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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記》列傳的首篇，司馬遷寫下了孤竹國兩位皇子伯夷和叔齊的故事。

武王伐紂勝利后，天下歸周，伯夷、叔齊卻不認同，堅持不吃周朝糧食，隱居首陽山，采野菜充饑。快要餓死時，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寫到這里，司馬遷發問說，由此看來，伯夷、叔齊到底是有怨憤呢還是沒怨憤？人說，天道無私，總是向善。像伯夷、叔齊這樣的人，算善呢還是不善？他們如此潔身自好，卻終致餓死。再說孔子在七十弟子中間，唯獨稱許顏淵是好學生。顏淵卻一貧如洗，連糟糠都吃不飽，以致過早離世。認為天道向善者，這又做何解釋？盜跖聚黨徒數千人橫行無忌，窮兇極惡，濫殺無辜，竟高齡而終，這又符合哪條道呢？這都是些重大而昭彰的例子。若說近世，那些操行不軌、作奸犯科者，卻終身享樂，富足累世不絕。有人擇地而居，擇時而言，非大路不走，非公正不彰，卻要遭災罹禍，這樣的例子不可勝數。我深感困惑，倘若說這就是所謂的天道，究竟是對呢還是不對？

司馬遷雖然將伯夷、叔齊冠于七十列傳之首，但其表達方式卻有所不同，不是秉筆直書列傳人物的事跡，而是夾敘夾議，且從開篇到結語，議論多于紀實，事跡幾筆帶過，感慨與疑問厚重，多半是引用孔子的言論說事。司馬遷盡管深受孔子思想的影響，但在《伯夷列傳》中，則對天道究竟該作何解，一再質疑發問，反復啟迪思考，給人的感覺正如魯迅所云：“從來如此，便對么？”《西京雜記》給出的答案是：“司馬遷發憤作史記百三十篇，先達稱為良史之才。其以伯夷居列傳之首，以為善而無報也；為項羽本紀，以踞高位者非關有德也。及其序屈原、賈誼，辭旨抑揚，悲而不傷，亦近代之偉才也。”也許這就是司馬遷之問的解，只是他沒有明說而已。

司馬遷為了實現“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歷史使命，不論是在體例上還是措辭上，以及謀篇上，都秉持著自己知人論世的準則，透溢著他發自良知的感慨與見解，不過因歷史局限性所致，只能借他人杯中之酒水，澆自己胸中之塊壘。細讀《報任安書》，就不難理解司馬遷的一片苦衷了。他因為李陵仗義執言而獲罪受刑，忍受了常人難耐的恥辱。大義凜然地喊出“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感同身受地悟到“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底圣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從而秉承父親之遺愿，嘔心瀝血地寫出了“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在人類早期認知中，天是有形的，通過月落日出、星移斗轉、四季輪回、寒暑交替、風起云涌、雷電交加、雨雪肆虐等天象影響著人們的生活；天又是無形的，無邊無際，虛幻縹緲，且不可捉摸，不可掌控，不可違逆，上升到理性層面，諸如天道、天理、天命、天意等觀念深入人心。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以及古代先知們的筆下，“天人合一”之說當屬于樸素的哲學命題，他們對天道、天理、天命、天意的表述，神秘而又多解，存在著很大的不確定性。特別是對那些用常理無法解釋的人和事，往往會歸結為天意，“人在做，天在看”“善惡到頭終有報”也就逐漸演進為教化理念，發揮著勸人向善和平衡心態的雙重效應。

司馬遷既要“究天人之際”，對天人感應之說自然不能回避。事實上，他在《史記》中有多處發出與天道相關的感喟，卻又前后矛盾，時而嘆服天意，時而疑竇叢生。司馬遷盡管傾向于儒學，但又非全盤照搬，總體上還是懷疑天道的。正如荀子所云：“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

在《管錐編·史記會注考證》中，錢鐘書先生曾就這一問題做過辨析。他認為，司馬遷之所以前后矛盾，乃情感使然。在著《史記》過程中，既有理性的一面，也有感性的一面。在理性上，他是不信天道的，但當“觸事感懷，乍彼乍此，亦彼亦此，渾置矛盾于不顧，又人之常情恒態耳”。

縱覽《史記》全書不難看出，司馬遷對歷史人物和事件的描述，既懷有強烈的使命感，力求“成一家之言”，又懷有鮮明的家國情，愛憎分明，情感豐沛。其天道觀并非二元的，而是統一的，發乎情，合于理，理性高于感性，質疑優于盲從。由是觀之，無仁義之心則無以服人，無情理之念則無以傳世。司馬遷在《伯夷列傳》中質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是他理性的一面，意在警世；而在其他諸篇中，時而感嘆“豈可謂非天乎”“蓋若天所助焉”，是他感性的一面，意在抒懷。錢先生從“析理”與“慰情”兩個視角看待司馬遷的天道觀，入情入理，令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