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高明詩歌朗誦照。馬高明（1958-2022）：詩人，文學翻譯家，編輯家。著有詩集《失約》、《危險的夏季》等；譯詩集《荷蘭現(xiàn)代詩選》、《希臘詩選》等；編著《國際詩壇》（1-6期）、《外國現(xiàn)代派百家詩選》、《西方女子詩選》等；其詩歌作品被譯為英、德、西班牙、荷蘭、瑞典、希伯萊等多種文字。10月26日因病去世。

當年荷蘭的電視片中拍下的柯雷與馬高明現(xiàn)場討論詩稿的情景

趴在寫字桌上，左手拿著煙，右手拿著鋼筆，在手稿紙上畫掉或插入字符，添加編輯符號，用中文和英文自言自語，好像在大聲思考，腦海中的齒輪在不斷研磨，讓他找到準確的詞，準確的詩行，準確的詩節(jié)。一個鏗鏘有力的聲音，不停地講問題、講想法、講感情。一顆饑餓的心，但也能喂飽肉體，他是做雞蛋辣椒炒面的高手。嚴肅的媒體工作者，中國眾多的民間詩人之一，不解之緣的翻譯家：在一個人的身體里三成一。好奇、不耐煩、固執(zhí)、創(chuàng)意、挑釁、樂觀。這就是我記憶中的馬高明。

1986年至1987年我留學北大。到達北京后不久，當我在首都劇場觀看一場戲劇時，我好驚訝地發(fā)現(xiàn)著名荷蘭作家阿德里安-凡-蒂斯（Adriaan van Dis）也在場。當時外國人在中國比今天要少得多，年輕的我毫不猶豫地走到他面前，說我們是同胞，并問他到中國來干嗎。也差不多是這個語調，他沒介意，剛好相反，熱烈投入對話。原來，北京是他打算穿越中國的出發(fā)點，要寫一本游記。人家與一位中國詩人即英文翻譯一起訪問首都劇場，這位詩人在幾個月前參加了1986年鹿特丹國際詩歌節(jié)。當然，這就是高明兄。

接著，當我們一起吃飯時，三個人很快就發(fā)現(xiàn)對詩歌以及奇妙的計劃的共同愛好：我指的奇妙計劃就是用中文制作一本荷蘭現(xiàn)代詩歌選集。高明請我這個荷蘭語的母語者參加翻譯工作，這是一次難得的機會，令我很興奮。凡蒂斯先生是一個文學工作者，不光是作家，也是一個文學的推動者。從上世紀80年代初一直到90年代初，他在荷蘭國家電視臺主持了一個廣受關注的圖書節(jié)目，采訪世界各地的作家與詩人。在北京那個充滿緣分的夜晚，他很熱心地說可以尋找資金來支持荷蘭現(xiàn)代詩歌譯成中文的項目（半年后，給他寫信提醒，果然他言出必行）。高明自己是詩人，曾在中國最頂尖的語言學校之一的“二外”學習英語，還是文學翻譯家。我是一個讀漢學碩士的學生，終于看到了一個課本以外的中國。說實話，我對詩歌感興趣遠遠早于對中國感興趣，所以一旦走進漢學之路而且實實在在走到了中國，接觸詩歌似乎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當年的翻譯詩界與中國詩界深深地糾纏在一起，就像自新文化運動以來，整個動蕩的20世紀一直是如此。就這樣，我通過翻譯走進了中國詩歌。

沒想到，我們這奇妙的計劃竟然是可行的。自1986年秋天起，高明兄和我共同編譯《荷蘭現(xiàn)代詩選》。每周我都會騎自行車或坐公交車從中關村到和平里，與高明兄一起完成一首又一首的詩。漢語母語者與荷語母語者拿雙語討價還價，在雙語之間的橋梁碰頭，在雙語之間的深淵里掰腕子，既要忠于原文又要給予譯文生命力。偶爾失敗也沒事，重要的是成功的文本，重要的是新的一首詩已進入中文，盡管只有我倆才知道，盡管只存在一份（整個手稿當然是手寫的，我們一直很著急怕丟了。直到今天，我的詩歌翻譯都是手寫的，后來才輸入電腦。與翻譯小說、非虛構文本或學術文章的工作方式根本不同，必須得感受語言的物質性）。

其實，并不是只有我倆才知道這項工作，我們很快就得到了一些宣傳。就在那年荷蘭首相訪問中國之前，有個國家電視臺的時事節(jié)目將焦點放在了中國。當然，導演主要關注的是商業(yè)機會（不僅僅是中國人才知道如何往錢看），但人家也采訪了北京大學的荷蘭留學生。平心而論，應該認識到他們對文化也很感興趣。當我說我正在與一位中國詩人合作把荷蘭詩歌帶給中國讀者時，導演抓住了機會，帶著攝影組跟著我去了一趟和平里。幾天后，荷蘭電視觀眾就能看到高明雜亂無章的寫字桌，看到他和我在敲定詩人婁岱森（Hans Lodeizen）的一首詩時就準確的詞語和準確的標點符號進行的交流，看到兩個人用兩種語言朗誦這首詩。高明的臉上有一種極其專注的神情，在攝像機和手稿之間來回掃視。然后他就開始：“請聽：……”實際上是婁岱森在說“請聽”，倆字是文本的一部分，但高明把這些話語真正拉進自己的手中。今天這些圖像跨越了近四十年的距離回到我身邊，然而我覺得什么都沒變，感到很親切。這就是典型的文化工作，由人類創(chuàng)造和分享的欲望驅動。誰是詩人或是翻譯家，誰就很熟悉這種動機。

荷蘭的詩友得知我們的工作后，便將大量的荷蘭詩歌郵寄給我。在他們的指導下，再加上譯者有權發(fā)揮的主觀性，去高明家以前我每次都初選幾首詩，并制作一份很粗糙的中文譯文：有的詩行我敢肯定，有的我不知所措，只好“硬譯”以便一起加工。當我把草稿拿給高明看時，他會責備我的錯誤：寫錯了字，用錯了詞，說了一些“我們不這么說”的話。但當我商榷說我的草稿反映了母語在源文本中的偏離使用，他就會認真地聽，接著我們會一起試圖找到一個偏離使用的中文來匹配。高明的長處之一是，他對突破中國詩歌“可說”的界限持開放態(tài)度，所謂中國詩歌絕對也包括中文翻譯中的外語詩歌。這樣一來，我們的翻譯工作就像是我的中國詩歌語言的強化班，我在北大的外國同學都羨慕我這個“課外”特權。當然，最廣泛意義上的翻譯（并不限制于字詞的文本）也就是上世紀80年代文化熱的核心所在。

古今都有人說，詩歌是無法翻譯的，但我的“強化班”卻證明并非如此。事實上，我們的具體交流，在不同的手稿版本、個別詩句和詞語的不同版本之間來回穿梭，說詩歌的不可譯性不如說其超可譯性。首先是因為一首詩有能力從不同譯者的手中產生大相徑庭的譯文。其次是因為，即使一首詩在過了那座諺語般的橋后已經(jīng)轉變，它也能夠保持其沖擊力。《現(xiàn)代荷蘭詩選》中一例就是阿倫茨（Jan Arends）的詩：“甚至 / 一只 / 撫摸的手 / 也會 / 傷害我。”

我向高明兄學到了很多。他是文化熱的化身：詩人、翻譯家、詩歌活動家、翻譯活動家。通過他，我認識了不少其他文化熱者，嘗到了文化領域空前的多元化與豐富性。當然，我沒有意識到這個時代后來會成為一個傳奇的話題。也許這是好事，允許我不多想，純粹吸收這種氛圍，也真正地融入其中。之后，上世紀80年代被浪漫化了，但不可否認的是，那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時代，詩歌是文化實驗的先鋒軍。當新的詩集問世時，人簡直要用肘部往前別開人群擠到柜臺才買得到。我并不想為此而懷舊，只是想贊美人類的想象力。在紙間揮灑就能胸臆直抒催人感動，可真是個奇跡。上世紀80年代出現(xiàn)的各種詩歌脈絡并非“全盤西化”，別忘了，詩歌是中國文化基因的一部分。當時，中國的詩歌在經(jīng)歷了一段艱難時期后重新興旺起來，并以一種健康的好奇心注視著世界各地的對手。說起來，《荷蘭現(xiàn)代詩選》封面上有錯字，好像是從這個文化漩渦里掉下來的，荷文標題中的“moderne”（也就是“現(xiàn)代”的意思）寫成“moderme”。我當然很驚訝，但回顧也意識到，這象征著這種詩歌已經(jīng)走了多遠，路上留下的傷疤也可能是美麗的。

也許有人認為，由雙語的母語者合作是一種奢侈，或者至少是一種不容易實現(xiàn)的理想。確實如此，但只要有兩個人樂于共同奉獻就能做到。1987年春末夏初完成了一本每個字都是高明和我一起寫的書，一年以后還能看到它問世，是一種難忘的感覺。當時我早已回到荷蘭，但書出來是件大事，荷蘭詩界很重視，高明又一次受邀參加鹿特丹國際詩歌節(jié)，我倆再次見面（都喊出個“見鬼！”），高興極了。我想高明兄趁著歐洲之行的機會可能大大擴充了他的開瓶器收藏。在后來的日子里，我們時不時地聯(lián)系一下。他把《荷蘭現(xiàn)代詩選》叫做“我們的寶貝”，寶貝也一直伴隨著我們。幾十年后，到哪里開會或參加文學活動，還會有人拿著一本來找我們，請簽名。

我最后一次見到高明兄是在2017年，當時我和沈睿一起去醫(yī)院看他。身體上的疾病并沒有摧毀他的精神，他留著大胡子，一直開著玩笑。最后他陪著我們穿過走廊，把我們送到門口，說他期待著離開醫(yī)院，期待我們再相聚碰杯。

馬高明是我認識并結識的第一位中國詩人。他走了，讓人傷心。我珍惜這段記憶，并祝愿他一路走好，安息。

2022年11月11日

于荷蘭萊頓

（作者為萊頓大學中國語言文學教授，漢學家，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當代詩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