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在2021年爆冷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毫不妥協并充滿同理心地深入探索著殖民主義的影響，關切著那些夾雜在文化和地緣裂隙間難民的命運”的頒獎詞，也許會使人們下意識地為其作品貼上“后殖民主義”的標簽。而在了解古爾納的經歷，閱讀古爾納的作品之后，讀者大概率才會恍然大悟，頒獎詞中“裂隙”這一字眼，興許才是通往其作品的一把密匙。

在自傳性隨筆《寫作與地點》（Writing and Place）中，古爾納曾提到“當我開始寫作的時候，我寫的是那種失去的生活，那個失去的地方和我對它的記憶”。書寫記憶似乎是縈繞著移民作家的一個重要話題，而古爾納圍繞記憶展開的寫作，聚焦在了個體的復雜狀態上：通過文字將這種復雜抽絲剝繭，撥開記憶中分岔小徑的藤蔓，進而尋找難民、移民者的心安之處。然而，亦如拉什迪所言，記憶提供的是一面“破碎的鏡子”或“回想的碎片”，并不是按照理性的邏輯就能輕易厘清的，其中還暗藏著被碎片割傷的痛苦。而在古爾納的小說《贊美沉默》中，這種痛苦或許是從記憶創傷中逃離的掙扎，亦或許是個人記憶與官方歷史敘事的錯位。

在小說開篇，敘述聲音由問診時“我”單一的沉默，逐漸轉向講述“帝國故事”與沉默的混亂交錯。借主人公思緒引出的一句，“所有的開頭似乎都經過了算計，而且一眼看透”，使人不免懷疑古爾納在一開始就埋下了記憶謎團。而區別于石黑一雄作品中有意回避和遮遮掩掩的不可靠敘述，古爾納從主人公“言說與沉默”的裂隙中，將糾纏的思緒展開，從中掘出真實的記憶，逐步展開對主人公積久成疾的心病的診斷。

《贊美沉默》中的主人公經歷政權更替的暴亂后，離開了非洲故土，在英國與愛人相遇，努力融入英國的都市生活，與愛人的父母多次見面，在愛人誕下女兒后，組成了相對完整的家庭。然而，對于非洲的親人來說，主人公在英國的愛人與女兒一直是個隱秘的存在，直到其父母為其在家鄉安排了一次相親后，主人公才不得已重新回到故土。在家鄉的這段時間里，主人公卻感受到家鄉的“不可歸”，最終才向父母交代在英國的生活，然后倉皇逃回英國。

對主人公而言，從非洲故土到英國的兩次旅途似乎都是“逃離”，而在古爾納筆下，這種不斷逃離的根源，也許正是主人公個體沉重而真實的記憶。無論是最初非洲故土政權更替的暴亂局勢，還是返鄉后新政府企圖在廢墟般的故土上虛構可以得到救贖的假象，這些親身經歷與親眼目睹的場景都將主人公壓得喘不過氣，讓他背負著沉重的記憶逃至英國。而剛到英國的主人公似乎能從中看到一絲希望：試圖通過言說沉重記憶，來消解真實的苦痛。然而，講述故事是需要建立在講述與傾聽關系基礎上的。為了維持這層關系，“我”不斷調整著內容，“開始壓抑一些事，篡改另一些事。”在面對威洛比先生與夫人時，甚至開始迎合聽者，講述帝國故事。而過去的真實記憶，在講述中也就逐漸失落成了“沉默的真相”。

自此，言說與沉默，古爾納將此二者的落差演繹為了“我”身上的裂隙。異族身份的“我”，用言語堆砌起來的一個個虛假故事，并非是從自己成長的土地上生發出來的。而伴隨著虛構成分的增加，“講述”就愈加遠離了主人公在家鄉的真實。當這種真實與虛假的撕扯無以復加之時，“我的聲音聽起來會非常奇怪，仿佛我在使用一種無法理解的語言在講話。我感覺若有所失，不僅言語不清，而且羞于開口”，甚至“我”的舌頭僵化變色，“我”的腦袋也因憤懣而嗡嗡作響。這種生理上的“失語”，也許是虛構故事與真實記憶間產生巨大落差時的“副作用”，或許也可能是個體，“擺脫了歷史慣性的束縛后只會無所適從”的征候。

言說與沉默，無法削弱苦痛半分：真實陷入沉默，故事反復被言說。殖民強權者片面刻板的歷史敘事，滲透進強烈的權力話語，并且在無意識中將個體的真實記憶壓縮、塑形。但古爾納輕撫這一段個體沉重記憶的復雜棱角，“我們有必要努力保存這段記憶，寫下那里發生的一切，找回人們賴以生存并借此認知自我的那些時刻和故事。”在對個體復雜含混記憶的書寫中，古爾納試圖扶持“封閉在歷史的貧民窟”中的人們走出無力與偏狹，得到與個體真實苦難記憶對話的機會，望見自我寬恕的可能。

古爾納自身流散經歷所形成的視角，與主人公重返故鄉后的視角，交織融合在一起，于是個體記憶與現實的互動逐漸顯現。歸鄉的“我”似乎在“開展考古項目”，過往的記憶從我與母親的對話縫隙中緩緩流出。而故土的新政府正在編織故事，翻新歷史，遮蔽泛濫在人們記憶中的苦痛，將“我們經歷的牽強混亂推到看不見的地方”。新政權的電臺中充滿了聲音與狂熱，里面卻空無一物。家人的記憶中充斥著無奈與苦痛，卻只能無言沉默。而“我”在沉默中細數著故鄉歷歷在目的苦難，清算著官員們的虛偽言行。此時的沉默既是對政府官員言語的抵制與否定，也是對故鄉的失望之愛。

在一次采訪中，古爾納認為“失望之愛”也是對自我的失望，“既是對受挫現實的感受，也是欲望的落空。”如果說對受挫現實的感受，一邊是融不進去的異鄉：主人公的心病被“言說與沉默”的落差激化，那么另一邊就是格格不入的故土：主人公“在這后殖民時代漫無目的地走著”，腫塊和傷疤則逐漸瘙癢、撕扯，甚至走向潰爛。那么，“我”的欲望呢？或許是欲望著通過厘清記憶謎團，能和愛瑪迎來美好的未來？或許是欲望著通過言說真實，改變故事的走向？遺憾的是，這些最終事與愿違。在“我”與記憶、與現實不斷的撕扯中，古爾納撿拾起主人公的記憶碎片，用沉默將碎片拼接得嚴絲合縫。與此同時，古爾納也緩緩將含混的記憶謎團展開。記憶不再被封閉在一種可以操縱的敘事里，而是沿著主人公的生命自由生發。

在訪談中提到《天堂》這部作品時，古爾納認為自己想描繪這樣一個世界：它雖然總是處于支離破碎的狀態，但仍然有接近于社會生活之類的東西。那么，《贊美沉默》則是透過社會生活中個體支離破碎的體驗與漂泊者的無根記憶，去盡力彌合主人公在英國與故土間游蕩時所切身體驗的裂隙。

主人公最初以為，與愛瑪之間的愛可以成為自己棲身的家園。然而二人之間的溝壑，在“言說與沉默”長期的沖刷下，將二人間隔得更遠。這似乎在結尾又增添了一層家園“無處尋”的悲劇意味。然而最隱秘、最完整、最真實的家園其實存在于“我”的沉默之中。言語“會在無限的記憶角落駐留，然后三三兩兩以全服裝扮再次返回，每一撮都會浮現出來，并以惡毒反復侵蝕人心”。“我”咽下言語的惡果，用沉默撫慰過往的疤痕，患上難以痊愈的心病，背負著沉重而真實的記憶。而古爾納在《贊美沉默》中拼湊主人公破碎的心臟時，似乎留下了處方：何妨在沉默中言說，在記憶中游走？

頗有意思的是，古爾納在英國與非洲故土間的裂隙中捕捉到了“第三空間”的存在——航班。在這里，“我”帶著沉默中的沉重包袱，在兩地間來去。但這些往返航班，似乎也承載著其他人的沉默。于是，沉默的個體們在航班上相遇，然后開始對話，進而短暫地形成一個“我們”。在航班這一“間隙”地帶，彼此都是素不相識的陌生人。看似橫亙在二者間的陌生，卻使敞開具有了可能。“我”可以愜意地談起自己的旅行以及在英國的生活，也可以在內心真正沉默下來之時，傾聽艾拉講述記憶。在古爾納筆下，這時的沉默才真正中斷了“我”的自我意識，這時的傾聽才是“我”對他者他異性的承認。在此之前，講述與傾聽的關系中，或許是講述一方，或許是傾聽一方，都隱約滲透著強制性。這種隱含的強制性使自我意識受到壓抑，進而失語，陷入沉默。然而在這里，講述與傾聽的關系是隨性的，并不需要對某一事件的認知達到統一一致，而是從這段具有潛能的交流關系中，得到向他者展露自我的可能性。航班上“我”與其他沉默個體的不期而遇，仿佛拼圖恰好貼合一般，可以有限而短暫地構成一個共同體。這樣的際遇，使異鄉人在被挫傷后，仍能與他人相連，向他人敞開。而被禁錮在沉默中的記憶也可以沿著拼圖的裂隙溢出，綻出屬于個體的復雜敘事。正是在這些不確定的相遇里，沉默個體的記憶能在裂隙交織在一起，在超越于傳統簡單的二元對立文化空間另一層面，緩緩編織成一張記憶的蛛網，上面還鑲嵌著“我們”真實而苦痛的無聲淚珠，漸漸蔓延至歷史深處，甚至指向未來。

在《贊美沉默》中，古爾納的文字由主人公生理上的心病診斷開去，反思講述的真實性，進而剝開言說的外殼，潛入“我”的沉默之中，溫柔展開記憶的褶皺，裸露出個體的真實與脆弱。敘述的聲音也在主人公“剪不斷理還亂”的記憶里穿梭，試圖穿針引線地重新縫補起這破碎的心。于是，我們能在目睹文字之針線刺入主人公“肌膚”之時，跟隨主人公回溯記憶，找回曾拋在其身后的真實，聆聽到心碎者的啜泣。那《贊美沉默》贊美的是怎樣的沉默？筆者認為，古爾納所贊美的是“我”在一次次“失望之愛”中的沉默。我們可以發現，這種沉默本身并不是對現實的逃避，而是與現實的對抗：將沉重歷史記憶與痛苦個體經驗珍藏。

而古爾納聚焦于個體復雜記憶的書寫方式也不失為對沉默的再一次贊美。“如果不展現出過去的復雜性，就無法理解今天的復雜性。”古爾納書寫的記憶碎片，儲存著復雜的歷史形態，乃至深刻的人性。而碎片不僅會割傷主人公，也會刺痛我們。記憶抗拒著一切來自外力的復原，與文字拉扯著。凝視著漸寬的溝壑，古爾納將沉默中的記憶拼接起來，用文字彌合撕裂的個體。在對個體含混復雜的書寫中，古爾納跳脫出后殖民中簡單的二元對立思維方式，不去編撰迎合西方想象的非洲世界，而是以局外人的視角，去撐開另一道裂隙，使斥于帝國故事之墻外、溺于真實苦難之海的個體記憶得以溢出。古爾納亦用對記憶的書寫，充當這“易碎的沉默”的守夜人，期冀著沉默個體在未知的相遇中，能綻放出某種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