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和精華所在，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根基。在福建武夷山考察時，總書記特意來到朱熹園，了解朱熹生平及理學研究等情況。

馮友蘭曾經問：人在宇宙間，有何重要？他的自答是，宇宙間若沒有人，沒有覺解，則整個宇宙是在不覺中，是在無明中。人如果有這一覺解，甚至覺解這一覺解，則同一灑掃應對，同一擔水砍柴，其意義即大不同了。說到底，人終其一生，是為了生命意義的追尋。正如老子所言：“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朱熹的一生就是不斷追尋自我、以靈魂認識靈魂的征途。

親師取友 博學慎思

朱熹曾稱自己幼年“天資魯鈍，百事不及人”。所謂“百事不及人”，主要是指記問言語不如人敏捷。但事實上，他很早就啟蒙了。

朱熹幼承父訓、聰穎端愨，有著強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五歲問天之上為何物，八歲畫沙八卦，都是一個幼童開啟智慧的表現。

朱熹的父親朱松是洛學后學羅從彥的弟子，時任吏部員外郎。在父親的教導下，朱熹閱讀《孝經》《孟子》等儒家經典，稍知為己之學，略得一二要領。當他讀到《孟子》講“圣人與我同類者”，心中喜悅難以言表。

不過，這樣幸福的生活沒有一直持續。朱熹14歲時父親去世。遵父親遺命，朱熹從學胡憲、劉勉之、劉子翚三先生。他以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之力，加倍用力讀書。孔子年十五志于學，朱熹也是在十四五歲時立志向學。前面提到的“百事不及人”既是自謙，也是自警。

胡憲、劉勉之、劉子翚是朱松摯友，對朱熹的生活和學習關照有加。其中，朱熹師事胡憲時間最長，約20年；劉勉之待朱子如子侄，長女后來與朱熹結褵。

對朱熹影響最大的當數劉子翚。劉子翚為朱熹取字元晦，義為“木晦于根，春榮曄敷，人晦于身，神明內腴”，寓意于闇然之處潛修，充盈內在氣象。劉子翚不排佛道，與禪師羽士常有往來。朱熹受其影響，也逐漸對佛學有所留意。

朱熹年輕時讀書的興致極高，禪道、文章、楚辭、兵法、詩無所不學。有一天，他猛然悟到限于一人之身，只能有一個用心處，遂慢慢收攝身心，專意儒家典籍，銖累寸積，漸漸有所成就。

不過一開始，他也走過不少彎路，常常感到“四旁皆無津涯”。比如，讀《孟子》時，按照漢儒章句訓詁之法逐句理會，卻不懂文勢語脈相貫，因而義理不通透。

后來，他進一步總結出許多讀書的方法，以接引后學。經弟子輔廣輯錄，后由張洪、齊熙加以整理補充，終成《朱子讀書法》。《朱子讀書法》要點有六：循序漸進、熟讀精思、虛心涵泳、切己體察、著緊用力和居敬持志。

比如，“讀書之法，要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乎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于操存踐履之實，然后心靜理明，漸見意味”。也就是說，讀書要循序漸進，最終歸宿在實踐。這是讀書法，也是成德的工夫論。

關于讀書法的總結，前有韓愈、歐陽修，后有袁了凡、顧憲成、曾國藩，朱子讀書法始終影響學者最深。錢穆更是稱其“陳義深美”，余英時則贊其“親切有味”。

《朱子讀書法》以烹飪、用兵、稼穡和煎藥為喻講如何體會讀書的滋味，又如何進到從容優游境界。其中滋味美妙，是無法簡單言說的。讀書是人類的神圣權利。要想不放棄這種權利，還需有朱熹所說的“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之勇氣和精神。

由博返約 退而自得

在朱子看來，讀書雖要緊，但只是學者第二事。第一事是將圣賢經歷的道理在自己身上理會過、經歷過，進而與自身融為一體。正所謂，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后為得也。

有一次，朱熹讀《論語》“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后倦焉？”一句時反復思量，三四夜通宵達旦，聽到杜鵑鳥啼叫聲才知天明。此時的朱熹明白，自己離道學入門尚有一截距離。為此，他拜到李侗門下問學。

李侗，字愿中，人稱延平先生。李侗與朱松同門，師從羅從彥，是二程道南一脈楊時的再傳弟子。時人稱贊他“冰壺秋月，瑩澈無暇”。朱熹24歲初次拜見延平，相與問答，很多疑竇，并不能契會于心，但經過反復體會又有所得，以至于盡棄前學而專事延平。

31歲那年，朱熹徒步數百里往見延平，并在其寓所附近的西林院居住好幾個月，朝夕往來受教。延平對朱熹很器重，認為他“樂善好義”“穎悟絕人”“體認切至”。朱熹學習也極為認真，白天記下老師所講內容，夜間字字仔細思量。如果有疑問，第二天便再請教。

延平的啟思和助益，讓朱熹體會到了儒學的真味。朱熹后來回憶這段經歷時說，自己找到了心之所安處。雖然仍未真正做到“有諸己”，但確定不再有愿外之想，而只以圣賢之學為精神的家園。

“楊時—羅從彥—李侗”一脈特重主靜，講求于靜中體驗喜怒哀樂之情感未發動時直覺本體，即“道南指訣”。這是培養根本的功夫。

朱熹發現，人從出生到死亡，腦中的念頭往往沒有片刻停歇，沒有情感和心緒發動的時間稍縱即逝，難以把握。一旦抓住這樣的片刻，想要探究心緒未發的背后，則這一想法本身又構成一個新的念頭，成為已發。

乾道二年，朱熹對義理的體悟有了質的飛躍，俗稱“丙戌之悟”。他體會到未發為性、已發為心，故《中庸》說未發是大本，是宇宙天地生生化化的根源，也是人安身立命的主宰。

朱熹把自己的心得與當時的湖湘學派張栻分享討論并反復體察，驗之于身心和五經，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獨特看法。三年后，朱熹修正前說，提出“性為未發，情為已發，心統性情”，初步奠定思想學說的結構。這就是著名的“己丑之悟”。

四十不惑。“己丑之悟”是朱熹人生中的一個重要節點。以此為學問基石，朱熹在40歲至50歲之間，迎來了學術成果的大爆發。《論孟精義》《資治通鑒綱目》《八朝名臣言行錄》《西銘解義》《太極圖說解》《程氏外書》《伊洛淵源錄》《古今家禮記》《近思錄》《論孟集注或問》《詩集傳》《易學啟蒙》等，都是在這一時期完成的著作。由呂祖謙引薦，與陸象山兄弟在江西鵝湖寺論辯博與約、尊德性與道問學的“鵝湖之辯”，也發生在這一時期。

50歲以后，與朱熹并稱“東南三賢”的張栻、呂祖謙先后去世。朱熹開始以一己之力振道東南，講學和授徒規模不斷擴大，學問思辨日益邃密成熟。

特別值得說道的是，朱熹傾注十余年心血反復編撰校訂《近思錄》的一個目的，就是為了“窮鄉晚進有志于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后之者”能略窺周敦頤、張載和二程諸夫子的學問概要，得以入門。

禮樂教化 匡弼風俗

據專家考證，朱熹一生70年，奉祠時間長達22年7個月，外宦7年2個月，在朝侍講46天。朱熹為官時間雖短，但頗有建樹。

知南康軍時，他在廬山五老峰下臥龍庵紀念諸葛亮，并親自繪制其畫像，手書“洪毅忠壯，忘身憂國。鞠躬盡力，死而后已”于門楣之間，激勵自己禍福死生之變不入其心。

他減稅救荒、興修水利、設立社倉、彈劾劣吏，兢兢業業以至于衰病，受到百姓尊重和愛戴。他還依循古法建成“五夫社倉”，春夏青黃不接時尊重百姓意愿賑放、秋冬償清存放，并按收成好壞收息、減息或者免息。“五夫社倉”彌補了官倉的不足，保證災年糧食供給不短缺，后在各府州推廣。

朱熹每到一地，最注意教育和禮儀。他在知南康軍時，復修白鹿洞書院，為軍學講學；知潭州時，復修岳麓書院，重興師道、講學和士氣。

朱熹最在意禮儀。“禮樂，志之大者。”早在任福建同安縣主簿時，他便率鄉恢復鄉飲禮、釋奠禮和婚禮；知南康軍時，申請禮部修訂釋奠祈報冠婚喪祭之禮；在潭州，考釋奠禮并頒行；侍講寧宗時，除力陳《大學》誠意正心之旨，還特別奏請討論嫡孫承重之服，請明詔禮官稽考禮律，指定官吏男女方喪之禮。

禮經方面，朱熹撰有《古今家祭禮》和《儀禮經傳通解》。《儀禮經傳通解》一改北宋王安石尊《周禮》廢《儀禮》的做法，而以《儀禮》為經，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記載關于禮的部分附于其下，重置本末。

關于現存《朱子家禮》真偽，學界有一定的爭議。陳榮捷認為，朱子文集中有《家禮序》和《跋古今家祭禮》，說明《朱子家禮》和《古今家祭禮》不是同一本書。二書可能是朱子先后所作，有所改訂。

此外，朱子刊《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學習《五經》的階梯，指導天下士人修身治學，后成為國家科舉取士的基本典籍，影響我國古代主流思想文化長達六七百年。其中，《四書》和《朱子家禮》的影響還遠播至朝鮮半島、日本和越南等東亞、東南亞地區。

舉個例子，朱子所在的南宋之世，服制變遷，殊多淆亂，但宋服大體因襲隋唐，上領衫與靴子為胡服制式，因而《朱子家禮》中朱子考證深衣作為禮服。現今日韓等地的部分禮服，就受到朱子深衣的影響。通過正禮儀、美風俗、輔翊世教，朱子完成了追求生命的覺悟，并做到“自覺覺他”。

（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副研究員、宋明理學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