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教育家、思想家、學者蔡元培一生中，陸陸續續約有十六年在上海留下身影。其歷史階段分別為清政府與西方列強簽訂《辛丑條約》至同盟會成立前后、民國肇始、南京政府成立至抗戰全面爆發。這些時間節點下的上海，其時代浪濤可謂風起云涌、云譎波詭，置身其中，讓人強烈地感受到一種血雨腥風和驚心動魄。由于蔡元培與魯迅、林語堂、宋慶齡等人在上海接待英國作家蕭伯納，魯迅逝世后蔡元培在魯迅追悼會上致詞留有照片，這期間他的活動眾所周知。其實，更早些時候蔡元培出現在上海的身影，其影響和意義同樣不容小覷，比如蔡元培日后投身高等教育，業績卓著，載入史冊，其起點正是上海。

在上海投身高等教育

1901年夏天，已辭官回到故鄉紹興從事教育的蔡元培，應上海澄衷學堂總理劉樹屏之邀，風塵仆仆來到上海協助校務。顯然蔡元培的教育之才受到劉樹屏的激賞，這不，協助校務才一個月，他就又經劉樹屏介紹，進入南洋公學（上海交通大學前身）任教。蔡元培在上海的這個起步，也被視為他投身高等教育的起點。

當時，代理公學總理的張元濟呈請督辦盛宣懷開設南洋公學特班，教授英文、政治、理財等科，以培養新式從政人才，擇優保送經濟特科。蔡元培被委任特班總教習，負責學生學業。后來，蔡元培曾這樣回憶這段經歷：戊戌政變后，他已經中舉入仕，但“知清廷之不足為，革命之不可以已，乃浩然棄官歸里，主持教育，以啟發民智。既而來海上，主南洋公學特班講席”。其間，他提醒學生：“中國國民處在極度痛苦中，還沒有知道痛苦的由來，沒有能站立起來，結合起來，用自己解除痛苦，這是中國根本弱點，你們將來出校，辦學校以外，還要喚醒民眾，開發他們的知識。”可見“啟發民智”是蔡元培從事教育的一個硬核原因。

特班學生中受蔡元培激賞的學生有邵力子、王世瀓、胡仁源、謝無量、殷洪亮、黃炎培、李叔同等。黃炎培后來回憶道：“開學之日，禮場諸師長中，有衣冠樸雅、儀容整肅而又和藹可親者一人，同學（奔）走相告，此為總教習，則吾師是也。”又說，特班“全班四十二人，計每生隔十來日得聆訓話一次，入室則圖書滿架，吾師長日伏案于其間，無疾言，無慍色，無倦容，皆大悅服”。這“吾師”說的正是蔡元培。

善待學生是蔡元培一以貫之的為師原則和為人風格，若干年后繼蔡元培擔任北大校長的蔣夢麟也說過：“（蔡）先生日常性情溫和，如冬日（陽光）之可愛，無疾言厲色。處事接物，恬淡從容。無論遇達官貴人或引車賣漿之流，態度如一。但一遇大事，則剛強之性立見，發言作文，不肯茍同。”想想也是，如果只是一個好好先生，蔡元培絕無可能在北大有如此氣場，并留下那么多為人傳頌的佳話。當然，這是后話。

蔡元培為每名學生規定修學門類及應讀書目，要求他們每天寫筆記，并交給他批閱。所謂“訓話”，就是和學生個別交談，了解學生生活和學習情況，以及他們對時事的感想。在此過程中，蔡元培的思想理念也影響著學生，使后者“得（蔡）先生之陶冶，益曉然于革命大義”。

除了倡言，蔡元培也積極投身于革命，這在當年的上海，既艱難又危險，如1902年4月，中國教育會的成立即是一例。據親歷者蔣維喬回憶，斯時“清廷禁網嚴密，革命二字，士人不敢出諸口，從事進行，更難著手”。就是在這人人自危的情況下，蔡元培的身影出現了——蔡元培與葉翰、蔣智由、鐘觀光、林少泉、王季同、黃宗仰（烏目山僧）、汪允宗等人“集議發起中國教育會，表面辦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議既定，即馳函各地同志赴滬，開成立大會”（蔣維喬語）。會址就選在上海泥城橋外福源里，蔡元培被選為會長。這也是國內最早宣講民主革命思想的社會團體。中國教育會還曾設想過辦學，只是初時因會員少、經費缺，心有余而力不足作罷。而且那時的教育之途，也充滿著諸多的不確定性。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這年11月，南洋公學發生了“墨水瓶風潮”，竟于無意間促成了中國教育會自辦學校之舉。

那是1902年11月，南洋公學五班意識保守落后的教習郭鎮瀛，因平時鉗制學生思想，嚴禁學生閱讀新書新報，不準集會和議論時政，五班學生對之深惡痛絕。一天有學生故意將一只墨水瓶放在郭教習的座椅上，郭發現后大怒。隨后校方應郭所請，開除學生伍正鈞。五班為此大嘩，見力爭無效，于14日決定全班退學，并舉行告別演說會。

五班行動引起全校的同情。次日，全校學生集會，派代表要求總辦汪鳳瀛收回成命。此際，蔡元培曾對特班學生說：“汪總辦不讓我們完成學業，我們應該自動地組織起來，擴大容量，添招有志求學的學生來更好地進修。同學中對某一門（課）能當教師的就當教師，能回鄉辦教育的也好。”

由于汪總辦不愿收回成命，全校200余名學生決定全校退學。最后經校方引誘和家長威逼，盡管留住一些學生，但退學者仍有145人。學校有人把這次學潮的“元兇”歸咎到蔡元培身上——他平時向學生提倡民權思想的影響所致。蔡元培不畏流言，與學生共進退，毅然辭職離開南洋公學。

在張園激情演講的身影

中國教育會及時伸出援手，于當年11月19日集議張園，決定成立愛國學社。因當時教育會缺錢，蔡元培動身趕赴南京去借款。不料，他剛到碼頭，忽見家人匆匆趕來，泣告其長子阿根不幸去世。蔡元培驚聞噩耗，欲哭無淚。稍頃，他強忍喪子之痛，揮淚囑托他人代辦阿根喪事，然后毅然登輪。

“五日而議決。十日而功成”——愛國學社終于成立，并于這年底在福源里正式開學，蔡元培被推為總理（校長）。他在開學祝詞中說：“用吾理想普及全國，如神經系之遍布腦筋于全體是也。”他還聘吳稚暉任學監，聘剛從日本回到上海的章太炎及蔣維喬、吳丹初、何海樵、何山漁等任教員，教員一般都盡義務講學。其中蔣維喬更多擔任的是校務助理。他后來曾回憶道：“余于壬寅之秋赴中國教育會，始與（蔡元培）先生相見。癸卯春，率妻子至海上，置妻于女學，置子于男學，而助（蔡元培）君理校務，亦以譯著自給。”作為蔡元培的校務助理，蔣維喬充分領略到了后者的教育思想和理念：“（蔡元培）君之辦學也，不規規乎普通科目，而注重精神，而又夙抱社會主義，顧不輕以語人。蓋壬癸之間，知革命主義者尚鮮，至社會主義，則未經人道，偶有一二留學生道及之，類皆不矜細行，為世詬病。”由此可見，蔡元培當時已有社會主義思想，因知者不多，所以輕易不與人語。而他在教育上的不因循守舊、不囿于陳規、主張教育要與時代精神相契合，讓蔣維喬印象深刻。

還有與其他學校不同的是，愛國學社設立學生自治制度，設有評議會，監督學校行政和學生操行。學生們可以經常和老師一起外出參加政治活動。愛國學社在教育上的創舉和活躍的政治空氣，吸引了許多青年前來就學。

因為在一起共事，平時接觸多，相知也就深，所以蔣維喬對蔡元培非常理解和敬佩：“（蔡元培）先生平居休休然，終日無疾言遽色。余性褊急，憤世嫉俗，自與先生日夕相處，而氣質為之一變。然先生之處世，長于知君子，而短于知小人，故謀事往往多失敗。又嘗告余曰：‘吾人適于治學，不適于辦事，我不負人，人或負我，所以灰心，然而竟不能灰奈何。’先生絕無耳目四肢之嗜好。”蔡元培不僅以自己的思想影響著他人，他儒雅謙遜的性格脾氣同樣也給予身邊的人以感染。這其實也從一個側面折射出蔡元培的人格魅力。

也是在這一年，蔡元培、蔣觀云、黃宗仰等人發起創辦的愛國女學，由于得到黃宗仰女弟子、地產商哈同太太羅迦陵的捐助，終于在上海誕生——它也成為我國近代第一所革命女校。這和蔡元培倡言革命也有某種不謀而合之處，而且和上海的歷史政治風云也結合得更為密切。原來還在成立愛國學社時，“（蔡元培）先生更兼教育會會長，以鼓吹革命為己任，時時開會演說，而以《蘇報》為機關，影響所及，風靡全國。先是俄人自拳匪亂后，隱據東三省，至是尚不撤兵，國人忿激，留日學生組織義勇隊謀敵俄人。先生率會員學生，亦創義勇隊于海上以應之，而會員章炳麟著《駁康有為書》，鄒容著《革命軍》皆刊印小冊子，不脛而走”。

愛國女學成立后，這里也成為革命者的重要活動場所。蔡元培曾在《自寫年譜》中寫道：“我在《警鐘》報館時，曾再任愛國女學校長，那時候，我以女學作為革命黨通訊與會談的地點。”他還提到，當時浙江著名革命黨人陶成章、徐錫麟原先各率成員活動，“此兩派各不相謀，而陶、徐兩君均與我相識；我就約二君到愛國女學，商聯絡的方法，浙江兩派的革命黨，由此合作，后來遂成立光復會”。據當年的教員俞子夷回憶，從1904年寒假到1905年暑假，“往來的客人難得有間斷的日子”，這些客人中就有黃興、趙聲、徐錫麟、秋瑾的身影。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的上海張園也是一個舉行反清、反帝集會以及拒法、拒俄運動的重要場所。蔡元培激情演講的身影，曾不時在張園出現，而且往往他甫一講完，立馬又有愛國女學師生上臺進行演說。可以說，當年在張園舉行的反清、反帝集會以及拒法、拒俄運動中，上海市民時常會看到蔡元培與愛國女學學生和中國教育會會員、愛國學社學生一起參加活動。《蔡元培年譜長編》（上）記載：1903年4月30日，“在張園安塏第舉行拒俄大會……各界人士一千二百余人。愛國學社、育才學堂的學生戎裝整隊而來，愛國女學、務本女學的學生也都出席。蔡（元培）先生首先登臺，發表演說”。

接下來，在上海發生了著名的“《蘇報》案”，章炳麟、鄒容入獄，其他多人或避西洋，或走日本。蔡元培則去了青島。自此，蔡元培進入了他人生的另一個重要時期——從青島返回上海后，即組織對俄同志會，創辦《俄事警聞》日報，組織光復會，結盟同盟會。

對塑造上海城市精神的著力

說起蔡元培的上海身影，有一個領域不應該忘卻，那就是他對我國藝術教育的貢獻。他和畫家劉海粟之間就曾發生過一段故事。

1927年，蔡元培在南京主持“大學院”（即教育部）時，特設“全國藝術教育委員會”，并準備在上海舉行“首屆全國美術展覽會”。他特地寫信給在國外的畫家劉海粟，請他立即返國，說有要事相商。劉海粟后來回憶道：“7月26日，我返回上海，在他（蔡元培）家中相見，歷經大難重逢，不免有點感觸。”但沒聊幾句，蔡元培即進入正題：“想的事情很多，首先是要普及美育，現在的中國，美的東西要倡導，為了訓練有用之才去辦好美育，想召開一次上海美專校董會，征詢諸位校董看法，準備把上海美專，改為國立，充實一些經費和教授，把她辦成全國最好的藝術大學！”蔡元培還給出了具體建議，如美術學校可選址風景優美的杭州西湖邊，另外鼓勵中國畫家一定要設法去歐洲考察，“去看看從古希臘、羅馬，經過文藝復興，直到印象派，加以分析、研究，使自己得到充實，把歐洲的一些好東西學回來”。

正是蔡元培的大力幫助，后來促成了劉海粟的赴歐考察。動身前，蔡元培還特地叮囑他：“在考察中不要局限于繪畫，各種姐妹藝術，各種流派的藝術家都要接觸，要善于兼收并蓄，師法西人之長，同時不要忘記我國偉大文明傳統，在作畫上一定要保存東方人氣質、中國畫的神韻。要綜合，思考，升華，變化，化出的東西要純，否則不中不西，消化不良，斷難有成就！”當時負責《申報》的史量才知道劉海粟即將赴歐考察，也約他及時為報紙寫些隨筆，這樣《申報》可以定期給他一些稿費，在經濟上給他一些幫助。

第二年，蔡元培又派音樂家蕭友梅設立上海音樂院（今上海音樂學院前身），蔡元培兼任院長。

這些不僅充分體現了蔡元培對美術、音樂教育的重視，更凸顯了他對塑造上海城市精神的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