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享譽海內外的東方學大師季羨林，能夠做大學問、成大事業、有大貢獻，得益于在清華求學時的幾門“旁聽課”。

1930年，季羨林考入清華大學外文系。外文系對選修課要求較為寬松，于是季羨林經常去旁聽外系的課。他曾旁聽過朱自清、俞平伯、鄭振鐸等人的課。有一次，他和同學慕名去聽冰心的課。冰心當時非常年輕，滿臉莊嚴，不茍言笑。她看到教室里人滿為患，知道其中有“詐”，就嚴厲地說：“不是本專業的學生，下節課就別來了！”季羨林自覺無趣，從此不敢再進冰心的課堂。

旁聽鄭振鐸的課，卻有意外之喜。鄭先生豁達大度，待人真誠，沒有名教授架子。季羨林、吳組緗、林庚、李長之等人因為聽課，與鄭振鐸成了忘年交。后來，作為特約撰稿人，他們的名字赫然印在《文學季刊》的封面上，幾個人都倍感榮幸。

讓季羨林受益終身的，是旁聽陳寅恪的“佛經翻譯文學”課。陳寅恪身著長袍，樸素無華，肘下夾一個布包，里面裝滿講課時用的書籍和資料，這給季羨林留下了難忘的印象。陳寅恪是考證大師，講課時，“他總是先把必要的材料寫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據材料進行解釋、考證、分析、綜合，對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別注意。他的分析細如毫發，如剝蕉葉，愈剝愈細，愈剝愈深，然而不武斷，不夸大，不歪曲，不斷章取義。仿佛引導學生走在山陰道上，盤旋曲折，山重水復，柳暗花明，最終豁然開朗。聽他的課，簡直是一種享受，無法比擬的享受。”陳寅恪的這種學風，影響了季羨林的一生。

季羨林后來回憶說：“我旁聽和選修的兩門課，令我終生難忘，終身受益。旁聽的是陳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選修的是朱光潛先生的‘文藝心理學’。直至現在，我搞一點比較文學和文藝理論，顯然是受朱先生美學的熏陶；而搞佛教史、佛教梵語和中亞古代語言，則與陳寅恪先生分不開。如果沒有陳寅恪先生的影響和提攜，我不會走上現在的治學道路，也進不了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