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20世紀上半葉中國學術思想史上的中心人物，以及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胡適堪稱縱橫教學兩界的超級文化偶像。不過，他還是翻譯外國小說的先鋒、改良翻譯文學的健將，這一重身份，由于其文學翻譯被長期忽視，遠沒有他的《文學改良芻議》等理論文章反響大，以至于遭到了人們的忽視。故此，請允許筆者鉤沉故紙，發微抉隱一番，帶大家了解胡適和他的翻譯小說。

早期翻譯：創造新文學、啟蒙教化民眾

1910年盛夏，炎炎酷暑中，十九歲的少年胡適，在上海登上輪船，青衫磊落，負篋西行，向著遠在大洋彼岸的美國乘風破浪而進。這一去，令他眼界大開，一位未來的中國新文化運動掣旗馳騁的大將，由茲誕生。他和同儕們引來滾滾域外春潮，為中國新文學在新世紀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探索借鑒作用。

1917年，胡適學成歸國。此際的中國，皇朝已去，共和初立。社會新舊交纏，方死方生。已是滿腹新思想，要求新變局的胡適，理所當然地站在革舊鼎新的前沿，出力鼓與呼。為了反對舊文學，使新文學現代化，他在《吾國歷史上的文學革命》中，將小說捧至一流文學之列，認為小說亦能登大雅之堂，尤其是短篇小說——“至于近百年新創的‘短篇小說’，真如芥子里面藏著大千世界；真如百煉的精金，曲折委婉，無所不可；真可說是開千古未有的創局，掘百世不竭的寶藏”。雖則如此，他自己卻無力創作小說，難于做出示范。為了實現“今日欲為祖國造新文學，宜從輸入歐西名著入手，使國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觀摩，然后乃有自己創造之新文學可言也”的目的，必須要“介紹幾篇名著給后來的新文人作參考的資料”。而當務之急就是“趕緊多多的翻譯西洋的文學名著做我們的模范”。

圍繞上述言論形成的“西方小說的譯介是文學革命的一個重要手段”的觀點，其實早在胡適留美時已初露端倪。在1912年，他即著手開始翻譯外國名家作品，從中吸收異域營養，務求能以西洋的文學方法改造中國文學。此前，他雖已譯過三篇小說，但其中的《暴堪海艦之沉沒》（1906）和《生死之交》（1908），確切而言還不能算是真正的小說，只能看作介于札記與故事之間的“準小說”。而譯《國殤》（1909）時，彼方十八歲，仍在中國公學。譯此篇之目的，顯然在于受嚴復、梁啟超等人影響，以“救國圖存”為期盼，心中尚不存新文學革命之思。歸國后，“以小說開文學革命新途”之理念方始成熟。

胡適翻譯西洋短篇小說是其建立新文學學術思想的實踐，因此他為自己定了一個原則：“只譯名家著作，不譯第二流以下的著作”。故而由后世觀之，胡適挑選名家名著的眼光還是頗高的。1912年9月26日，當他鋪紙汲墨，開始翻譯真正的小說時，這起手第一篇，便是名震中西，迄今猶膾炙人口的短篇小說杰作《最后一課》。

方1912年之際，正當民國肇建，亂象洶涌、百弊叢生。胡適痛感國家境況，喪權失地、民不聊生，與都德筆下戰敗的法國幾無二致，遂慨然援筆，數日之間，譯畢華章。通觀全文，滿腔愛國熱忱躍然紙上，與都德彼時心境若相符合，可謂文情交融，神追先賢。

《最后一課》初以《割地》之名發表，用這樣的譯名，所要表達的鮮明的時代印記和強烈的情感信息一目了然。國土淪喪、國亡旦夕的焦慮，在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的心中激起了巨大的屈辱與悲憤感。精心選擇這樣的小說主題，不啻回應了當時中國社會的最大呼聲。同時，作為都德作品漢譯引進中國的第一篇，胡適以簡潔樸素的譯筆，將一段至悲至慘事娓娓道來，盡管略有細節的刪改，但那以天真孩童的口吻所傳遞出的深摯傷痛，深深打動了幾代中國讀者，并在本土語境中成為中國人愛國情感激發和表達的媒介。

胡適此后所翻譯的都德的《柏林之圍》、吉卜林的《百愁門》、莫泊桑的《二漁夫》，筆下情感莫不與《最后一課》相類。在這里，翻譯價值的選擇，都是與愛國情愫的表達及啟蒙教化民眾的理念緊密連接的。

在那文化斷裂的時代，胡適的翻譯小說，又與其決絕于舊文化的姿態一脈相承，這種內在脈絡從《決斗》中可窺見其深潛之姿。《決斗》譯于1916年2月，是《新青年》刊登的第一篇白話文，全篇寫一件極野蠻的風俗，但通過慈母語氣述出，柔中帶悲，力透紙背，令到情節上頗能震撼人心。“孤兒寡母”的相似人生，令早年喪父的胡適產生了情感上的共鳴，十分符合“譯書須擇其與國人心理接近者先譯之”的翻譯原則。而“決斗”這一不屈服、不妥協的昂揚姿態，別離了舊文人萎靡的人格與情感，對于彼時立志要挑戰封建文化的新派知識分子而言，是個性意識覺醒的象征，理所當然地深入到他們內心深處，并順應此一思想脈絡，外化為具體的抗爭行為。

中期翻譯：推廣新語言

胡適翻譯的小說，不單有教化啟蒙之功，對于中國的語言改革，也有著重大貢獻。某年，美國《展望雜志》推選全世界“百名聞人”，胡適當選其一,當選的理由是：替中國發明了一種新語言。

是呵，新語言！

從文學發展角度來看，當時世界正進入現代階段，老的語言工具已不能充分表達現代人的思想和觀念，需要尋找新的語言工具。胡適在尋找新語言工具的過程中，注意到了短篇小說——“是用最經濟的文學手段，描寫事實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滿意的文章。”借小說以開啟民智、喚醒人們自強救國意識，這是胡適翻譯小說的初衷。但粗通文墨者對于文言文較難理解，訴諸大眾的目的靠文言文無法實現。因此必須演成白話文，憑借明白曉暢的文字，迅速地直達人心。這便是“新語言”的威力所在。

這體現在翻譯手法上，就是直譯的主張。此前魯迅與周作人所譯的《域外小說集》，雖為“直譯”小說之始，但因用文言文而顯得古奧艱澀，讀者頗難理解。而胡適深信“用古文譯書，必失原文的好處”，故而嘗試使用白話或者白話式文言。精粹的口語化表達，使他成為白話翻譯外國文學的模范。

因此，當1916年底胡適翻譯莫泊桑的《梅呂哀》之際，還是通篇文言文，承啟工整、文辭端正。可到了數月后同樣是翻譯莫泊桑的《二漁夫》時，譯文已丕變為平順清晰的白話文，不再聱牙詰屈，而是直截了當地表達出西方小說名家的本意。他曾言道：“譯作當然以明白為妙，我譯了短篇小說，總得先給我的太太讀，和我的孩子們讀，他們倘能明白，那就不怕人家不明白咧。”由此可見，胡適對于新語言，著重強調的是要一種“明明白白”的表達方式。外國小說敘述的是別國的事件，傳達的是別國人的情感，不僅有文化鴻溝問題，里面還存在著如何異質趨同的交流問題。倘若翻譯文字不夠大眾化、生活化，以普羅大眾的文化程度，怎能達到“明白”的層次呢？絕沒有叫人讀不懂、看不下去的文學書，而能收到教育與宣傳的功效！所以胡適終身都堅持文學作品的翻譯，應該努力做到敘述通順流暢、意義清晰明了。新語言也正是“新”在此處。

“話須通俗方傳遠。”細讀深諳此道的胡適譯文，可看出這是經過了加工淬煉的民間語言，生動活潑、細膩傳神。譬如在描寫人物的動作神態上，《二漁夫》中的兩位朋友，從河岸邊到偷越敵軍防線的一連串動作，動詞使用準確、形象；他們面對敵軍軍官以及死亡威脅時的神情，則刻畫得生動感人、意態靈活，將人物形象襯托得躍然欲出。這樣的用字用詞，都是文言文所難達到的。

再如《一件美術品》這篇小說，偏重于心理描寫，各階層各種職業的人們，雖然內心都對裸女藝術品十分喜愛，但出于封建守舊的道德觀念，只能欲愛還休。這時他們的心理活動被胡適以一連串縝密、委婉的白話詞句曲折地表現出來，所思所想自然流淌，毫不做作，可見胡適當時的白話水準已到達較高程度。

胡適借由翻譯小說，著著實實地干了一番推廣新語言的事業。他全力以赴地使用活的通俗語言去代替“半死”的文言，使之成為普遍的教學工具和文學媒介，對于文學革命的整體推動以及白話文運動，都產生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中國的文學也從那時起開始了現代性的轉變，在白話翻譯的促進下，語言得到了變革，文學性也發生了質的轉變。

胡適的小說翻譯活動，以1919年為界。1919年翻譯的五篇小說，堪稱承前啟后的轉折點，其中有莫泊桑的《殺父母的兒子》、北歐現代戲劇開拓者斯特林堡的《愛情與面包》、高爾基的《他的情人》等名著，是胡適翻譯實踐成果不凡的階段。如果說此前他的目的是啟蒙開通民智和創造新的活文學，那么到了1922年至1933年，則進入了回歸文學、改變翻譯策略的平穩階段。

此時，胡適已逐漸建立起了完備的翻譯理論，并以其指導自我的翻譯活動。文本的主題也從早期倡導愛國主義逐漸放寬到描寫普通人的愛情與生活，更進一步注入了引導讀者向好向善、再塑國民靈魂的人文情懷。相應地，翻譯策略與手段也起了較大變化。最突出的兩點，是譯法改為盡量直譯，同時翻譯語言上也更加嚴謹。

理論上講，胡適一直都是主張直譯，但從其早期翻譯的小說來看，又是以“達意”居多。“我譯小說，只希望能達意。直譯可達，便用直譯；直譯不易懂，便婉轉曲折以求達意。”這種理論與實踐的脫節，反映了他在翻譯策略選擇方面的務實精神。20世紀前后，很多翻譯并非嚴格意義上的直譯或意譯，而是摘譯、編譯甚至是改譯。胡適早年的翻譯亦刪節頗多，如《割地》中與情節關聯較小的景物描寫和人物語言均被刪去。這種包括間接翻譯、直意譯結合、轉譯、譯文前后添加介紹評注等手段在內的翻譯策略，無不體現了他的良苦用心。試舉一例，其所譯歐·亨利小說《戒酒》，采用的就是直意譯結合的方式，并不完全恪守原文。他認為“有時原文的語句本不關重要，而譯了反更費解”的，就“刪去不譯”。《戒酒》開篇的美國土話，原文有一百多字，為了避免引起讀者的“費解”，胡適毫不猶豫地將原文濃縮成一句話：“巴伯·白璧德戒了酒了。”如此一來，便為不熟悉歐·享利風格的中國讀者掃清了障礙。雖然人為地消解了原著的時代語言特色，但對接受方的順利閱讀是有益處的。

可是到了后期，這種以“達意”為主的譯法，漸變成了盡可能忠實地從原文直譯。胡適曾言“發愿直接翻譯英國和美國的短篇小說。”而翻譯目的也發生了變化，從教育讀者逐漸轉向推介優秀的外國小說，因此，原文的內容和形式必須盡可能地保留。《米格兒》與《撲克坦趕出的人》，就是他翻譯觀與翻譯策略改變的具體體現。

此二篇系胡適最鐘愛的美國作家哈特的小說，皆是勸善之作，小說主人公“都各自努力做人，努力向上”。盡管“近年直譯之風稍開,我們多少總受一點影響，故不知不覺地走上謹嚴的路上來了”，但胡適的譯作依然語言流暢，沒有明顯的“歐化”，這是他一以貫之的語言觀。兩篇小說無論是原文體裁、作品主旨，還是立意布局、創作手法等，都相當優秀，且行文嚴謹，更注重小說作為一種文學體裁所具有的文學特征，可說是正式回歸到了文學本身。

總的說來，胡適翻譯的外國小說，涉題寬廣、內蘊多樣，它們的表現形式、寫作方法和積極健康的內容，都給中國文壇帶來一股清新之風，對促進中國文學的現代轉型和發展功不可沒。縱覽這些譯作的時間線，可以發現胡適選擇小說的標準一直在變化，從一開始以啟蒙教化民眾為主，到中期以《一封未寄的信》《他的情人》等篇章注重內心情感的抒發，再到后期以《洛斯奇爾的提琴》《苦惱》《樓梯上》以及哈特作品等回歸小說的文學性本身，這樣的變化是與胡適自身的境遇變動緊密相連的。但無論小說主題如何改變，通過所翻譯小說的形式、結構和手法，從中引介新穎獨特的敘事視角與寫作技巧，是胡適永恒不變的目標。他筆下譯介的名家，從都德、莫泊桑、吉卜林到契訶夫、高爾基、歐·亨利等，均是百代不朽的文豪。彼等佳作經胡適翻譯者，總計21篇，文學養分充足。可以說，我國新文學最初一代的作家，大多數都曾經從中吸收過營養。

而今，百年風雨俱化紙上年輪，但胡適翻譯小說的重要地位與價值，不應隨著歲月的流逝而減弱。他對短篇小說的翻譯實踐，實可定為新文學運動的重要坐標。后人不能苛求先驅者全面，但一定要贊賞先驅者的文化自覺與大膽嘗試。盡管胡適生前死后褒貶不一，盡管他的各方面嘗試都有“點到為止”“淺嘗而已”的遺憾，但所有的這些嘗試，都值得后人心懷欽贊去研讀。因為它的創造者，是20世紀中國文學界永遠矗立的豐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