主革命問題，因而，“中期魯迅”就獲得了與“前期魯迅/思想革命”和“后期魯迅/共產革命”對舉的“國民革命”支撐和“文學政治”基點，由此形成了一個全新的“革命同路人魯迅”形象。

之所以要提出“中期魯迅”，其核心目標有兩點。首先，是為了解決兩階段論所導致的啟蒙與革命、文學與政治的對立難題，試圖通過“文學政治”概念的提出，建構一種具有主體間性的新文學觀和新政治觀。隨著大眾民主社會的到來，現代政治已不僅是上層精英也是下層民眾之事，而魯迅的國民革命參與，正在其解決了此前辛亥革命偏于國家上層制度改良和新文化運動偏于精英文化變革的單面困境。他創造了一個公共輿論平臺，向民眾輸出新的革命觀念，不但溝通了文化和政治、精英和民眾，而且經由“文學”的方式重塑了民眾主體和社會精神。因而，魯迅不但從一個“文人”變成了托克維爾所言的“國家的首要政治家”，而且在國家政治、政黨政治、街頭政治之外，創造了新的“文學政治”。

其次，是想依托魯迅的國民革命參與和革命同路人形象，建構一個獨立的屬于其自身的“魯迅革命傳統”。在今天的全球左翼運動中，困境尤其表現為與資本的合流導致了“代表性的斷裂”，國民革命的“聯合戰線”策略和魯迅的“革命同路人”自定位，彰顯出了文學激進知識分子的“永遠革命”精神和介入批判性。所以，建構一個獨立的“魯迅革命傳統”，就有著強烈的現實意義。正如瞿秋白所言，魯迅“是經歷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現在的四分之一世紀的戰斗，從痛苦的經驗和深刻的觀察之中，帶著寶貴的革命傳統到新的陣營里來的”。

（作者單位：中國海洋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

魯迅在上海的研究需要工筆細描

□李 浩

魯迅在上海一直是個常說常新的題目，上海魯迅紀念館得占地利，一直以來將此作為重點學術課題，自1997年來舉辦過數次魯迅定居上海周年的學術研討會，最近一次便是2017年舉辦的紀念魯迅定居上海90周年學術研討會，并于2018年出版了該學術會議的論文集。這次會議論文所呈現的，與10年前的紀念魯迅定居上海80周年學術研討會的論文比較，少了宏大敘事視角研究，而多有具體對象的研究，如王錫榮《從魯迅的租界觀說到魯迅為何選擇上?！贰ⅫS健《定居上海后的魯迅雜文批評》等，不過，也因如此，開拓了魯迅在上海研究的新局面，如喬麗華《略述魯迅與左翼美術運動的關系》、施曉燕《魯迅在上海定居初期的飲宴》等。2018年1月出版的《上海魯迅研究·魯迅與上?！穼谥械奈恼赂鞔_地呈現出這種傾向，同年出版的文集《舊跡拾遺——魯迅相關的若干人和事》從反映20世紀20年代上海部分青年讀書生活的《應修人日記》談起，著重研究了魯迅為青年作家所作的序跋以及與魯迅相關的翻譯論爭、上海小報、中國新興版畫運動等，以具體的人和事，構建了魯迅在上海文學歷史的一部分。

魯迅在上海研究的“具體化”傾向，是對前數年的宏大敘事視角研究成果的回應。在“具體化”過程中，相關史料的整理工作有了更大進展，這便是上海魯迅紀念館編輯、2017年出版的《回憶魯迅在上?！?，該史料集匯集了目前所見的中外人士回憶魯迅在上海的文章。與以往的編輯分類方式不同，此書的編輯者將數量龐大的回憶文章分類為日常生活、社會活動、美術活動、文學活動等幾個部分，這種編輯方式直截了當地展現了魯迅在上海的各個部分。乘《回憶魯迅在上?！分畡?，而后又有兩種史料集面世，這便是喬麗華的《魯迅與左翼美術運動資料選編》，魯迅在上海的一項重要文化工作便是倡導中國新興版畫運動，這本資料集，搜集了當時的報道資料，是這一美術運動的歷史面目的集中展示。另一種是李浩、丁佳園合作的《魯迅與電影：魯迅觀影資料簡編（1927.10.7-1936.10.10）》，這本資料集不同于20世紀80年代出版的《魯迅與電影》，注重于電影院相關的廣告詞及電影導演、主要演員、情節簡介、獲獎等基本信息的整理，且其中考證出數部原先不甚明了的電影。此外，60多幅插圖使相關史料不再冰冷，這本資料集的一個直接衍生產品便是2020年廣州魯迅紀念館由此策劃并舉辦了《“影迷”魯迅》展，劉丹編著的同名書于今年出版，進一步豐富了相關史料，是為魯迅與電影課題的最新成果。

在扎實的史料基礎上，“具體化”沒有走入局限的境地，而是愈加豐富起來了。2017年開始，上海魯迅紀念館所編的《上海魯迅研究》叢書，先后出版了“魯迅手稿研究”“魯迅與美術暨紀念李樺誕辰110周年”“魯迅與上?！薄棒斞概c出版”“魯迅與左翼作家”“趙家璧與出版研究”“魯迅與朝花社”“魯迅與翻譯”“魯迅與期刊”“魯迅與中國古代文化”“紀念左聯成立90周年”“魯迅文物研究”“魯迅與江南文化”等專輯，試圖從多方面拓展并深入魯迅在上海的研究。近年來，在加強館藏文物社會化轉化方面，開啟了以魯迅在上海使用過的遺物為重點的魯迅物質文化研究，現在已經發表了“魯迅生活志”系列文章，同時，探索館藏文物活化利用的最新嘗試《魯迅于上海——上海魯迅紀念館藏文物提要選》正在編輯出版過程中。史料研究也是如此，在施曉燕的《魯迅在上海的居住與飲食》之后，有楊琳的《魯迅居住生活時期與親友互贈食物考》、向敏艷的《〈魯迅家用菜譜〉再研究》等多有新見的研究成果。今年出版的鄭亞的《海上華痕——一個人的博物敘事》是面向上海城市文化博物館發展的思考文集，在這個大視野下，她對魯迅相關思考顯示出獨特的歷史和城市文化價值。

近年來魯迅在上海的研究呈現“具體化”的態勢，成果豐碩，且并非是拘于一事一物，不見整體的。這些局部研究突破原先宏大敘事視角研究的盲區，使魯迅在上海的歷史原貌漸漸完整起來，魯迅的形象也在平凡中更見偉大?？傊?，近年來“上海魯迅”研究方面諸多“工筆細描”成果，具體而深入，不但對于魯迅研究，而且對中國近現代社會文化研究都能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

（作者單位：上海魯迅紀念館）

“魯迅即流量”：網絡自媒體再造熱血魯迅

□李 瑋

“此后如竟沒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边@句最早見于《隨感錄四十一》的宣言，曾鼓舞覺醒年代的青年，也成為當今網絡世代的精神雷達。魯迅精神貫穿現當代思想文化的發展全線，深層次嵌入當代個體的精神結構，并且在網絡時代也能夠成為虛擬空間的熱點。諸多有關魯迅與魯迅文學的自媒體推文擁有10萬+的閱讀量，視頻具有超百萬的點擊量。當下的自媒體平臺中，網民、Z世代對魯迅的想象和重構形式異彩紛呈，跨時空、跨媒介對話不間斷發生，可以說，媒介轉型與網絡文化、當下青年的代際經驗一起共同激發出關于“魯迅”新的可能。

媒介化的魯迅文學資源：嚴肅與趣味的交融

當今的網絡世代有多熱愛魯迅？根據相關的調查數據，僅在視頻網站嗶哩嗶哩（簡稱b站）上，和魯迅相關的視頻就超過一萬多條，總播放量超過兩億人次。置身任何一個自媒體平臺都不難發現，只要是攜帶魯迅詞條的推文、視頻，總會引發廣泛討論，去年恰逢魯迅誕辰140周年，更是助推他登上“頂流”，“魯迅又雙叒叕火了”成為2021年以來的網絡共識。

魯迅思想深邃，言辭犀利，其經典言論和網絡傳播常有驚人的相適性。而魯迅雜文中的敏銳洞察和幽默修辭又能被網絡文化所吸納，并熔鑄為“熱?！保斞傅碾s文也因此被視為取用不衰的語言寶庫。在歷史與當下的碰撞交疊中，魯迅的文學資源在各個自媒體平臺上重新煥發生機，“如何全方位評價魯迅”“我心目中的魯迅”“你眼中的魯迅先生”“魯迅有多可愛”“魯迅，亞洲第一梗王”等話題成為10萬+推文，高贊知乎回答，豆瓣熱點話題討論。網友熱衷于“在線打假”的狂歡，如閱讀量過10萬的微信推文“這些話，魯迅真的說過”、網絡熱語“魯迅說，我沒說過這句話”等等現象。除此，魯迅獨特的文風也被嫁接進青年的文學生活，小紅書中的“魯迅體”引發仿寫風潮、知乎文章“用魯迅口吻寫emo”獲得4.3萬贊同，當青年們摹仿魯迅的口吻表達“不想上班”“失戀”“想吃宵夜”等日常情緒，魯迅仿佛以別樣的方式回歸青年們之間。更引人注目的是，他們調動了多重感官來“閱讀”魯迅，b站熱門視頻《〈野草〉：我把16首魯迅寫成了一首歌》將魯迅與說唱音樂結合，伴以閃現的黑白插圖，將《野草》整編為一個關于“覺醒”的故事，映照出原作的孤絕氛圍、位居邊緣的反抗意識，至今已有超過千萬的播放量、近百萬點贊、近90萬投幣。與“rap魯迅”審美格調的“冷”相對應的是“相聲魯迅”言說氛圍的“熱”，up主云社制作的“魯迅說相聲”系列在浩浩蕩蕩的彈幕中獲得“春晚推薦”的追捧，視頻中的人物神態簡約卻不乏神韻，捧哏和逗哏的語言交鋒也犀利幽默。該系列在輕松的氛圍中繼承了魯迅的批判精神，呈現了當下青年人承繼魯迅精神的活力。如此種種，不一而足，魯迅的文學資源被媒介化的過程中，青年們融入了自身的時代體驗來闡釋魯迅，在網絡自媒體中再造了熱血魯迅。

嶄新的魯迅形象：從有形到無界

互聯網世代打撈出魯迅人間化、日?；募毠潱瑢赢斚律睿H近流行文化的趣味性臻于極致。這根本上源于青年們對神化魯迅的不滿，在知乎“魯迅在國內的評價為什么這么高”的問題下方獲得2萬贊的回答認為，魯迅“本來是那么美妙的一個寫作者，活生生被弄成條幅”；b站熱門視頻“魯迅，一個被貶低為神的人”中，up主不正經老絲則希望青年們以閱讀尋常作品的心態閱讀魯迅，“不要再去揣摩思想，結合當下，背誦選段”，網絡世代以更加活潑、自由的方式想象魯迅，而非被塑造成一個被無限崇高化、不接受質疑的雕像。由此知乎上不乏這樣被熱門討論的問題：“為什么同樣是罵中國人，魯迅就可以被大眾接受呢？”“魯迅的‘他大約的確是死了’不算作病句，是不是名人效應？”一方面，“自媒體魯迅”呈現出“去神化”的降格面貌，但另一方面，魯迅又因匯聚了民族情感，成為不可被替代的唯一。《覺醒年代》中曹磊扮演的魯迅形象成為互聯網世代心中的經典，頻頻被用作微信推文、視頻剪輯的素材。播放量超過700萬的b站視頻“【億萬填詞】我把魯迅先生填成了一曲《起風了》——謹此紀念魯迅誕辰140周年”取材于魯迅的文學創作，回顧了經典魯迅，強化了魯迅作為民族精神旗幟的身份，而“《孤勇者》魯迅版填詞 獻給先生的歌”則是以鏗鏘有力的填詞，打造了“一腔孤勇”的魯迅形象。

如果說上述魯迅形象表現出尋常認知范圍內的“可解”，那么b站中的“谷歌翻譯20次”則是沖擊了認知魯迅的舊有路徑。目前up主鷹目大人制作的“小行星全集”系列熱度最高，累計播放量超過1666萬，彈幕總量累積近19萬。“谷歌翻譯20次”的操作手段是將魯迅的經典篇目放入谷歌翻譯器，用不同國家的語言翻譯轉換20次后，以中文再次輸出，此前邏輯通順的文本變成表意混沌、邏輯不明的語段。其中，魯迅被翻譯為“小行星墜落”，魯迅的文本被翻譯成具有科幻色彩、末世風格的克蘇魯神話，“谷歌翻譯20次”承載了網絡世代的后人類想象，“自媒體魯迅”在此意義上從有形向無界延伸。

b站up主陳次犬的《〈閏土〉：我把魯迅的書寫成歌》，播放量218.3萬次。當他被問及為什么選擇改編魯迅作品時，他說：“魯迅即流量。”可見，魯迅的豐富性使得魯迅不僅能夠穿越時空，而且能夠打通次元壁，在各個時代，各種形態的空間產生影響和共鳴。當下， 自媒體魯迅作為魯迅傳播的新樣態，折射出當下的社會生態，也凝聚著網絡新世代的文化想象。看似碎片化的互聯網并未消解魯迅的精神內涵，而是在文化多元化、以互動分享為主打機制的場域內塑造出了一個更為豐富、充滿生機的魯迅，基于此，魯迅與青年之間的對話將生生不息地延續。

（作者單位：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

魯迅作品注釋的繁與簡

□黃海飛 劉 梅

1977年10月10日，魯迅博物館第一任館長李何林展開信紙，提筆寫下“鄧副主席并煩轉……”，對人民文學出版社意欲刪去1981年版《魯迅全集》注釋初稿中的全部題解提出異議。10月22日，李何林致信耿飚，12月17日又致信胡喬木，呈交的文件都是《為魯迅著作的注釋出版和研究中出現的問題向中央的匯報和建議》。今天年輕的讀者或許未必知道“題解”為何物，但大致也能猜出結果：在胡喬木、林默涵的主持下，1981年版《魯迅全集》最終刪去所有題解，注釋也大大精簡。

時隔將近半個世紀，為何重提這一段公案？筆者當然不是要恢復題解——刪去題解毫無疑問是正確之舉，而是要指出李何林在這次論爭中提及的注釋繁簡問題有必要重新審視。在給鄧小平的信中，李何林寫道：“對其他‘知識性’注釋（如某人、某社團、某事件、某運動、某學派、某問題等等）和生僻詞語，也有多注、少注的分歧。”人民文學出版社所堅持的正是少注的原則。李何林并列出了對方少注和不注的兩大顧慮：“一怕喧賓奪主，二怕增加篇幅和定價”。這一點在林默涵的文章《關于新版〈魯迅全集〉的注釋工作》中得到了印證。林默涵曾說：“一般的難字，凡是《新華字典》上能查到的，大都不注，以免篇幅過于龐大，相應的書價也要提高。”關于注釋的原則，林默涵也作了說明：“力求準確、簡明、扼要和通俗易懂?！?981年版大體是在此原則下進行注釋，2005年版也基本沿襲這一傳統。

今天我們是否還要繼續堅持這一原則？筆者以為，時代語境與讀者都發生了較大改變，《魯迅全集》或許應該考慮增加注釋。隨著時間的推移，魯迅的本體離我們越來越遠，而魯迅作品的受眾主體則必然地轉向“90后”及以下，魯迅作品中的人與事對他們而言更加難以理解。我們應該提供更加友善的氛圍，使得年輕的讀者得以更加便利地進入魯迅的世界。首先，建議增加生僻字詞音義的注解。事隨境遷，這已經成為閱讀魯迅作品的一大障礙。當年林默涵認為凡是《新華字典》上能查到的，大都不注，盡管現在網絡搜索興起，但仍是費時費力，影響閱讀。既然能夠注出，為何不注呢？這樣可以省去讀者搜索查閱的時間。魯迅早期5篇論文中生僻字尤其多，以《文化偏至論》為例，其中如“拶”“苶”“踣傹”“磔”“欿”“芧”等都應該注出音義。其次，建議增加幫助讀者理解的知識性、背景性注釋。魯迅的文章，尤其是后期的雜文，由于寫作環境的特殊，很多時候不得不采取曲筆隱晦的修辭策略，如果沒有較為充分的背景知識，初讀者往往如墜五里霧中。這種情況在第5卷中表現得比較突出。《偽自由書》《準風月談》《花邊文學》等篇目，本身是魯迅在文壇斗爭激烈時期的作品，論辯方法也較為巧妙，因而看起來文字清簡，實際上不好理解，2005年版第5卷注釋卻比較簡明，很多地方讀后有語焉不詳之感，似乎需要增補內容。

還需指出的是，魯迅作品注釋的繁與簡并非二元對立，非此即彼，而應當兼收并蓄，也就是說，魯迅作品注釋應該多元化。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人文社版的《魯迅全集》具有不可替代的影響力，成為主導性的注釋方式。魯迅的作品已然成為國家層面的文學經典，成為中國文化的歷史積淀，接近于中國文學傳統中“經”的地位。中國古代經典注釋方式非常豐富，包括傳、注、箋注、集解、索引、正義等多種形式。相形之下，魯迅作品的注釋就顯得過于單一了。新中國成立初期至上世紀80年代，魯迅作品注釋曾有過一個繁榮期，形式多種多樣，值得重新梳理和借鑒。僅舉幾例，張恩和借用“集解”的形式進入魯迅舊體詩研究，研究成果結集為《魯迅舊詩集解》（1981年），至今仍是這一領域的必讀參考書。張恩和有著鮮明的自覺意識，將研究工作與古人的集解、集釋拉開距離，“不必將主要力量放在對詩句的研究上，逐字逐句提出自己的看法。我給自己定下的任務是盡量完全地把別人的研究成果匯集起來，自然，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和‘雙百’方針，也談點自己的看法，或是提出問題”。這種方式具有方法論意義上的啟示。王士菁窮數年之功，注釋和翻譯魯迅的5篇文言論文《說鈤》《人之歷史》《科學史教篇》《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合成《魯迅早年五篇論文注譯》（1978年）一書。此書嘉惠士林，功德無量，可惜以后卻未再版，也沒有后來人增補或重譯，例如《破惡聲論》《斯巴達之魂》等都亟待翻譯。1981年福建師大中文系集體合作的《〈輯錄古籍序跋集〉譯注》和1982年趙瑞蕻《魯迅〈摩羅詩力說〉注釋·今釋·解說》等也是同類成果。箋注這種形式歷史悠久，源遠流長，魯迅作品也有先例。1959年張向天曾有《魯迅舊詩箋注》，對當時能搜集到的魯迅舊詩作品，從寫作時間、寫作經過、時代背景、主題思想、表現方法、字詞含義等方面進行箋注，最后并加以翻譯，引起林辰、陳則光等同行的注意。新近黃喬生作的《〈阿Q正傳〉箋注》又接續了這一傳統，不僅詳注原作中的“古典”、今典、方言土語、風俗特產，而且更加重視“以魯注魯”、以同時代人注魯，進行文本互鑒與史料排比，并借助小說文本細節深入闡釋人物的精神世界。黃箋史料豐富，注釋恰切，有助于讀者更好地理解《阿Q正傳》。

總結起來，我以為，魯迅作品的注釋應當繁簡并行，注釋方式應當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真誠地期待魯迅作品多種多樣的注釋本出現。

（作者單位：對外經貿大學中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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