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葛亮的小說向來有奇詭的一脈，如《謎鴉》《不見》《龍舟》《告解書》《街童》等，尤其是收錄于短篇集《問米》中的作品，大多將人物置于非常規的境地，甚至在結尾處來上驚悚的一筆，讓讀者大跌眼鏡。葛亮表達過對推理、懸疑類小說的喜愛，但對他而言，“無論中西，便是異人異事，也見乎日?！?。也就是說，葛亮小說中的奇，總是包裹在人之常情的脈絡里，于平淡處起驚雷。

葛亮的寫法時常讓人想到張愛玲。張愛玲說，她的故事是“傳奇”，卻在“描寫現代人的機智與裝飾中去襯出人生的素樸的底子” 。這種“傳奇”與“素樸”的對照，也是葛亮的特點。如果說他的短篇有的過于著力于奇詭氛圍的渲染，那么在長篇小說中，這種對奇人異事的偏好得到了適度的克制。從《朱雀》《北鳶》到今年7月出版的最新之作《燕食記》，我們越來越看到葛亮在敘事上的成熟，他似乎找到了一種趁手的方式，將寫傳奇故事的沖動埋藏于對歷史、人性等恒常命題的拷問，小說越發達至圓融、純熟的境界。

《燕食記》表現了上世紀20年代以來廣州、香港一帶的風云變幻，其中可見陳炯明執政廣東的興衰、美國股災引發的世界性經濟危機、“一?二八”事變與十九路軍募集義款、廣州淪陷與當地的抗日活動、香港的“六七運動”、大陸開放和設置經濟特區，等等，幾乎是一部小型的20世紀嶺南史。但如此磅礴的歷史畫卷，卻從廣東茶樓名點蓮蓉包說起，將描寫重心放置于“燕食”（中餐和晚餐），正如中國俗語所言，“民以食為天”，在飲食里含藏著國人做人應世的智慧和用心，小與大的對照結合，滌蕩出無限意趣與遐想。

如小說前半部以榮貽生的故事為線索，無論是般若庵連帶出的民初廣州“開師姑廳”的風流韻事，還是太史第自晚清以來的堂皇富麗、名流輩出，都十足傳奇乃至獵奇色彩，流瀉著近乎史詩般的氣度。但葛亮卻將史詩氣度隱藏在最細微的吃食里，如寫“般若素筵”，慧生三天夜里埋首廚房的神秘、一道道菜呈上筵席的從容，與眾人的品鑒欣賞、酣暢淋漓，小說不惜拿出最夸張、濃烈的詞語，去描述食物帶給人的驚喜與愉悅，于細微處寫出大乾坤。這是葛亮的“舉輕若重”。

二

《燕食記》的另一方面，是“舉重若輕”。與小說對飲食的描寫——這是葛亮寫得最沉浸、精彩之處——相對照，那些在正史中被濃墨重彩加以書寫的事件，反而僅以只鱗片爪的方式在故事里閃現，甚至被有意淡化。如抗戰實際上構成了小說上闕重要的背景，但葛亮一直對其蜻蜓點水，表現得含蓄隱晦，第九章“烽火曉煙”終于直面戰場，卻描寫得如此局促短暫，無形中加快了故事節奏。

事實上，葛亮對《燕食記》采用了一種于歷史之縫隙間窺探的寫法。一方面，他引入了一個顯在的敘述者毛果，這是從《七聲》開始經常出現在葛亮小說中的人物，與作者本人的身世高度重合，故而模糊了虛實界線，造成了一種撲面而來的真實感。一方面，小說又納入了多個敘事聲音，有時是從故紙堆中找來的陳年報紙，對故事的背景做了補充，有時是一個不知哪里來的敘述者，他既沉潛至人物的內心，說出其所思所想，又時而面對讀者（尤其是不熟悉廣東民俗與歷史的讀者）做出解釋。在這些敘述聲音之間并非沒有沖突，它們甚至形成了一些明顯的裂隙，而正是在歷史的晦暗處，小說閃現著虛構的鋒芒。

就此而言，葛亮所寫的，都是那些隱藏在歷史褶皺里的小人物。比如關于廣東三點會，他不寫英勇就義的領袖劉芝草（小說中的老披），而寫連真實姓名都未留下的葉七，他不寫葉七參加起義的壯烈時刻，而寫其起義失敗后的英雄末路。這都顯示了作者的獨到視角。老披和起義，構成了葉七等人反復言說、回味的光榮過往，在此小說流露了明顯的追懷意味，由此投射了一種新歷史主義的史觀：那個本質而唯一的“真相”已然逝去，如今我們只能以碎片化的、小寫的方式觸摸歷史。老披的缺席，故而是癥候性的，它實際上對應了葛亮的寫作姿態及其面對歷史的態度。葛亮曾在《小山河》中引用新歷史主義的代表人物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的話：“文學與歷史的本質關系，即文學在對歷史加以闡釋的時候，并不要求去恢復歷史的原貌，而是解釋歷史‘應該’和‘怎樣’，揭示歷史中最隱秘的矛盾?！?對葛亮來說，寫作的魅力，或許正在于歷史的縫隙間詢喚出的蓬勃力量，它不指向確定的價值和意義，而恰顯映于話語的多元碰撞。

這種對待歷史影影綽綽、欲說還休的方式，也造成了一些故事支線的隱晦。如九太太清湘為何而死，頌瑛和向錫允之間有著怎樣的過往、又如何決定私奔，司徒云重等的人是誰，等等。有的問題直至終篇都沒有答案，人物的命運也是半隱半顯的。福斯特在討論小說的經典篇目《小說面面觀》中曾說過，“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永遠做不到相互了解，既不能洞察秋毫，也無法肝膽相照，只能從外表上彼此較為了解”，“然而，小說中的人物，只要作家愿意，完全可以為讀者所了解。他們的內在生活和外在生活都可裸露無遺” 。葛亮恰恰顛覆了對小說人物的經典闡釋，他從日常生活的角度看人，故而其筆下的人物（尤其次要人物）面目不一定十分清晰，但這正是現實的處境：我們本不可能看清所有人的過往和命運。

三

從另一方面看，《燕食記》又是十足古典的。對于葛亮，批評界一直有“新古典主義”的評價。私以為，葛亮的“古典”，除了敘述語言和意象——如近乎明清小品的短句和“朱雀”“燕食”等核心語匯的使用，更體現于人物所珍視的品質。

在某種程度上，《燕食記》中的大廚榮貽生、陳五舉甚至戴明義（榮貽生和戴明義都在五舉身上看到自己的身影），都屬于同一類人物。他們忠誠、質樸、沉穩、執著，如大地一般在沉默中蘊含著堅毅的力量。這樣的品質是古典的，甚至鄉土的，如戴明義對五舉的評價：“他聰明有悟性，對人際，卻是有些鈍。聰明不同于精明。上海的精明人很多，但那是人生的皮毛，是不扎實的。” 女主人公如鳳行、露露等，則又果敢、熱烈、有魄力，既不乏女性的柔軟，又有打破世俗常規的主見和勇氣。

和他們形成對比的是五舉的師兄謝醒，以及太史第里嫉妒慧生的來嬸。前者追求實利，更世俗，是現實中更容易獲得成功的一類人，在小說中卻成為異化的都市生活影響下被否定的代表；后者刻薄、勢利乃至陰險，故而廚藝不如善良寬厚的慧生，其私生活也陷于一片混亂。葛亮以一種近乎“惡有惡報，善有善報”的淳樸倫理，在藝與德之間建構了一種對應關系。高超的廚藝背后，作為根底的是人的德行品性，與其說大廚的養成在于一招一式的手法和技藝，不如說是一種人性的磨礪。這也正是葉七告訴榮貽生、榮貽生又告訴其弟子五舉的炒蓮蓉最重要的一步——熬。“深鍋滾煮，低糖慢火。這再硬皮的湘蓮子，火候到了，時辰到了，自然熬它一個稔軟沒脾氣。” 熬，是千帆過盡后歲月的沉淀，是時移勢遷后亙古不變的人性，在這些人與事上，寄托了作者葛亮美好的想象和期許。

綜觀葛亮的小說，我們一再看到類似人物的不斷登場，如在榮貽生等身上，似乎有《北鳶》中盧文笙的影子，在鳳行、露露背后，又站著《朱雀》中的葉毓芝、程憶楚、程囡等人。從這個角度看，葛亮小說中的主要人物內里似乎是靜止的，任時代風云流轉，他們都堅守著自己的本分。小說的重心，即在于歷史的變幻給予人性的殘酷考驗。

也正因此，《燕食記》不由得流露了一種“傷逝”的敘事情調。小說上闕更明亮飽滿，人物和故事都籠罩在一種傳奇的光暈里，熠熠生輝；到了下闕，無論是人物命運的轉折（如向錫堃的瘋癲潦倒，榮貽生的慘遭背叛、手藝后繼無人，五舉遭受的家庭變故等），還是小說氛圍的烘托，都更趨于低沉黯淡，仿佛黃金時代已逝，留下來的無論多么豐厚，都只是殘垣斷壁。事實上，葛亮熱衷于寫民國，如在《北鳶》中津津樂道于外祖父輩的前半生，而將故事戛然而止于20世紀中葉。在這個意義上，葛亮的寫作總是保持著“回望”的姿態，他一次次回到祖父輩們生長的時代，想要從那里獲取人生的力量與精神資源，但在大寫的“歷史”已永遠失去的當下，事情的真面目如此晦暗不明，于是只能在歷史的縫隙間，安放下一個個如榮貽生、陳五舉般的人物，聊作寄托和慰藉。就此而言，葛亮的寫作一直在尋找一個逝去的舊時光，其中承載了夢與理想。

（本文系中國作家協會“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作品聯展”特約評論）

作者簡介：鄧瑗，文學博士，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世界華文文學論壇》編輯。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近現代文學、文化。已出版1部專著，在《文學評論》《文藝爭鳴》《小說評論》等海內外期刊發表論文3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