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12月7日，2022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安妮·埃爾諾在瑞典學院發表了獲獎演說。這是她的演講全文翻譯。

原文為法文，英文翻譯來自艾莉森·斯特雷爾（Alison L. Strayer），由澎湃新聞記者從英文譯為中文。

安妮·埃爾諾在瑞典學院發表了獲獎演說。

該從哪里開始？我凝視著一張白紙，已經問過自己這個問題幾十次。似乎我需要找到那個，唯一能讓我進入寫作并一舉消除所有疑慮的句子——它是一把鑰匙。今天，當我面對一個情況時，最初的迷茫已經過去了——“這真的發生在我身上嗎？”——我的想象力以一種不斷增長的恐懼的方式表現出來，我被同樣的需要所淹沒。找到能讓我在今晚受邀來到的這個地方毫不顫抖地自由而堅定地說話的句子。

要找到那句話，我不必看得很遠。它瞬間就出現了。在所有的暴力中，它就像一顆寶石那般耀眼，無可辯駁。六十年前，我在日記中寫道：“我寫作，為了給我的人民報仇?！彼魬颂m波的吶喊：“我永遠屬于劣等種族。”我當時22歲，大部分時間在省級學院和當地資產階級的子女一起學習文學。我驕傲而天真地相信，寫作，成為一名作家，是為了無產勞工、工廠工人和店主中最末等的一類人，為那些他們的舉止、口音、缺乏教育而被輕視的人，以糾正社會不公與人們出生時的社會階層有關。個人的勝利可以消除幾個世紀的統治和貧困，這是學校已經憑借我的學業成功在我心中培養的幻想。我個人的成就怎么能彌補我所遭受的任何屈辱和冒犯呢？這不是我曾經問過自己的問題。對此我有幾個借口。

從我學會識字開始，書籍就是我的伙伴，閱讀是我課外的自然職業。這種愛好是由一位母親培養出來的。在她的店里，在她的顧客之中，我讀了很多小說。比起縫紉和編織，她更喜歡我讀書。書籍的高昂成本，以及在我的宗教學校中對它們的懷疑，使它們更加令人向往。《堂吉訶德》《格列佛游記》《簡·愛》《格林童話》《安徒生童話》《大衛·科波菲爾》《飄》，后來還有《悲慘世界》《憤怒的葡萄》《惡心》《異鄉人》……通常是機緣巧合，而不僅僅是學校的要求，決定了我讀的是什么。

通過選擇文學研究，我選擇留在文學中。文學成為了我人生中最有價值的東西，甚至是一種生活方式，它讓我把自己投射到福樓拜或弗吉尼亞·伍爾夫的小說中，并真正地活出它們。文學是我不自覺地與我的社會環境相對立的一塊大陸。在我看來，寫作意味著一種改變現實的可能性。

并不是兩三個出版商拒絕了我的第一部小說——一部小說的唯一優點在于它試圖找到一種新的形式——這抑制了我的欲望和我的驕傲。在一個按性別定義角色、禁止避孕和終止妊娠是犯罪的社會中，人們能敏銳地感受到女性與男性存在的重要差異。我已婚并育有兩個孩子，擔任教職并全權負責家務，每一天，我都離寫作和為人民報仇的承諾越來越遠。我讀了卡夫卡的《審判》中的寓言“法律面前”，看到了自己命運的形狀：在沒有進入為我量身定做的大門的情況下死去，那是一本只有我能寫的書。

但這是沒有考慮到個人和歷史環境的。我的父親在我回家度假三天后就去世了，我的工作是教和我自己背景相似的工人階級學生，世界各地的抗議運動——所有這些因素把我帶回來，穿過那些無法預見的、接近我起源的世界、接近我的“人民”的道路，讓我的寫作欲望具有一種隱秘而絕對的緊迫性，而不再是20多歲時那種虛幻的“無所事事”。我現在要做的是深入挖掘被壓抑的記憶中無法言說的東西，讓人們了解我的人民是如何生活的。寫作是為了了解那些使我與自己的本源疏遠的內在和外在的原因。

在寫作中，沒有選擇是不言而喻的。但是，那些作為移民、不再說父母語言的人，以及那些作為階層叛逃者，不再使用完全相同的語言，用其他語言思考和表達自己的人，面臨著額外的障礙。這是一個兩難的局面。他們確實感到很難，甚至不可能用他們所掌握的主流語言寫作。他們已經掌握了這種語言，并在文學作品中欣賞這種語言，欣賞任何與他們的起源世界有關的作品，即由描述日常生活、工作和社會地位的感覺和詞匯組成的第一世界。一方面是他們用來給事物命名的語言，帶有殘忍和沉默，例如阿爾貝·加繆那篇非常優美的文章《在“是”與“否”之間》中，一位母親和一個兒子之間的親密交流。另一方面是受人欽佩的，內化的作品的典范，這些作品使第一個世界開放，他們為自己的提升而感到感激。他們有時甚至認為這里是他們真正的家園。對我來說這包括福樓拜、普魯斯特和弗吉尼亞·伍爾夫。當我重新開始寫作時，他們中沒有一個對我有任何幫助。我必須打破“寫得好”和漂亮的句子——正是我教我的學生們寫的那種——來根除、展示和理解貫穿我內心的裂痕。我不由自主地想到的是一種表達憤怒和嘲笑，甚至粗俗的語言的喧囂，一種過度的、反叛的語言，經常由被羞辱和被冒犯的人所使用，作為他們對別人的蔑視記憶的唯一反應，對羞愧和感到羞愧的唯一反應。

很快，這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以至于我無法想象有任何其他方式開始——我的社會存在于我學生時代的裂痕，一個令人作嘔的狀況，法國國家仍然譴責婦女通過地下診所偷偷墮胎。我想描述發生在我女性身體上的一切，如何發現快樂，如何體驗月經。所以，當時我并沒有意識到，我1974年出版的第一本書，就描繪了我寫作的領域，一個社會和女性主義的領域。從那時起，為我的人民報仇和為我的性別報仇，成為了同一件事。

一個人怎么能不反思寫作而反思生活呢？怎么能不去想寫作是否會加強或破壞對存在和事物的公認的、內化的表征？以其暴力和嘲諷，反叛的寫作難道不正是反映了被統治者的態度嗎？當讀者在文化上享有特權時，他們對書中的人物保持著和現實生活中一樣的威嚴和居高臨下的態度。因此，最初的時候，為了避免這種凝視，當我將要講述我父親的故事時，這種凝視是無法忍受的，我覺得這是一種背叛。從我的第四本書開始，我采用了一種中立、客觀的寫作方式，“平淡”的意思是它既不包含隱喻，也不包含情感的跡象。暴力不再出現，它來自事實本身，而不是寫作。尋找既包含現實又包含現實所提供的感覺的詞語，成為了我至今在寫作中持續關注的問題，無論主題是什么。

我有必要繼續說“我”。在文學作品中，第一人稱——在大多數語言中，從我們會說話的那一刻起直到死亡，我們都是通過第一人稱存在的——在提到作者而不是虛構的“我”時，通常被認為是自戀的。值得記住的是，“我”，迄今為止是貴族們在回憶錄中講述武功的特權。在18世紀的法國是民主的征服，是對個人平等和成為自己故事主題的權利的肯定，正如讓-雅克·盧梭在《懺悔錄》的第一個序言中所宣稱的那樣：“沒有人反對，作為一個平民的人，我沒有什么可說的值得讀者注意……無論我生活得多么默默無聞，如果我比國王們思考得更多、更好，我靈魂的故事就比他們的故事更有趣?！?/p>

激勵我的不是這種平民的驕傲（雖然我曾說過），而是使用“我”——一種男性和女性的形式——作為一種捕捉感覺的探索工具的愿望：那些被記憶掩埋的感覺，那些我們周圍的世界無時無刻不在給予我們的感覺。感覺的前提對我來說既是我研究真實性的向導，也是研究真實性的保證。但是目的是什么呢？不是要講述我的生活故事，也不是要讓自己擺脫生活的秘密，而是要破譯一個活生生的情景、一件事、一段浪漫的關系，從而揭示一些只有寫作才能實現的東西，也許還能傳遞給別人的意識和記憶。誰能說愛、痛苦、哀悼、羞恥不是普遍存在的呢？維克多·雨果曾寫道:“我們沒有人有幸過著只屬于自己的生活?！钡?，由于所有事物都不可避免地以個體的方式存在——“這是發生在我身上的”——只有當書中的“我”在某種意義上變得透明，而讀者的“我”開始占據它時，它們才能以同樣的方式被閱讀。如果這個“我”，換句話說，超越了個人的體驗。

這就是我對寫作的承諾的構想，它不包括“為”一類讀者寫作，而是“根據”我作為一個女人和一個內陸移民的經歷來寫作，從我對我所生活的歲月越來越長的記憶中，以及從現在開始，我不斷地提供他人的圖像和文字。我在書中許下的承諾，是基于一種已經確定的信念：一本書有助于改變個人生活，有助于打破忍受和壓抑的孤獨經歷，使人們能夠重新想象自己。當無法言說的事情被曝光時，它就是政治性的。

今天，我們在女性的反抗中看到了這一點，她們找到了破壞男權的話語，并站起來反對這種最古老的形式。然而，我仍然想知道女性在文學領域所占的地位。她們還沒有獲得書面作品生產者的合法性。在這個世界上，包括西方知識界在內，對一些男人來說，女人寫的書根本不存在，他們從不引用它們。瑞典學院對我作品的認可，是所有女作家希望的象征。

在揭露那些無法言說的社會問題、那些與階級和種族以及性別相關的內化權力關系時，只有直接體驗其影響的人才能感受到，個人解放和集體解放的可能性就出現了。通過剝奪語言，所有語言所承載的愿景和價值觀來破譯現實世界，就是顛覆其既定秩序，顛覆其等級制度。

但我不會把文學寫作的政治作用與我在事件、沖突和思想方面被迫采取的立場混為一談。我成長為“二戰”后的一代，作家和知識分子將自己定位于法國政治，理所當然地參與到社會斗爭中。今天，我們不可能說，如果他們沒有大聲疾呼并作出承諾，事情是否會有不同的結果。在當今世界，信息來源的多樣性和圖像閃過的速度形成了一種冷漠的形式，專注于自己的藝術成為了一種誘惑。但與此同時，在歐洲，一種撤退和封閉的意識形態正在抬頭。這種意識形態是建立在排斥外國人和移民、拋棄經濟弱者、監視婦女身體的基礎上的，對我和所有那些認為人的價值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樣的人來說，需要有極端警惕的責任。

我被授予了最高的文學榮譽，它就像一盞明燈照耀著我在孤獨和懷疑中進行的寫作和個人研究。這光并不使我眼花繚亂。我不認為授予我的諾貝爾獎是個人的勝利。在某種意義上，我把它看作是一場集體的勝利，這既不是出于驕傲，也不是出于謙虛。我與那些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希望全人類享有更大的自由、平等和尊嚴的人一樣感到自豪，而不論其性別、膚色和文化；與那些為子孫后代著想的人站在一起，保護一個因少數人的逐利而使所有人越來越不適合居住的地球。

如果我回顧二十歲時所作的為我的人民報仇的承諾，我不能說我是否已經實現了。正是來自這個承諾，來自我的祖先們，勤勞的男男女女，習慣了那些導致他們早逝的任務，我得到了足夠的力量和憤怒，有了在文學中給他們一席之地的愿望和雄心。這群人的聲音，從很早的時候就伴隨著我，讓我接觸到其他世界和其他存在方式，包括反抗和想要改變它的方式，以便將我作為一個女人和一個社會叛逃者的聲音銘刻在那個解放的空間里，那就是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