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年前一個冬日的午后，我應邀參加上海上藥信誼藥廠有限公司（簡稱上海信誼）的百年慶典活動，也正是在那一天，我被信誼的百年歷史觸動，萌生了創作一部以上海民族制藥企業為背景的文學作品的念頭。在后來的幾年里，這個念頭常常在我腦海中徘徊，創作的沖動也越來越強烈，以致常常為此坐立不安。

去年國慶前夜適逢在單位值班，徹夜未眠，這種沖動已讓我“忍無可忍”。于是，第二天交班后，帶著幾捆歷史資料，我獨自住到長興島朋友閑置的房子里，開始了小說創作。

無奈平日本職工作上的事情比較多，很難集中精力寫作。真正靜下心來，還是在今年上海疫情期間。整個小區靜悄悄，馬路上沒有匆匆而過的車輛，也沒有熙熙攘攘的人群，甚至連空中都沒了飛鳥的蹤影。這種清靜對于平常忙忙碌碌的我而言，不失為閱讀、靜思與創作的好機會。

《海上晨鐘》這部長篇小說是以上海信誼為背景的。創作前期，我用了四五年的時間，通過采訪、座談等方式全方位了解上海信誼的歷史，收集了大量相關的歷史資料。

認真閱讀這些史料，便身臨其境般走進它塵封的過去。上海信誼當年是遠東地區最大的制藥企業，職員多達千人。它于上世紀30、40年代在研發上的高投入、在引進人才上的不拘一格、在績效考評上的自成體系，至今仍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可以說，上海信誼百年發展的歷史，對于中國的民族工業和民族品牌而言，是一個標本級的個案。作為具有悠久歷史的民族制藥企業，它的成長歷程也是中國百年風雨和社會發展的一個縮影。

就是在這樣一個聞名中外的制藥企業里，當年曾活躍著多名地下黨員。特別是抗日戰爭開始到上海解放前夕，上海信誼的地下黨員，為新四軍購買運送藥品，為提籃橋監獄關押的“犯人”捐贈藥品，在國民黨軍隊撤退前開始護廠運動……

在《海上晨鐘》的創作過程中，我試圖借助類似電影平行蒙太奇的手法，將歷史與現實兩條情節線分別敘述，相互穿插表現，最后統一在這部長篇小說完整的情節結構中。上海信誼的歷史故事便是其中一條情節線，另一條情節線則圍繞“新誼”（以上海信誼為原型）的現實故事展開。事實上，現實故事也由兩條情節線構成，一條是鄭筱韻與張東國之間的愛情故事，另一條是圍繞“新誼”展開的改革故事。在這部小說中，鄭筱韻與張東國的愛情故事頗具戲劇性，并與歷史故事產生聯系，使得歷史與現實兩條情節線產生交叉。

國資國企改革是當下一個熱門而又敏感的話題。讀者可以從若隱若現的時間坐標中發現，小說故事發生的時間，正值有關方面提出以增強企業活力、提高效率為中心，提高國企核心競爭力，建立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的特殊年份。小說觸及了產業工人的主人翁地位、混合所有制改革、建立經理人制度等敏感話題，或許在許多學者看來，這些敏感話題都是重大的理論話題，但基于在國資委工作十幾年的經歷，我更愿意認為這些都是重大的現實問題。事實上，無論是中國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還是新時代“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的形成，其內在邏輯是一脈相承的，就是讓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這是共產黨人初心和使命的體現，更是國資國企改革的方向和目標。

文學作品畢竟不同于研究理論文章，在創作的醞釀階段，我竭力希望用曲折的故事情節來描述民族企業成長發展的故事，希望讀者能從中感受到并增強民族自信。由于創作水平所限，作品或許并不盡如人意，但希望通過這樣的嘗試，直面國資國企改革發展問題，并希望有更多作家深入到國資國企一線，創作更多佳作。

本書在創作過程中，得到包括上海信誼董事長潘德青同志在內的一大批信誼人的支持和幫助，他們不僅給我提供了大量珍貴的一手資料，還組織多場座談會，讓我真正感受到信誼和信誼人的精神。

感謝責任編輯向萍女士，對此書的創作給予認真熱心的指導幫助。感謝中國作協、上海作協、《人民文學》雜志社以及各位專家提出的寶貴意見和建議，為此書的修改提升和個人今后的創作指明了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