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當代書籍市場上最為暢銷的，教輔書恐怕能拔得頭籌。在古代科舉時代，相關讀物市場也一樣紅火。科舉讀物種類多樣，其中就有各種古文選本，如《古文觀止》就是清代最為流行的一種。

明清時期出版古文選本的經濟效益極高，編選者甚至能以此養家，繼而成為專業的評點家。由明入清的評點家孫琮，就是一個典型的代表。孫琮在明為諸生，鼎革后隱居嘉善，放棄了諸生身份，轉而專門從事文章評選。經他評點的書極為風行，經濟回報亦非常可觀，“除了奉養雙親，還能養活親戚”。

高經濟回報自然會引起盜版，畢竟刊刻此類通俗讀物并無太大技術難度。而在古代，打擊盜版也沒有什么有效措施。一般書坊只能在扉頁鄭重警告“翻版必究”，甚至刻入書中正文予以強調。比如，《古文匯鈔》就在《凡例》里強調：“倘有翻版射利，以贗亂真，是在必究，知不余過也。”

反對書坊翻版，有經濟方面的考慮，也有出于對內容負責的考量。畢竟盜版粗制濫造，極易滋生訛誤。余誠刊刻《古文釋義》時說：翻版惡習最可痛恨，彼但惟利是趨，一見大行之書，遂竊而翻刻之……每致貽誤后學。蓋因古文選本不僅文字會生訛誤，更有大量的評點符號，不同符號各有所示，符號形式、顏色、位置稍微變動即謬以千里，貽誤讀者。更有甚者，為了節約成本，書坊會省略原書的評點符號不刻，結果造成原書學術價值的損害。

此外，另有一種洗稿方式竟成了古文選本的一種普遍生產方式。清代的古文選本多以當時市場上流行的同類書籍為藍本進行再生產，沿襲選目，摘錄評語，甚者直接拿一兩部流行選本進行改編。馮敬直《古文匯編》謂：“是編選法大抵仿張侗初《正宗》，段落大抵近茅鹿門《文鈔》，集注解大抵用張江陵《直解》，圈點、后評大抵取林西仲《析義》，旁評大抵仿過商侯《覺斯》與《奇賞》《卓觀》，音釋字畫大抵用尺木堂《觀止》。”

書商還會追蹤流行書籍，及時吸收其評語。上海圖書館藏一部唐德宜《古今文繪谷集卷八》稿本，其中兩篇評語全襲林云銘《古文析義》。此書成于《古文析義》出版的當年，可見《古文析義》甫出版就成為他人所“參考”的資源了。

由現代觀念來看，這種大規模襲用他書的行為算是一種洗稿行為，有損于選本的獨創性。但有一個理由值得關注，如《古文約編》所云“爰定是編，以為家塾課本，非敢云選也”，意即家塾讀本私下自用，不可視為獨立著作。

而出版市場對盜版深惡痛絕，對洗稿的編纂方式卻態度曖昧，蓋因前者能分走原書坊的經濟利益，后者卻能擴大原書的影響力，某種程度上可視為變相的廣告。孰是孰非，今人不妨深入探討。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