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第一家國有古舊書店中國書店成立70周年 學術(shù)的良師 人生的益友

中國書店成立于1952年,是我國第一家國有的古舊書店，也是目前全國最大的古舊書實體店。不僅銷售、出版、整理古籍和傳統(tǒng)文化類圖書，還為國家公藏單位提供珍稀古籍資料、為各類圖書館和藏家修復善本、為國家搶救性地回購海外珍貴古籍……

而在歷史學家閻崇年眼中，中國書店是良師益友。

中國書店老照片

我家原來住在北新華街，中國書店在南新華街，在同一條大街上，因為很近，又愛看書，所以常到琉璃廠中國書店。

舊北京，書店少，書攤多。在東安市場、琉璃廠、西單商場、隆福寺街等地方，既有書店，也有書攤，形成北京東南西北四大書肆，是北京古都的一道歷史文化風景。

1952年11月4日，中國書店成立。到1958年，以中國書店為中心，一百一十一家私營書店、書攤同中國書店公私合營，從此中國書店成為中國古籍書業(yè)的一艘航母，也成為東亞、甚至世界中華古籍書業(yè)的一艘航母。

這時的中國書店，具有書店和圖書館雙重功能，從而具有兩個突出的特點：

一是開放營業(yè)：

讀者既可以去買書，也可以去看書。這就為學者提供了讀書和交流的方便條件，所以中國書店就成為讀者學者的良師；

二是員工敬業(yè)：

精熟業(yè)務，熱情服務，對客如友，送書上門，書店的員工和讀者學者交流交融，所以中國書店就成為讀者學者的益友。

良師：既是書店也是圖書館

在以前很長一段時期，商店都有柜臺，柜臺外面是顧客，柜臺里面是商家。顧客與商家隔著一道如同“城墻”的柜臺。記得那時我到某書店去看書，站在柜臺外遙看柜臺里書架上的圖書，書脊上書名、作者的字很小，看不清楚，有時自然地越過柜臺，走近書架，想看清楚那本書的書名和作者，但被售貨員看見了，往往會遭到冷眼或白眼——這算是客氣的，或許會遭到惡眼或呵斥，心里特別不是滋味，便悻悻然離開書店。這也不怪售貨員，因為那時的規(guī)矩，讀者都要站在柜臺外看書，如進到柜臺里的書架前看書，那不是違反了書店的規(guī)矩嗎！至于那時外國書店是否也在顧客和商家隔著一道柜臺呢？不知道，未見過。

1987年，改革開放初期，我去日本京都出席“世界歷史都市會議”，會后到東京東洋文庫講學，也順便去了書店，看到日本書店并不是這樣的，書店里沒有隔離顧客和商家的柜臺。1989年，我去美國講學，見到書店也都沒有隔離顧客和商家的柜臺。那時中國大陸到美國的人很少，我國駐紐約總領(lǐng)事館的一位參贊對我說：“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1989年我去美國之前，到美國留學、訪學、經(jīng)商、公務、探親的人，總數(shù)不超過5000人。”所以，親身體驗過沒有柜臺相隔的書店的同胞，自然不會太多。

然而，中國書店是開放經(jīng)營的先行者。早先，琉璃廠的書店、書攤是開放的。中國書店繼承琉璃廠古籍書店書攤對顧客開放的傳統(tǒng)，既是讀者買書的書店，又是讀者看書的圖書館。在中國書店，不僅可以買書，而且可以看書。將顧客與商家融合在一起。

這道“城墻”，直到改革開放后才被逐漸取消——超市進了中國，隨之書店、商店也都取消了將顧客與商家隔開的柜臺。

作為開放經(jīng)營的先行者，中國書店的圖書，一開始就對讀者全面開放，將顧客與商家融合在一起。如中國書店在孔廟時期〔注〕，整個東廡，19間，長約80米，沒有隔斷，完全通暢，從南到北，從地面到天花板，書架上全是琳瑯滿目的線裝古籍，讀者可以隨手取書、閱覽。琉璃廠的古籍書店也是如此。如廿四史，百衲本、老同文本、新同文本等各種不同版本，都歸類依次排列上架，讓讀者隨便翻閱，進行比較。又如《史記》《資治通鑒》等元、明、清、民國，官刻本、坊刻本、雕版本、活字本，活字本又分銅活字、鉛活字、木活字、石活字等，以及不同版本如殿本、寫本、鈔本、稿本等，可以隨手翻閱。除了國圖、首圖等圖書館古籍部的先生，常人誰有這個條件？但讀者、學者到中國書店就有了這個便利的條件。

我從這里學到的文獻學、版本學、目錄學、校勘學、訓詁學、音韻學、文字學等知識，勝似課堂上、書本上所學到知識的百倍、千倍，甚至于萬倍！

在中國書店，不僅可以買書，而且可以看書。所以，中國書店既是賣書的書店，又是看書的圖書館。

百聞不如一見。大學老師開版本學、目錄學的課，無論講得多好，也不如親眼一見，親手一摸。我很多書是在中國書店看到、買到、看過、抄過，后來我寫論文、出專著都得益于中國書店。

所以，我說中國書店是我的良師。

益友：書業(yè)人串起優(yōu)秀傳統(tǒng)的文脈

當年我在中國書店有許多朋友，其中有的成為益友、摯友。舉幾個例子：

其一，琉璃廠中國書店、古籍書店，分樓上和樓下陳列圖書。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顧客到樓上是有條件的，有的書還要開介紹信的。按我當時的年齡、資歷、職稱和級別是不夠到樓上看書的。但可能因為我是常客、買客、誠（誠實）客，書店允許我或邀請我到樓上看書。中國書店拿我當朋友看待，我至今感激不盡。

其二，有一段時間，我常去孔廟的中國書店看書，因為這里書多、書全，一去就是一天，上班開門進，下班關(guān)門出，帶著窩窩頭、鋼筆、本子和卡片。有位張師傅，看我站著抄卡片累了，就主動把我引到沙發(fā)上坐著看書、坐著抄書；還主動倒杯白開水（那時常人沒有條件喝茶水）放在我跟前。快到中午時，他把我?guī)У母C窩頭放在爐子上烤熱。這些深情厚誼至今回想起來，歷歷在目，沒齒不忘，甚至讓我落下熱淚。可惜這位張師傅的大名我記不得，如有知道的朋友請告訴我，以便寫在文章或著作里。

其三，中國書店的老員工夏學孔（“批孔”時改名夏方），經(jīng)常在吃午飯或晚飯時到我家，包著書來，打開包袱讓我選，或帶著新書目讓我選書。錢不湊手時，先留下書用，待錢方便時再付。他說：“我多年以來，從給老板學徒到現(xiàn)在，很少在家里吃午飯和晚飯，都是在這兩頓飯的時間，到教授、學者、顧客家送新書和新書目錄，因為這時教授、讀者在家吃飯能見到，也能跟你談需要什么書。”

第四，在那十年間，劉書合先生每逢見我到書店，總是熱情招待，噓寒問暖，過年過節(jié)，常到我家，一進門就談書，談新書信息，談我在研究什么，需要哪些書？要找的、要買的、要借的，他都熱情幫忙。記得一次，我要買中華書局1965年出版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18元。我當時沒有錢，要積攢幾個月才能買這本書。請他只剩一本時告訴我，后來他告訴我只剩一本了。但我的錢還差三元，要等三天發(fā)薪后才能湊齊，請他將書架上的書收起來等三天。三天后，我湊齊錢，去中國書店付錢取書回家。

第五，中國書店出了一批學者型專家型的員工。如孫殿起先生，原是琉璃廠通學齋書店的店主，熟悉書，愛讀書，勤動筆，并著書。我也常去通學齋看書。他把經(jīng)手、經(jīng)眼的書，做卡片、做記錄，整理成《販書偶記》出版。我有一冊，經(jīng)常翻閱。他的外甥雷夢水，也是中國書店書工，格外勤奮，著《販書偶記續(xù)編》《琉璃廠書肆四記》《書林瑣記》等，成為一代古籍版本目錄學專家，而為琉璃廠書業(yè)專家的又一個典型。

第六，于華剛先生，生長在琉璃廠，工作在琉璃廠。他入中國書店后，為雷夢水弟子，由學徒書工到中國書店總經(jīng)理、中國書店出版社社長，精熟業(yè)務，勤奮讀書，主編《中國書店藏珍貴古籍圖錄》等。于華剛先生熱情待人，誠懇待客，盡管工作繁忙，我每次去都熱情接待，介紹新版書、重要書、著名書、稀見書等，雖做了書店大領(lǐng)導，但書生本色不變，被譽為“古籍典范，書業(yè)精英”。中國書店七十年來，孫殿起、雷夢水、于華剛?cè)鷷鴺I(yè)人，串起了中國書店優(yōu)秀傳統(tǒng)的文脈。這應是七十年中國書店歷史的一條文化線索、一個歷史見證。

近年來，隨著個人經(jīng)濟和藏書條件的改善，又年事已高，去中國書店的次數(shù)少了，但是中國書店在我心中良師益友的地位始終如初。中國書店不僅是我學術(shù)上的良師，而且是我人生中的益友。

最后，現(xiàn)任中國書店掌門人張東曉和張曉東，接過了于華剛老總的接力棒，繼續(xù)傳承并弘揚中國書店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已做出并在做出新的貢獻！

注：中國書店于1961年4月，將原在東城區(qū)演樂胡同的專家服務部及部分門市部的內(nèi)部柜臺圖書，整合遷到孔廟東廡營業(yè)；1964年5月1日，又將孔廟圖書遷至琉璃廠海王村大院內(nèi)營業(yè)。中國書店總部也遷此辦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