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朋友深夜給我發來信息，他買到了一本魯迅親筆簽名的《支那小說史》，興奮得睡不著覺，必須要與我分享一下。他發來了許多照片，在書的前襯頁右下角，果然見到有毛筆寫著“魯迅，一九三五年十月三日，上海”的字樣，那字濃黑厚重，發散著我們熟悉的氣息。

這是一本精裝本，書很厚，一共509頁。藍色的布封面上沒有字，在書脊上部，是手寫體“支那小說史”幾個燙金大字，其下并列著“魯迅著，增田涉譯”兩排小字。書為右翻本，每行字豎立排列，字跡從右向左看。扉頁除了作者、譯者和書名外，左下角有出版社“東京·サイレン社”（東京賽棱社）的名字。在書后的版權頁上，寫著“昭和十年七月二十日印刷，昭和十年七月廿四日發行”，并標明“定價金五圓”。在這一頁上，還粘貼著一枚鈐蓋“增田涉”篆書白文印的藏書票。在后襯頁上，也粘貼著一枚“上海內山書店”的紅色小簽條。

《支那小說史》是魯迅先生《中國小說史略》的日譯本。《中國小說史略》原是他在北京大學講授中國小說史的講義，經過歷年修補增訂而成，為中國小說史的開山之作。1931年，29歲的日本青年學者增田涉來到上海，經佐藤春夫和內山完造介紹，跟隨魯迅學習中國小說史，曾經連續三個月單獨聆聽魯迅對《中國小說史略》的講解，每次約三個小時，在魯迅的指導和幫助下，他將《中國小說史略》翻譯成日文。1935年（即昭和十年），《中國小說史略》終于在日本出版了，魯迅用日文寫下了日譯本的序言。

在序言的一開頭，他寫道：“聽到了拙著《中國小說史略》的日本譯《支那小說史》已經到了出版的機運，非常之高興。”他對增田涉排除困難加以翻譯表示真心感謝，同時對賽棱社社長三上於菟吉不顧利害予以出版的壯舉也是充滿感激。的確，三上於菟吉不僅給《支那小說史》題寫了書名，而且給書以最精美的裝幀，印刷速度也是驚人的。魯迅的序文是此年6月9日晚上寫就的，增田涉是7月13日寫的后記，書是7月20日在東京印刷，7月24日發行，到了本月底，1935年7月30日的下午，在上海的魯迅就已經買到了《支那小說史》。他在那天的《日記》中寫道：

上午捐中文拉丁化研究會泉卅。得T. Wei信。得靖華信。得阿芷信，即復。得河清信并繪信片八枚，午后復。買《支那小說史》一本，五元，即寄贈山本夫人。

從印刷到發行，從東京到上海，僅僅十天時間。那天，魯迅買到了剛剛出版的《支那小說史》后，當即就寄贈給了遠在日本的山本夫人。山本夫人即日本女詩人山本初枝，她于1930年在上海的內山書店遇見了魯迅先生，兩人相識而成摯友。山本初枝回國后，直到魯迅去世，兩人經常通信，保持著密切的聯系。魯迅對山本初枝是毫無保留的信任，幾乎無話不談，有些話甚至對最親密的友人也未曾說起過。而山本初枝對魯迅也是極端的信任，非常珍視與魯迅的友誼，寫了很多懷念魯迅的短歌。所以魯迅在第一時間買到《支那小說史》后，便寄給了這位異國知己。

除了這本外，魯迅還有過五本《支那小說史》。就在他買下那一本后的第七天，也就是8月6日上午，他收到從東京寄來的包裹。關于包裹里的物件，他在當天的日記中記述：

上午收サイレン社寄贈之《ゎガ漂泊》一本，《支那小說史》五部五本，即以一部贈鐮田君。

這里有賽棱社寄給他的五本《支那小說史》，他當即簽名送了一本給鐮田君。在魯迅的朋友中有兩位鐮田君，他們是親兄弟，日本福岡縣人，也都是內山書店的職員。哥哥鐮田壽是書店的會計，同時負責郵購、催款等事項，他編輯一種《文交》的小冊子放在店內任人索取，而《文交》的刊名就是由魯迅題寫的。弟弟鐮田誠一為人非常質樸，魯迅對他的評價是“出納圖書，既勤且謹，兼修繪事，斐然有成”；“扶危濟急，公私兩全”。在魯迅幾次搬家和逃難中，鐮田誠一對魯迅一家多有幫助，魯迅對他是“十分感愧”的。魯迅這次贈書的是哥哥鐮田壽，因為弟弟在一年前已經病逝了，魯迅還曾為之寫了一百二十余字的《鐮田誠一墓記》。魯迅與鐮田壽的關系很是密切，在日記中的記載多達二十三次。魯迅簽名贈給鐮田壽的那本《支那小說史》，如今收藏在北京魯迅博物館。

接下來的8月13日，《魯迅日記》又有如下記載：

大雨。上午得增田君信。得西諦信。得胡其藻所寄贈版畫集一本。午晴。內山書店送來特制本《モンテ一二ェ隨想錄》(一及二)二本，其值十元。下午復西諦信。以《支那小說史》贈谷非及小島君各一。晚王鈞初、姚星農來。

那天下午，魯迅將兩本《支那小說史》分別贈送給谷非和小島君。谷非就是胡風，作為魯迅晚年最鐵桿的追隨者，他與魯迅的關系不用再說了。這位小島君，其全名一直沒有查到，他與魯迅多有往來。1931年11月29日，他的名字首次出現在《魯迅日記》里，那天午后，魯迅與三弟周建人出門買書，先到中國書店，再到藝苑真賞，然后“又至蟫隱廬買了《歷代名將錄》一部二本，一元六角。并買《文章軌范》一部二本，價八角，以贈小島君”。1933年4月23日晚上，魯迅在知味觀設宴請客，席間二十人，其中就有小島君。在1935年的12月18日上午，魯迅收到小島君寄來的信以及送給海嬰的玩具火車與汽車各一。1936年的7月14日晚上，小島君給魯迅送來了罐頭水果三盒。

1935年的10月27日，又一本《支那小說史》出現在《魯迅日記》里：

上午得明甫信。晤圓谷弘教授，見贈《集團社會學原理》一本，贈以日譯《中國小說史略》一本。

根據陳福康的《關于圓谷弘的魯迅訪問記》，人們知道了圓谷弘這個只在魯迅著作中出現過一次的名字。關于此次會見，圓谷弘曾經寫過《與魯迅談話》一文。令人驚喜的是，日本的魯迅研究學者長堀祐造先生在日本還找到了魯迅題字贈送給圓谷弘的那一本《中國小說史略》日譯本以及他們那天的合影。

至此，魯迅手中那五本《支那小說史》只剩下一部了，朋友收藏寫有“魯迅，一九三五年十月三日，上海”的這本《支那小說史》是不是五本之一呢？我們來看那天的《魯迅日記》：

晴。午后復唐訶信并捐全國木刻展覽會泉二十，又段干青木刻發表費（文學社）八元，托其轉交。下午得阿芷信。得金肇野信。得周江豐信，即復。得蕭軍信，晚復。得《版藝術》（十月分）一本，五角。夜同廣平往巴黎大戲院觀《黃金湖》。

日記中并沒有提及為《支那小說史》簽名這件事。

其實，魯迅有許多事情在日記中是失記的，比如6月9日晚上寫的那篇《支那小說史》序文，在當天的日記里，根本就沒有提及，他只記載了“上午得增田君信。得靖華信。夜作《題未定草》訖，約四千字”。如果不是序文結尾處留下“一九三五年六月九日燈下”的字樣，我們哪里知道那天晚上除了《題未定草》外，他還寫了這篇文章。如此頗為重要的事尚未記在日記里，何況為自己一本書簽名的這等小事，那是更不值得一記了。

我們查看《魯迅日記》，包括1935年的書賬，他兩次得到《支那小說史》共六本記載得清清楚楚，除了送給山本初枝、鐮田壽、胡風、小島君、圓谷弘外，手中還有一本，但一直到他去世，日記中都沒有出現關于剩下那本的記述。我們可不可以大膽推測，朋友收藏的這本《支那小說史》就是魯迅自己留下來的那一本？

在這本《支那小說史》目錄那一頁的右下角，鈐蓋兩枚朱文印，一為“秦恩仁印”，一為“無住盦”，很顯然，這是收藏者的印章。但遍查資料，都沒有查到關于秦恩仁的任何信息。

朋友購買此書是通過一位中間人。據中間人透露，出售此書的是一位四十歲左右的中年男子，自稱是秦恩仁的后人，但他對這位祖上所知甚少。中間人說秦恩仁字安甫，從他手中經過的安甫本人書法有好幾件，還有寫有他上款的袁克文、于右任、葉恭綽、圓瑛法師、鄒魯等人的墨跡多幅。鈐在書上的那兩枚印章，一眼就能看出出于鄧散木之手。由此推斷秦恩仁此人交游頗廣，而且酷愛收藏。至于他是如何得到這本魯迅親筆簽名的《支那小說史》，已經無從知曉，但從書后那枚“上海內山書店”的小簽條，不排除此書是從內山書店售出的。

歷史總是這樣充滿迷霧，即使像魯迅這樣每天用文字記載生活的人，也留下一個小小的謎讓后人去費心猜想，或許這正是歷史的有趣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