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靈飛經(jīng)》四十三行墨跡本第一開

楷書自漢魏之際形成以后，逐漸成為人們?nèi)粘鴮懼凶顬橹匾淖煮w，而小楷則在日常的書寫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比如科舉考試的試卷、臣僚寫給皇帝的奏章，都需要用工整的小楷來寫。千百年來，寫一手工整、漂亮的小楷是每個讀書人的基本功之一。從這個角度來看，一件小楷作品能夠成為歷史上的經(jīng)典之作，其難度可想而知。其中，有一件相傳為唐代鐘紹京所書的小楷《靈飛經(jīng)》廣受贊譽，被譽為“銘心絕品”。小楷《靈飛經(jīng)》的版本有四個，分別是僅存四十三行的墨跡本，以及三種刻本——渤海本、滋蕙堂本和望云樓本。至于此卷小楷的作者，也是有鐘紹京和寫經(jīng)生兩種說法。

《靈飛經(jīng)》的墨跡本與刻本

這件小楷《靈飛經(jīng)》所寫內(nèi)容為道教的經(jīng)典，最初為《上清瓊宮靈飛六甲左右上符》和《上清瓊宮靈飛六甲箓》的合抄本，流傳至明代中后期時，僅剩四十三行，即《靈飛經(jīng)四十三行本》，或簡稱《四十三行本》。

明末清初，顧復在《平生壯觀》中記錄，這卷墨跡本的《靈飛經(jīng)》為玉真公主請人代寫后呈送唐玄宗李隆基，后經(jīng)宋代宣和內(nèi)府收藏、有宋徽宗的題簽和宣和內(nèi)府收藏印，再經(jīng)元代袁桷、倪瓚、王廓等人鑒賞，至明代楊士奇、董其昌等人題跋，可謂是一件流傳有緒的佳作。現(xiàn)存的四十三行墨跡本是中間的一段，顧復所提到的這些題簽、收藏印和元明兩代人的題跋均已不見。

清代乾隆年間的錢泳，在他的《履園叢話》中詳細描寫了這件《靈飛經(jīng)》為何只剩四十三行的原因。原來是董其昌曾將此卷《靈飛經(jīng)》與陳之伸抵押借貸，后索還的時候，陳之伸將《靈飛經(jīng)》悄悄割下四十三行，而董其昌并未覺察。后來陳之伸再向董其昌問到《靈飛經(jīng)》時，歸還董其昌的部分已經(jīng)被董氏售與他人。

此后，這卷四十三行本《靈飛經(jīng)》傳到翁同龢之手，累數(shù)世之后，被其子孫翁萬戈捐贈給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

刻本是指將墨跡刻于石碑、棗木板等材質(zhì)上，通過傳拓的方式制作的碑帖，在影印技術(shù)發(fā)明之前，傳拓是經(jīng)典書法墨跡能夠被大量復制和廣為流傳的主要技術(shù)。《靈飛經(jīng)》的墨跡在明代中后期即被刻成，影響較大的主要有三種：渤海本、滋蕙堂本和望云本。

渤海本，出自《渤海藏真帖》，刻于崇禎三年（1630），由浙江海寧陳之伸編次、蘇州章鏞摹勒。清末楊守敬《學書邇言》稱：“其中《靈飛經(jīng)》一冊，最為精勁，為世所重。”滋蕙堂本，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由嘉祥曾恒德所刻，為渤海本之翻刻本。望云樓本以四十三行墨跡本刻石，由清人謝恭銘審定，陳如岡摹勒。據(jù)錢泳所記，四十三行墨跡本被吳余山收藏，謝恭銘借去刻石。

小楷《靈飛經(jīng)》的作者

關(guān)于小楷《靈飛經(jīng)》的作者，歷來就存有爭議，有鐘紹京和唐寫經(jīng)生所作兩種說法。

鐘紹京（659—746），字可大，在武則天時代即因擅長書法而入直內(nèi)閣，后因協(xié)助時為臨淄王的唐玄宗李隆基平復“韋氏之亂”而被重用，官至中書令，封越國公。鐘紹京因擅長書法而名噪一時，并且收藏了大量的古代書法經(jīng)典。唐代張懷瓘《書估》記述道：“近日鐘尚書紹京，亦為好事，不惜大費，破產(chǎn)求書。計用數(shù)百萬貫錢，惟市得右軍行書五紙，不能至真書一字。”可見，鐘紹京擅長書法且收藏古代法書所費不菲。

元代書法家袁桷被認為是最早認定《靈飛經(jīng)》作者為鐘紹京的人，他在《清容居士集》中寫道：

《靈飛六甲經(jīng)》一卷，唐開元間書。當時名能書者莫若李泰和徐季海，然皆變習行體。獨鐘紹京守鐘王舊法。余嘗見《愛州刺史碑黃庭經(jīng)》，無毫發(fā)違越，至開元間從貶所入朝，一時字畫皆出其手，此卷沉著遒正，知非經(jīng)生輩可到，審定為紹京無疑。

繼袁桷之后，董其昌也將其作者判定為鐘紹京。啟功先生判斷非鐘紹京所書的依據(jù)，主要是根據(jù)書法的藝術(shù)風格。從書法的藝術(shù)風格來看，此卷《靈飛經(jīng)》與敦煌所出的大量寫經(jīng)體非常相像，與文人士大夫的楷書作品的藝術(shù)風格有著不小的差異。

顧復《平生壯觀》和董其昌題跋中均提到，他們所見到的全本《靈飛經(jīng)》墨跡，有宣和、政和小璽與宋徽宗趙佶題簽。從流傳下來的諸多宋徽宗趙佶的題簽來看，一般都會寫明作者和作品，如現(xiàn)藏于故宮博物院的李白《上陽臺帖》，即有宋徽宗趙佶題簽“唐李太白上陽臺帖”；展子虔《游春圖》上也有宋徽宗趙佶所題“展子虔游春圖”。

顧復查閱了《宣和書譜》，既不見這卷《靈飛經(jīng)》的蹤跡，也不見收錄鐘紹京的大名，因而提出，為什么此卷會獲得宋徽宗趙佶的題簽呢？對于這樣的疑問，顧復記載了當時收藏者的回答，說此卷經(jīng)的內(nèi)容必然受到皇帝本人的青睞，不會讓它與作為玩物的《宣和書譜》所收錄的那些書法作品混在一起。顧復對這樣的回答顯然是不滿意的，但他依然沒有肯定地質(zhì)疑此卷作者并非鐘紹京。想來原因有二，一是鐘紹京傳世書法很少，顧復沒有見過鐘紹京其他的書作，無法對比分析，其依據(jù)必然是徽宗的題簽；二是從書風風格判斷，此卷確為唐人所書無疑，其時尚無多少寫經(jīng)體出土，沒有參照，顧復無法得出結(jié)論。

由此進一步推測，元代的袁桷、明代的董其昌得出此卷為鐘紹京所書的結(jié)論，必然也同樣是因為見到徽宗題簽的緣故。而董其昌之后，流傳的四十三行本，正如我們?nèi)缃袼姷降模呀?jīng)失去了徽宗的標題。清代書法家王澍認為其并非鐘紹京所書，原因有四：一是，這卷《靈飛經(jīng)》在宋元以來并不著名，直到明萬歷年間才名于一時；二是，經(jīng)上的落款為“大洞三景弟子玉真長公主”，鐘紹京沒有此號；三是，王澍自己曾得到一卷唐經(jīng)生書《三彌底部論》，其字形、筆法與《靈飛經(jīng)》毫發(fā)不差，但顯然并非鐘紹京所書；四是鐘紹京人品不高。

前文提到，啟功認為這卷《靈飛經(jīng)》顯然是寫經(jīng)體，系寫經(jīng)生所書。小楷《靈飛經(jīng)》縱然為寫經(jīng)生所作，作者也不是一般的寫經(jīng)生。寫經(jīng)生是指那些專門替人抄寫經(jīng)卷賺取薪資的人員，他們一般是寺僧、經(jīng)生、朝廷書吏。此卷既然為玉真公主所請之人寫成，其人是朝廷書吏的可能性比較大。啟功說：“《靈飛》本身的書法，在唐人寫經(jīng)中允推精品，試用敦煌所出那么多唐人的寫經(jīng)來比，夠得上《靈飛》那么精美的，也并不多。”

綜上所述，盡管對小楷《靈飛經(jīng)》的作者尚有爭議，但它是一件流傳有緒的小楷佳作，憑借其不同的版本在晚明和清代產(chǎn)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作者：王洪義，系吉林省教育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