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悠久的文章傳統，如果沿用文章的概念，“跨界寫作”“跨文體寫作”的命名也許沒有太多的意義，傳統的文章不是現代的文體概念，包含了文學的、非文學的各種文體或門類。當“文章”中的“文學文體”單列出來，通常把“文章”中具有審美價值的那一部分視為“文學”，小說、散文、詩歌與戲劇成了文學的四種文體，小說則主導了文學的秩序。“文章”的概念仍然在模糊地使用，但能稱為“文章家”的人很少，現代寫作者大致上愈往后愈遠離文章傳統，想象和虛構的能力在寫作者那里更被看重。在談論文學時，可以說散文是文章，說文學評論是文章，但一般不會把小說、詩歌、戲劇稱為文章，而以前的文章涵蓋了小說、詩歌和戲劇。這是否說明散文和文學評論的“文學性”是不確定的，或者是模糊的？傳統的文章在現代以后被重新理解，大而化之的概念也逐漸被分類和定義，這是傳統文章遭遇到的“現代性”沖擊。如果沒有被定義的邊界，文學文體就不復存在，跨文體寫作是基于不同文體而言的。近二十年來跨文體寫作一直在策劃和實踐中，也被視為后現代的產物。或許因為如此，有學者對通過外在因素推動的“跨文體寫作”持有異議。近幾年來，跨界寫作也成為一種現象。所謂“跨界”，最通俗的說法是寫作者既在這里也在那里。既在這里又在那里的“跨界寫作”，是否會影響“跨文體”寫作？我想，所有“跨”的背后，涉及文體融合與分離的循環以及文學性的重建。

文學文體的沉浮聚散也是考察當代文學史的一條線索。以我的觀察，戲劇文學中的“話劇文學”逐漸式微，我們現在很難像討論曹禺、老舍那樣討論話劇。老舍《茶館》之后，我們能夠討論的當代經典劇本微乎其微，20世紀80年代曾經轟動一時的話劇能夠入史者逐漸減少。“影視文學”的興起，調整了“戲劇文學”的邊界，但“影視文學”的文學在哪里？作為文學劇本的“影視文學”在文學雜志上幾乎闕如，影視劇本大多數成為拍攝用的“腳本”，“影視文學”的研究通常劃到“藝術研究”中。這里的“藝術”是在“文學”之外的狹義的“藝術”門類，在學科目錄中，文學與藝術是兩個類別。大學體制中，“影視文學”或“影視藝術”也基本上從中文學科分離出去，劃到傳播學或藝術學，盡管這些專業的學生最終獲得的都是“文學”學位。如果不拘限于四分法時的“文學性”，那么就需要重新審視和界定“影視文學”的“文學性”。在文藝生產方式變化的過程中，“媒介”成為一個要素，“網絡文學”的興起并不是“文體”的變化，而是對文學性、文學生產方式等多方面的挑戰；這個變化還帶來知識生產方式的變化，不僅是文學研究視域、內容、方法和傳播的變化，“學術性”也在重建之中。

這是否意味著在文學內部，曾經的邊界也在松動，對“文學性”的理解也在變動的結構中？我在前面說過，散文是最具“文章”特征的文體，在廣義的散文被文學化后，散文內部的體式也不斷在“裁員”，序跋、雜文（亦稱為小品文、小品）、特寫（后來逐漸被報告文學替代）等都從“散文”中消失，或獨立門戶，或流離失所。在這個過程中，一些學者甚至認為“散文”便是“藝術散文”，但對于什么是“藝術散文”的“藝術”，也即散文的“文學性”，則無法給予大致清晰的回答。另一個問題是，散文的概念被廣義使用后就失去“文學性”？我們不能疏忽的是，散文無論是廣義的還是狹義的，它的文體特性恰恰是邊界的散，這也是定義的邊界。即便將散文由文章轉入文學，關于散文的定義也差不多是模糊的，現代散文理論則保持了散文文體足夠的彈性。當代批評家按照自己的理解來裁剪文體，只能心有余而力不足。在這樣的背景下，20世紀90年代有作家和雜志倡導“大散文”，其實是回到散文的“本體”，并且有限度地模糊“散文”與“文章”的界限。今天我們對“文化散文”或“文化大散文”中的一部分作品有否定性的意見，我也曾經質疑和批過一段時間“文化大散文”創作中的問題，但是“文化散文”或“文化大散文”不僅在“文體”上解放了散文，而且敞開了面對歷史、現實、社會和自然的空間。

我由散文談文體的問題，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散文是文學的母體。文體的嬗變，特別是突破原有的框架而產生新的融合，這便是文體本身的“跨界”。跨界之后，能否產生新的文體則需要經歷漫長的歷史時間來回答。曾經的跨文體寫作，確實產生了一些新的因素，但迄今未形成新的文體。我們近幾年談論比較多的“非虛構寫作”，常常從國外的“非虛構”談起，國外“非虛構寫作”對中國作家的影響是毋庸置疑的。如果在中國當代文學的脈絡中考察，也許我們可以說，“報告文學”和“文化大散文”的發展，其實也是“非虛構寫作”的源流之一。在這個層面上，我認為“非虛構”不是一種新的文體，它仍然是“大散文”；但它作為一種世界觀和方法論，重建了寫作者和對象的關系，是一種新的文史哲融合。與“非虛構”對應的“虛構”，以小說為例，也是在文體的分離與融合中獨立和發展的。在散文與小說之間，文體以“非虛構”與“虛構”為界。但在討論小說的散文化時，我們最初討論的不是“虛構”中的“非虛構”（寫實），而是關注小說如何借鑒散文藝術并使小說文本具有散文的文本特征。當代作家中，汪曾祺通常被視為小說散文化的代表性作家，他自己也曾回答過何為小說散文化。我的基本判斷是，汪曾祺重細節重氛圍重意境不重故事不重結構不重沖突的小說寫作，其實是把小說當文章寫的。他是在小說內部融合了散文或文章的寫法，而不是在小說和散文之外去創造新文體。這是中國作家的經驗，今年的布克國際文學獎則帶來了新的信息。我在四月的媒體中讀到一則文學新聞，云：今年布克國際文學獎短名單突出了哪些“真正突破了”虛構與非虛構界限的作品。125部小說進入決選的是6部小說，評委們發現，他們傾向于那些模糊了虛構與非虛構界限的作品。《新京報》吳俊燊的文章轉述了評委會主席露西·休斯·哈雷特的說法：“當然，在我們讀過的許多書中，有你可能稱之為好的、直截了當的、老式的小說，它們從頭到尾都在講述故事。但總的來說，我們發現最令人興奮的是做了一些稍有不同的事情的小說。”“小說有很多不同的形式，其中一些書接近于歷史寫作，有些是隨筆式寫作。其中還有些似乎很私人，幾乎像回憶錄。我們得出的結論是，這是目前小說創作方式中一個非常活躍和重要的方面，作家們確實在突破界限。”當然，這類寫作打破了“虛構”與“非虛構”界限之后仍然是小說，但小說文體內部“跨文體”了，小說的“文學性”也出現了新的因素。

在文學文體中，一些文體被剔除出去，除了理論的裁定并且在觀念上影響寫作外，也與我們忽視這些文體本身的“跨文體”特征有關。以序跋為例，其實是介乎“文學文體”和“學術文體”之間的“跨文體”，現代以來的導言也可以劃入此類，但因為“學術性”被強化，通常被視為“學術文體”。不必說古代，現代文學史的那些著名的序跋，都是兼具“學術性”與“文學性”的。魯迅先生的《吶喊》自序，我們再熟悉不過了。“我在年青時候也曾經做過許多夢，后來大半忘卻了，但自己也并不以為可惜。所謂回憶者，雖說可以使人歡欣，有時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絲縷還牽著已逝的寂寞的時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卻，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現在便成了《吶喊》的來由。”隨后我們看見了在質鋪和藥店的魯迅，從一倍高的質鋪柜臺外送上衣服或首飾去，在侮蔑里接了錢，再到一樣高的藥店柜臺上給他久病的父親去買藥。我們不會懷疑這些文字是“散文”，但魯迅先生在“散文”中同樣表達了他思想的覺醒，而這種并不是我們常見的論文方式。“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么，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這一學年沒有完畢，我已經到了東京了，因為從那一回以后，我便覺得醫學并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于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于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這兩段耳熟能詳的文字，思想容量之大，成為解讀魯迅的關鍵材料，其“學術性”毋庸置疑。今天的作家也寫序跋，但更流行的是類似于的“創作談”，不乏才華與識見，但《吶喊》自序始終是聳立在作家面前的高峰。

這里派生出來的一個問題是，如果“學術”是研究“文學”的，“學術文體”是否可以有“文學性”？在中國的文章傳統中，表達思想、價值、知識的文體其實是多樣的，“詩話”“詞話”“小說話”這類隨筆體，基本介乎“學術”與“文學”之間，不妨說“文章”其實是一個“跨文體”概念。近期李澤厚先生的《美的歷程》再次引發關注，這本書其實也介乎“學術”與“文學”之間。現代中國的學術論文和著作，深受西方學術建制的影響，即使我們強調中國的文章傳統，也要充分肯定和尊重這類已經成為主流的學術問題在中國現代學術建立和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我們當下的學術評價體系需要重建的思路中，應該包含“學術文體”的“多樣性”這一認識，尤其是關于文學研究的學術文體更應是豐富的。學術文體的形式當然重要，但形式總是和內容聯系在一起的，決定不同學術文體價值的是“學術含金量”。陳平原先生近作《現代中國的述學文體》，便呈現了晚清以降現代中國述學文體的豐富多彩的景觀。在知識生產中，越來越細的分工壁壘森嚴，籬笆林立；在這些學術區間內，研究者術業專攻后也失去了學術之間的關聯性以及與思想文化的廣泛聯系（這里暫且不涉及專和博的關系）；體制化的學術訓練，也讓學者難以兼具知性與感性（這與個人的特質有關）。今天重讀魯迅先生那一代為中國新文學大系寫的導言，再比照后來者的導言（不僅是文學大系的導言），我們就知道我們在哪些方面退化了。

我在談文體問題時，之所以把“學術性”和“文學性”糾纏在一起，是因為我認為這兩者在互動中循環，學術性和文學性常常會相互定義，并影響著文學文體的演變和文體內部各種因素的消長。在現象上，跨界既有作家在嘗試不同文體的寫作，比如小說家莫言這些年來對新詩、舊體詩、話劇情有獨鐘，也在文學之外傾心于書法藝術；又有作家在小說之外從事文學批評，如閻連科的《發現小說》和畢飛宇的《小說課》等。王蒙當年提出的作家學者化問題在今天已經成為一種現象。學者、批評家寫小說，似乎也逐漸增多。所謂“跨界”，在學界往往是學者將自己的研究延伸到本學科之外，比如，做古典文學的研究現代文學，或相反。但我現在更愿意在“跨學科”層面上理解“跨界”，即多個學科的融合研究，其中包括研究方法的跨學科使用，這將影響我們對“專業”“學術性”“文學性”的理解。世界變化了，人性變化了，技術變化了，我們認識世界的方式也在隨之變化。文體是被定義的，被定義的文體在發展過程中不斷突破定義，于是文體又被重新定義。重新定義不是取消邊界，而是形成新的邊界，新的邊界內有新的構成。重新理解抑或重新定義文體重新解釋文體構成，也是重建文學性，而重建文學性是更為本質的問題。（節選）

（全文請閱《長江文藝·好小說》2022年第11期）

選自《文藝爭鳴》202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