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0世紀中期，在風起云涌的抗日浪潮裹挾下，生活在呂梁山中的少年西戎，告別父老鄉親，參加了抗日部隊，做了一名普通的宣傳戰士，轉戰晉西南、晉西北。由于他讀過高小，讀過《水滸傳》《西游記》以及“公案”章回小說，在宣傳與戰斗間隙，迷上了文學這塊伊甸園，嘗試著筆耕的味道。其時，西戎對文學僅僅是一種愛好，并沒有想到當作家、當職業作家。從他的第一篇作品《我掉了隊后》（刊登在1942年10月31日延安《解放日報》）發表迄今，已經整整80個年頭了，他以自己富有特色的文學作品，在文壇上獲得了一席地位，成為真正的著名作家。《呂梁英雄傳》（與馬烽合著）《宋老大進城》《賴大嫂》等膾炙人口的作品，留給人們記憶，留給人們話題。

西戎曾擔任過山西省作家協會主席、山西省文聯副主席等職務，并且長期主編文學刊物《火花》和《汾水》，為全省文藝事業的繁榮與發展，為培養中青年作家健康成長，嘔心瀝血，盡職盡責，做出了突出貢獻。1992年5月，中共山西省委和山西省人民政府授予西戎“人民作家”的榮譽稱號。2001年1月，西戎因病醫治無效逝世，終年79歲。

由放羊娃成為作家

西戎，本名席誠正，1922年12月1日出生于山西省蒲縣西坡村。這是一個僅有20多戶人家的山區小村莊。6歲時，西戎入初級小學讀書，作文成績突出，除完成課業外，喜歡聽書場說書人說書，愛看戲劇，這對于他后來走上文藝創作道路有著一定的基礎。1933年9月，西戎考取蒲縣縣立第一高等小學，住在縣城當教師的堂兄家。堂兄是一位曾在太原上大學時接受了“五四”新文化思潮的青年，在他的影響下，西戎課余閱讀了大量魯迅等現代作家的作品。魯迅先生關于故鄉的描述，尤其是《社戲》中的情景描寫，深刻地感染了西戎。兩年后他高小畢業，考中設在臨汾的省立六中，卻因家境窘困，無法再入學讀書，成了一個放羊娃。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由作家丁玲率領的西北戰地服務團到蒲縣宣傳抗日，對西戎產生了極大影響。他跟隨戰地服務團聽演講、看節目、學唱歌，激發起一腔保家衛國熱情。戰地服務團開走不久，16歲的西戎參加了抗日救亡團體犧盟會，開始了他的革命生涯。由于他有文藝特長，被分配做文藝宣傳工作，半年后轉入呂梁劇社。為了廣泛發動群眾參加抗日，西戎和劇社人員不辭辛苦，連續演出，使他受到了很好的鍛煉。1939年底，西戎隨呂梁劇社到了延安，進行短期業務學習。他們駐在魯迅藝術學院所在地橋兒溝，于是，能夠旁聽魯藝的課，并接受魯藝老師的輔導；能夠觀看魯藝等文藝單位的演出和電影，這對西戎來說，是一次開闊視野、增長知識的機會。只是這次機會僅有5個月，之后就回到晉西北，繼續從事文藝活動，并經歷了反掃蕩戰斗。不久，呂梁劇社奉命與另一個抗日劇社——黃河劇社合并，仍然沿用呂梁劇社名稱。這次合并，也是日后被稱為“晉綏五作家”的首次匯合，即原呂梁劇社的西戎、胡正和原黃河劇社的馬烽、李束為、孫謙聚到了一起。1940年冬季，組織上再一次安排呂梁劇社赴延安學習。這次學習，在西戎的人生與創作中，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他在《我邁出的第一步》文章里詳細講述了延安學習的經歷：

1940年冬季，呂梁劇社奉命從晉西北回到延安學習。劇社領導很想讓我們這批“骨干”都能進魯藝學院深造。有如此良好的機會，我當然是巴不得的。可是測試結果大失所望，年齡小當然也算未能錄取原因之一，更主要的還是基礎水平太差。一個高小畢業生，只在宣傳隊跳跳蹦蹦干了兩年，怎么可能一下子躍進高等學院去呢！幸好，上級考慮到培養人才的急切，便在魯藝學院附設了“部隊干部訓練班”。在這里學習了半年，隨后，八路軍留守兵團主辦的“部隊藝術學校”成立了，部隊干部訓練班的全體學員，便并入了部隊藝術學校。從此，我才真正獲得了從頭學習文藝基礎理論、提高藝術修養的深造機會。年齡稍大了一點，便有了強烈的求知欲望。在部藝學習的兩年里，我不敢懈怠，上課認真聽講，課外認真讀書。白天坐在山坡上，夜晚趴在油燈下，我貪婪地讀著我所能借到的中外名著，逐漸地眼界開闊了，懂的東西也多了起來。但是越學，反而越感到自己的知識淺薄，因而學習更是倍加賣力。這當兒，我也暗自考慮將來的前途問題，該向什么專業發展？當演員，我的個頭矮小；學美術，缺乏素描基礎；學音樂，嗓子也變壞了，光會拉二胡，也算不上什么能耐。思來想去，自覺對文學比對其他專業興趣更濃。于是，我便練習著寫歌詞、詩和小故事。這些習作，有的發表在自辦的《生活》墻報上，有的送給音樂班的同學譜曲。我的一首歌詞《送公糧》，由張朋明同學譜成曲子，曾被邊區政府選用。這件事又給我搞文學創作增添了一點信心。于是，我便日夜地趴在被子卷上寫呀寫。有一次，我竟然寫成一篇反映敵后反掃蕩斗爭的小說，大膽地送給我的第一位文學老師——天藍同志，意外地得到了他的稱贊。從此，我對寫作更愛得入迷。雖然寫了不少東西，但除《生活》墻報和《連隊生活》上用了幾篇外，還沒有一篇能夠在大報刊上發表，因為我還鼓不起向外投稿的勇氣來。

西戎在延安學習期間，知識青年中興起了一股改名風，以示與舊我決裂，開始新的生活。他也加入了其中，請當時呂梁劇社一文化教員為自己改名。因為他是山西人，出生地是西坡村，在國家生死存亡之際參加了革命隊伍，可謂是投筆從戎。因此，當年的席誠正改名叫“西戎”。

1942年夏天，西戎結束了近兩年的學習，同呂梁劇社的其他同志一起被編入八路軍某師所屬的戰斗劇社做編輯。他開始嘗試創作文學作品，在延安杜甫川兵站窯洞的山坡上，以自己曾經參加過的一次遭遇戰為素材，寫出了短篇小說《我掉了隊后》。經過認真修改，他大著膽子投給了延安的《解放日報》文藝副刊。到10月底，稿子被登出來了。這篇作品的發表，極大地鼓舞了西戎繼續創作的信心。因為《解放日報》是黨中央機關報，能在該報發表作品，是不容易的；同時，這也是西戎的作品第一次變成鉛字，用他自己的話說是：“這件事本不足為奇，但對我這個正在生活道路上摸索前進的青年人來說，卻受到了極大鼓舞；也可以說，影響了我對人生道路的選擇，從此我便盲目而自信地走進了文學隊伍的行列，和文學結下了不解之緣（《文學路上五十春》）。”不久，劇社進行人員精減，只保留下一部分搞戲劇和音樂的，做編輯工作的西戎離開部隊，從陜甘寧邊區返回晉綏根據地，加入了邊區剛組建的文工團。此時，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傳達下來，晉綏文藝界負責人便組織文藝工作者下基層去鍛煉，西戎被分配到保德縣四區抗聯當文化部部長。

在保德四區工作的幾個月里，西戎換上當地老百姓常穿的藏青色棉襖棉褲，扎上腰帶，套上牛鼻子山鞋，翻溝越峁，走村串戶，努力工作，跟群眾建立了密切關系，也獲得了豐富的創作素材，寫出了《頭一次參加奮勇隊》《受苦的日子算完結了》等一批小說、散文和通訊報道，發表在延安的《解放日報》和晉西北的《抗戰日報》上。這一段經歷對西戎了解農村，特別是了解新舊制度交替時期的中國農村極為重要，為他以后的創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44年，是“七七”抗戰7周年，晉綏邊區開展了“七七七”文藝獎金征文活動，西戎等文藝工作者都回到機關參加這項活動。他同盧夢、孫謙、常功等合作，創作出了表現農村減租減息運動的多幕大型眉戶劇《王德鎖減租》，獲得了征文評獎戲劇類甲等獎。交給“七月劇社”公演，受到了廣大觀眾的熱烈歡迎，很短時間演出就超過了100場，觀眾達數十萬人次。同時，一些文藝評論家對這部作品也給予了較高的評價，如遠在延安的馮牧專門寫了《敵后文藝運動的新收獲——讀晉綏邊區“七七七”文藝獎金獲獎作品》一文，其中有一段是說《王德鎖減租》的：

這個劇本誰都會看出它是為配合當地的減租運動而寫成的。但是，不論誰看了它，都會承認，這個戲不但有著重大的政治意義，也有著不下于前者的藝術標準的。這是一個藝術品。作者為我們描繪了一幅在減租運動中廣大農民群眾和頑固地主作斗爭的鮮明圖畫，它不借助于任何抽象政治口號來說明主題的中心，而是通過了人物的形象來表現出當前現實，通過了活生生的有性格的人物，來說明減租運動的重要及其解決的道路。

完成了《王德鎖減租》后，西戎被調到《晉綏大眾報》做編輯。結合工作，他寫出了一系列文藝作品和通訊報道，最突出的成果，是跟馬烽合作的長篇小說《呂梁英雄傳》。

抗日戰爭爆發后，晉綏邊區涌現出了無數的民兵英雄。這些英雄們驚天動地的事跡，層出不窮地相傳于群眾當中。西戎和馬烽耳聞目睹，深受感動，使他們產生了“譜以青史，亢聲謳歌，弘揚后世”的創作沖動。正好，1944年年底，晉綏邊區召開的第四屆群英大會一結束，《晉綏大眾報》編委會決定，由他倆挑選一些典型材料，編成連續故事在報上連載。于是，他們便多方搜集材料，采訪受表彰的先進人物，討論寫作大綱，確定用章；回體分頭寫作。從1945年6月5日開始，《呂梁英雄傳》在《晉綏大眾報》上面世，每期一回，到次年8月20日全部登完，共95回。故事中表現的自然環境，風俗習慣，人物的衣著、談吐、感情、心理，都是十足的呂梁山味，人物與情節經過西戎和馬烽的提煉，帶上了傳奇色彩，更具吸引力。《呂梁英雄傳》在報上一出現，馬上受到廣大干部、群眾的歡迎。許多識字人把閱讀《呂梁英雄傳》當作重要的事情，不識字的就圍坐在一起請識字的人朗讀。故事中的英雄雷石柱、孟二愣、武得民等，成為晉綏邊區家喻戶曉、老幼皆知的人物。1946年，西戎和馬烽整理了前37回，出版了單行本（上冊），延安的《解放日報》摘錄轉載，反響良好。周恩來等同志率中共代表團赴重慶跟國民黨和談時，又將此書帶到重慶，在《新華日報》上連載。這是解放區傳到國統區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在文藝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受到郭沫若、茅盾等人的好評。

1948年底，西戎和馬烽抽出時間對全書進行通盤校閱、修改，將95回壓縮為80回，由北京的新華書店收入《中國人民文藝叢書》出版發行。新中國成立后，《呂梁英雄傳》先后被人民文學出版社、通俗讀物出版社、作家出版社數次重印，并且被翻譯成日文、俄文、朝鮮文、匈牙利文、羅馬尼亞文、波蘭文等外文，在國外出版發行。后來，兩人應人民文學出版社之約，又集中一段時間對全書作了校閱、修改，于1977年底重新出版。以后，隔幾年印刷一次。《呂梁英雄傳》堪稱全民抗戰的一部不朽的史詩，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解放區創作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它的思想意義在于：第一，形象地反映了人民大眾在抗日戰爭中的歷史功績；第二，真實地描述了人民大眾覺醒的過程；第三，強調了中國共產黨及其八路軍在抗戰中的作用。

輝煌時期

1949年7月，西戎赴北京出席了全國第一次文代會，之后，即隨解放大軍參加了解放大西北、大西南的戰斗，年底去了四川成都，籌建《川西日報》，任編委兼副刊主編；一年后又調任《川西農民報》總編輯。他用多年辦《晉綏大眾報》的經驗來辦《川西農民報》，把報紙辦得通俗易懂，受到了讀者的歡迎。后來歸隊到了四川省文聯，任創作部部長兼《川西文藝》主編、《川西說唱報》社長，培養和發現了流沙河等一批文學新人。繁忙的工作之余，他仍然擠時間寫作，有小說《查夜》《秋收季節》（與流沙河合作）《秀女翻身記》（與陳謙合作）以及幾篇散文、評論問世。但是，他感覺由于生活環境不同于山西老家，語言不同，很難得心應手地體驗生活并寫作，因此而陷入苦惱中。他把這種苦惱寫信告訴了在北京的老戰友馬烽，馬烽非常理解他的心情，把他的情況轉告了時任中央文學研究所負責人的丁玲。丁玲直接找了中宣部，于1952年11月把西戎從四川調到北京，任中央文學研究所創作輔導組副組長，主要是從事創作。第二年初夏，他回到山西汾陽縣深入生活，兼任縣委副書記，在賈家莊村蹲點搞合作化擴社試點工作。他在《文學路上五十春》一文中記述了那段經歷：

白天和農民一起勞動，夜晚開群眾大會宣講總路線。干部會、黨團員會經常不斷，研究擴社、并社、轉社、土地入股、牲畜作價，事無巨細，上級布置下來什么任務得干什么。因為群眾聽說我是作家，制定村民公約，起草轉高級社的章程，都要我來起草。我的住處就在農業社辦公的天龍廟里，整天房里人來人往，不是來談公事，就是來說家事，有說有笑，有哭有鬧，有時為了調解一件家庭糾紛，鬧得我連一點休息時間都沒有。每天挨門吃派飯，這也是接近群眾，了解民情最好的途徑。每到一家，邊吃邊聊，可以聽到會議上聽不到的意見，也可以知道村里許多的逸聞趣事。我在這里生活了一年，從早忙到晚，我仿佛忘了疲勞，天天都有干不完的事情做。農村生活是那樣的豐富多彩，人是那樣的百人百性，看到學到了書本里得不到的東西。對我這個以農村題材為主的作家來說，這里，只有在這里，我才真正找到了創作的源泉。我十分慶幸能獲得這樣一次兼職深入生活的機會，心中已不再為缺乏生活素材而焦慮不安。回到北京以后，接連寫出了6個短篇，都比較成功。

西戎所說的6個成功的短篇，包括：《糾紛》《一個年輕人》《麥收》《宋老大進城》《蓋馬棚》《行醫事件》。這些作品在西戎的全部創作中，占有著重要地位。從內容上看，涉及了許多農村的重大問題，是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農村生活的真實寫照，比如《糾紛》表現的是男女同工同酬的問題；《一個年輕人》講述的是傳統觀念與新思想之間激烈沖突的故事；《麥收》突出了如何處理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的矛盾；《宋老大進城》表現的是實現農業合作化后農民在物質和精神上的變化；《蓋馬棚》和《行醫事件》則反映出干部在農村工作中需要改進的作風問題。從形式上看，主要是著力于塑造具有高度個性化性格的人物形象，刻意創造濃郁的鄉土情調，注重生動的細節描寫，使用質樸的文學語言，強調充滿情趣的喜劇效果。

在汾陽期間，西戎聽說了流傳在民間的抗日英雄蔣三兒弟兄的故事，于是兩次去到唐興莊蔣家，與英雄的母親促膝交談，深入了解了蔣氏兄弟的事跡。他萌生了以蔣氏兄弟為原型創作一部電影的想法，并與在北京的馬烽交流。馬烽對這個題材也很感興趣，來汾陽與西戎匯合，兩人再度合作，進一步采訪了有關人員，討論寫作提綱，設計故事情節，然后分頭寫作。不久，創作出了名為《撲不滅的火焰》的電影文學劇本。1954年，長春電影制片廠攝制成影片公映后，受到觀眾的熱烈歡迎，成為轟動一時的電影。一年以后，兩人對劇本做了較大修改、加工，以文學劇本形式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

通過這次在汾陽深入生活，西戎感覺到繼續在北京工作，與自己熟悉的山西農村畢竟有距離。于是，1955年他調回山西，任省文聯副主任、黨組副書記，中國作家協會山西分會副主席，兼《火花》文學刊物主編。這段時期西戎的主要精力是用在《火花》的編輯工作上。從1956年初籌辦、10月出版創刊號，到1966年7月停刊，在10余年的時間里，他投入很大心血，廣泛組織稿件，除了對準備發表的作品認真審閱、修改外，還閱讀大量自然來稿，從中發現有潛力的文學人才。對于許多來編輯部的青年作者，他總是耐心輔導。在他和編輯部全體人員的共同努力下，《火花》的發行量逐期上升，最高曾達到12萬份，成為全國有很大影響的文學雜志之一。《火花》辦刊10年，為推動我國農村題材小說的創作，推動山西的文學創作，培養青年作者，尤其是對于形成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重要的流派——“山藥蛋派”，都做出了突出貢獻。1958年，中宣部曾派《文藝報》副主編陳笑雨帶領工作組到山西省文聯，了解、研究、總結《火花》的特色和經驗；全國各地的文藝雜志也紛紛派人前來學習取經。

在完成刊物編輯工作的基礎上，西戎選擇了永濟、運城等地作為下鄉體驗生活的地方，獲取創作素材，陸續寫出了小說《姑娘的秘密》《王仁厚和他的親家》《女婿》《兩澗之間》《一頭騾子的故事》《燈芯絨》《冬日的夜晚》《賴大嫂》《春播序曲》《平凡的崗位》《豐產記》等；獨幕話劇《圈套》，電影文學劇本《興業春秋》（與李逸民合作），多幕話劇劇本《青春的光彩》和長篇報告文學《在榮譽面前——植棉能手吳吉昌受獎記》等一批優秀作品。

讀者可以從這些作品中看到中國農村，尤其是北方農村的發展變化，比如《姑娘的秘密》描寫的是農村青年對科學技術的追求與向往；《王仁厚和他的親家》則反映了農民走集體道路與單干兩者之間進行抉擇時的復雜心理；《兩澗之間》圍繞水利之爭，展開了兩個社長之間從對立到互助的心理歷程；《燈芯絨》是講述一個婆婆給未過門的兒媳婦買一塊燈芯絨曲折過程的故事。西戎很少正面寫重大題材和重要人物，總是選擇普通農民日常生活中的矛盾沖突進行描寫，收到以小寓大和小中見大的效果。所以，出現在他作品中的人物，從來沒有大而空的影子，從來沒有概念化的痕跡，即使是一個著墨很少的人物，往往也是活脫脫的。這些人物都像西戎本人一樣質樸、真誠而直率，他們不說空話、大話、假話；他們不唱高調、不趕浪頭、不追時髦；他們沒有豪言壯語和虛情假意；他們也不居高臨下和盛氣凌人；他們都是那么普普通通、真真切切、平平常常、實實在在。也正因為如此，這些人物才能夠成為藝術典型。雖然，由于歷史的緣故，西戎的這些作品留下了農村合作化、公社化的痕跡；當生活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現在再回頭去審視那段歷史，會得出不同的結論來。但是，由于作品反映了當時生活的本來面目，特別是塑造出了一系列有個性特點的人物，就不顯得不真實；相反，倒是可以看出歷史發展的真實軌跡來。

1962年，西戎發表短篇小說《賴大嫂》。這篇小說給他帶來過榮譽。小說通過賴大嫂三次養豬的經驗，反映了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復雜的人民內部矛盾，批判了自私自利思想和損公肥私的個人主義，提出了如何更好地發展農村經濟的問題。作品是西戎長期深入生活，感受到農民固有的小農意識在新時代的表現，了解到中央的政策與農民勞動生產積極性和農村經濟發展的密切關系而創作的，所提問題尖銳，人物形象真實生動。因此，發表后受到讀者的喜愛，也引起了文學界的廣泛關注。中國作協于當年在大連召開的“農村題材小說創作座談會”上，對這篇小說作了充分肯定，作為“寫中間人物”的代表性作品推廣。時任中國作協黨組書記的邵荃麟在講話中多次提到這篇作品：

西戎同志寫的《賴大嫂》，在養豬問題上就有許多想法。好心干壞事，也是普遍的。有人以為寫矛盾就是群眾與群眾的矛盾。我的理解，矛盾是廣泛的，主要有工農業，有生產問題，有分配問題。作品要寫人、寫農民，也會遇到各種不同階層的人的問題：有的不愿意養豬，有的愿意養；農民之間也有許多錯綜復雜的矛盾。總的講，是個體經濟的思想與集體主義思想、國家利益與個人利益之間的矛盾，這是主要的。短篇創作碰到的另一個問題，即在不多的篇幅中，提出矛盾，解決問題；但是不可能，怎么辦？《賴大嫂》就遇到這樣的問題，有些批評者批評賴大嫂思想沒有轉變成集體主義。是否非要寫出解決問題不可？如果水到渠成，可能解決；否則，也可以指出方向，讓讀者自己去得出結論。

邵荃麟以趙樹理的《“鍛煉鍛煉”》和西戎的《賴大嫂》等作品為例，認為文藝創作可以寫“中間人物”，因為現實生活中英雄人物與落后人物是少數，而中間人物是大多數，應當寫出中間人物的各種心理狀態。這樣，《賴大嫂》無形中就成了“中間人物論”的樣板。

重返文壇

1975年，山西省委成立文藝工作室，西戎重新獲得工作。次年，《火花》改名為《汾水》正式出版，西戎繼續任主編；到1982年更名為《山西文學》時，才卸去主編職務。1978年，省文聯、省作協恢復活動，他被推選為省作協主席，一直到1988年改任名譽主席。

復出后的西戎，在編刊物之余，重新開始創作。他先后寫出了《他，是弱者也是強者》等一系列散文和評論，特別是陸續發表了《春牛媽》《趙莊鬧水》《耿勞模》《走上新崗位之前》《在住招待所的日子里》等小說，引起讀者的強烈反響，表現了一位老作家堅實的藝術功力。《趙莊鬧水》以一個村莊圍繞如何得到水利設備展開的矛盾沖突，揭示了黨風建設的重要性，強調要與不正之風堅決斗爭；《走上新崗位之前》和《耿勞模》，則都是表現新時期不同崗位上的人們向往新生活、創造新生活的風貌。

最能代表西戎這個時期創作水平的是短篇小說《在住招待所的日子里》。這篇作品1983年在《山西文學》發表后，《小說選刊》《新華文摘》等先后轉載，并收入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的《1983年全國短篇小說佳作集》。作品用第一人稱的寫法，描寫了“我”在等待分配工作期間兩次住招待所的經歷，通過對所接觸的地委辦事員、招待所服務員等形象的刻畫，指出了社會上人與人關系的冷漠，鞭撻了現實生活中的投機分子，呼喚人與人之間相互尊重、相互友愛的關系。由于它發表在改革開放初期，人們的價值觀念正在發生變革之際，因此，作品切中了時弊，具有極大的現實意義。

《在住招待所的日子里》的藝術表現形式也比較有特點。西戎運用對比的手法，通過同一人物前后判若兩人的言行舉止，同一事件前后完全不同的處理方式，同一物景前后重復出現的巧妙安排，使作品的主題思想鮮明地展示出來了。

西戎之前寫散文不多，但每一篇都很感人，以細膩和富有意蘊而見長，如《母親的晚年》等。進入新時期，他的散文多起來了，發表有數十篇。這是因為隨著年齡的趨老，人生體驗越來越豐富而深刻，散文這種文體便于表達出各種體驗來。較有代表性的為《憶良師丁玲》和《他，是弱者也是強者》。《憶良師丁玲》是西戎在丁玲逝世后帶著深厚的感情寫的。在文章中，他講述了自己第一次見到丁玲時的情景，回顧了丁玲20世紀50年代初從四川調他去北京的經過，談到了20世紀70年代后期丁玲從長治回北京路經太原時的相見。有描寫，有抒情，有感受，從不同角度刻畫出了丁玲的形象。比如寫第一次見丁玲時的情景：

丁玲的穿戴和所有的西戰團女兵一樣，剪發頭上戴一頂灰軍帽，穿一身灰軍裝，腰里扎一條寬皮帶，腿上打著綁腿，腳上穿著草鞋，看上去英姿颯爽，威武精悍。山里深夜寒冷，她披一件從戰地繳獲來的日本黃呢軍大衣。她身材矮胖，口齒流利，聲音洪亮。她那有聲有色、充滿感情而又通俗易懂的演講，把下面聽講的人都迷住了。

《他，是弱者也是強者》是一篇記敘作家趙樹理經歷的文章。作品是在趙樹理誕生80周年前夕的1986年5月寫成的，《山西文學》發表后，《新華文摘》等報刊都全文予以轉載，在讀者中產生了廣泛影響。文章有許多真切的細節描寫，把受苦受難的趙樹理展示給讀者，讓每一個讀者無不動容，甚至潸然淚下。

除了創作之外，新時期以來，西戎還把大量精力用在培養和發現文學新人上。許多文學青年就是在他的真誠幫助下走上文學道路，取得很大成就的。1986年，他出版了一本文學言論集《寄語文學青年》，除選收了一些他談自己創作道路的文章外，多數是他為青年作家出書寫的序言、與青年作者的通信，從中可以看出他扶植文學青年成長的努力。正如他在這本書的《后記》里所說的：“我把這些短文整理結集，自覺從學術價值來看，不登大雅之堂，但是當我重讀這些短文時，也得到了一種精神的滿足，因為它確實是我多年來為文學青年的成長付出的辛勞。如果說它還能使后來者從中得到啟迪或引起對一些問題的思索的話，那將會使我倍感欣慰的。”

人生與創作總結

西戎作為“山藥蛋派”的骨干作家之一，他的人生道路、創作經歷、作品特色，總體上與趙樹理、馬烽、李束為、孫謙、胡正都比較接近，因此，總結西戎60年的文學生涯，首先就是，他與趙樹理、馬烽等一樣，始終認定深入生活是文學創作必須堅持的根本原則。經常有中青年作者問西戎，你幾十年從事文學創作最深的體會是什么？或者有什么經驗、訣竅？他會毫不猶豫地回答：實實在在深入生活，跟人民群眾打成一片，到生活中獲取素材。他在多篇創作談文章中，談的最多的是深入生活問題；他在各種場合的發言或講話中，反復強調的也是深入生活問題；他與中青年作家交往或者接待文學愛好者，還是誠懇地奉勸他們千萬不要脫離生活。他在總結自己的文學道路時說的很明確：“作為一個搞創作的人，要忠于人民，要忠于現實，要從自己熟悉的生活出發，揭示生活中的矛盾斗爭，要塑造各種人物形象。凡是有利于社會主義事業的人和事，就謳歌稱贊；凡是不利于社會主義事業的人和事，就鞭撻打擊；凡屬人民內部的矛盾，就批評教育。我就是這樣指揮著自己的創作的。”（《文學路上五十春》）

其次是，他一生奉行文學是人學的理念，所有作品都是真誠地表現人物的心靈世界。西戎起初發表作品還是部隊宣傳員，以后的人生中做了多年報紙和雜志編輯，因此，他總是密切關注各個時期人的心理變化軌跡，他的每一篇作品，都是努力挖掘不同身份人物的外在行為與內在感受，從人與人之間的矛盾中，思考社會發展的問題。他在《文學創作的中心問題》一文中寫道：“無論是舞臺上、作品中，創造典型性格，創造活起來的藝術形象，永遠是我們文藝創作的中心問題。”西戎一系列作品中的有個性特征的人物，如《呂梁英雄傳》中的雷石柱、武得民、孟二愣，《撲不滅的火焰》中的蔣三，《宋老大進城》中的宋老大，《賴大嫂》中的賴大嫂，《耿勞模》中的耿勞模，《叔伯兄弟》中的王滿福，《他，是弱者也是強者》中的趙樹理，等等，構成了他筆下的人物群像，留給讀者不可磨滅的印象。

第三是，他寫出了農民讀者喜歡的作品。西戎跟趙樹理、馬烽等作家一樣，也是把自己的讀者對象定位于農民，他這樣做，既是他們“山藥蛋派”作家的共同之處，更有他自己的必然性。西戎從小生長在山區農村，熟悉農村生活，對農民群眾有著特別深厚的感情，為農民的憂而憂，為農民的樂而樂；同時，他更熟悉農民喜歡讀什么樣的作品。他之所以追求通俗易懂的寫作方法，特別注意描寫人物形象，使用非常接地氣的語言，就是為了吸引農民讀者，讓農民讀者愿意讀他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