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年喜，1970年生，陜西省丹鳳縣人。有詩歌、散文、評論見于《詩刊》《星星詩刊》《北京文學》《天涯》《散文》等刊。出版詩集《炸裂志》和散文集《微塵》《活著就是沖天一喊》。

一

我不知道1970年以前峽河的樣子，我不可能知道，因為那一年的大年夜我才來到這個世界。世界上因河流而得名的地方很多，要舉例子估計三天三夜也舉不完，峽河這片地方也算因物獲名的一個。我爺爺說，他小時候，峽河就叫峽河保，最大的人物是保長，叫峽河保之前叫什么，他也不知道，他和我一樣，不可能知道這個沒有任何文字記錄的地方更遠的身世。我出生時峽河叫峽河人民公社，過了十幾年（也好像是二十幾年），改了名字叫峽河鄉，又過了十年，行政版圖叫峽河村，至于以后還會怎么改名，那是以后人們的事情。

峽河這地方有數不清的溝溝岔岔、梁梁岇岇，每個小地方都有自己的名字，黃家溝、牛岔、西河垴、東疙瘩，簡單又神秘，沒有一個重復的。高中畢業那年，鄉政府抽調年輕人參與村莊規劃，我被抽上了，拿個本子做記錄，跑了十幾天，那些奇奇怪怪的地名我至今都沒有忘記。這兒的人，無論住在哪個地方，走出了峽河，別人問起來源，都會一律回答：峽河的！仿佛坐不更名的赴死好漢似的。

人們習慣稱峽河七十里，說的是從東邊的西界嶺到西邊武關河的長度。西界嶺往東是河南省地界，這里的山根有一個泉眼，是峽河的源頭。在電視里，很多人都看到過長江和黃河的源頭，細細一脈泉水，若有若無。再大的江河，它的出生地都差不多，就像人的幼年，區別的是后來。峽河到了武關就歸了丹江，再往下就歸了長江，水還是峽河的水，但與峽河就沒什么關系了。

我出生的地方叫塬上，按說秦嶺南坡沒有塬的地理和概念，怎么就叫了塬上，這是一個謎。1998年冬天，我們全村人去另外一個很遠的村參加農田基建會戰，那時候年年春冬兩季搞會戰，不是修路就是造田，稱為再造山川秀美新西北工程。有一天傍晚，我獨自從工地回家給工隊拿菜和糧，在抄小路登上武峰山頂時，落日如盤，金輝無邊，我第一次面對面完整又真切地看到了塬上的全貌：一只手掌，立在一片山坡上，指尖是北巔的群巒，再往北，群山如濤，我不知道它們延伸到了哪里。人煙都集中在了掌心部位，溝壑形成了手掌的紋理。峽河從塬下流過，那些紋里帶著溪水、花花草草與峽河相接，成為它的一部分。那時候，塬上人煙鼎盛，有近六十口人，大家晨起暮歇，還沒有外出打工的念想，就是說，沒有一個人逃出塬的掌心。現在，塬上只剩二十口人了，人們紛紛逃出，以各自的生和死的方式。

1975年，塬上出了云母礦。我的整個童年少年都與云母有關。

峽河人把狐貍不叫狐貍，叫毛狗。云母礦是一窩毛狗發現的。那一年，劉席匠喂了一群雞，雞長得好，蛋也下得好，每天產出的蛋，幾乎和雞的個數相等。有一天，劉席匠發現蛋少了一個，數了數發現雞也少了一只，第二天，發現又少了一只雞。他順著散落的雞毛找啊找，找到了松樹梁上，發現了一個毛狗洞。毛狗洞是傾斜向下的，細細長長不知深淺，毛狗們出門去了。劉席匠見過不少動物的家，這個洞算得上豪宅，洞墻上貼滿了金光閃閃的壁紙，細細看，是云母。劉席匠知道云母是一種工業材料，能絕緣，緊缺得很。云母不是貼上去的，是石頭里長出來的，劉席匠知道，毛狗是聰明，但它還不會用糨糊。云母有小塊的，有大塊的，他用力掰下來一塊，像一本裝訂精致的書本，與書本不同的是，云母不但能一層層揭開，還能要多薄有多薄。

劉席匠將一塊薄得不能再薄的云母貼在一只眼睛上，他看見對面山上有一個人在開荒，開荒人手里的家伙雨點一樣落下，而更南的山頂，一場雨真的來了。

二

大規模開采云母礦，是兩年后的事了。

這時候我長到七歲，開始上小學。小學校在峽河邊上。秋天滿河的蘆花，白得沒邊沒沿，夏天蘆葦叢里藏了數不清的小黑魚。學校東西兩邊各有一棵樹，一棵是柏樹，一棵是柳樹，它們互不相干又互不服氣，把風和葉子往對方身上吹。小學的生活內容就兩件事，一件讀課本，另一件在兩棵樹下撒野。從小學一年級到六年級畢業離開峽河去鎮上讀初中，無法無天的六年里，我們聽到最多最響的聲音，第一是上課下課鈴聲，第二是爆破聲，它發自云母礦坑，不定時也不定量，充滿了突然性和暴戾。戲劇性的是，二十年后，相同的爆破聲在我手里接著發生，延續，響徹十六年，直到我的右耳漸漸失聰，肺里布滿塵埃，現在，它們又在夢里向暮年延伸。

開礦的工人住在我爺爺的茅草房子里，爺爺住東屋，他們住西屋，而大量的云母堆在廈房，它們被分揀，按質分裝，運到峽河邊的加工廠，由女工們加工成薄片，運到城市的工廠。開礦的工人和加工廠的工人都是各村挑選來的青年，他們發了工資再交給所在的生產隊，記工分，分糧食。后來，云母礦開大發了，礦工們在礦邊蓋了房子，其中有位青年，若干年后，做了我的岳父。

殘次的云母叫云母碴，供銷社里收購，兩分錢一斤。星期天和假期，我跟著大人們去云母礦撿云母碴。那些年，它幾乎是峽河邊上人們唯一的收入。

開始的時候，很容易撿到，云母被爆破的氣浪帶到空中，落得漫山遍野，再好的云母，經過爆破，都變成了碴，工人們懶得去撿，他們只要那些好品質的大塊兒的。一段時間山上的云母碴被撿得少了、完了，一茬炮又蹦出來，循環往復，總也有撿的。漫山撿云母碴的多是老太太和孩子，背一個口袋或一個竹筐，拿一柄小镢，有力氣的人看不上，他們人手一柄大錘，見石頭就砸，有的一塊石頭，能砸出幾十斤云母。最熱鬧的時候，我看見過上百人撿云母碴的壯觀情景，人們歡天喜地，仿佛不是來撿云母的，是來看戲的。

撿云母碴中，發生過許多故事，有人被石頭砸傷，有人因爭搶一塊石頭打架，還有日久生情而男歡女愛的，但比較起來，還是劉席匠那個云母坑的事兒更有意思些。

松樹梁北面有一條溝，是條旱溝，只有陰雨季節才會有水流。有一天，劉席匠砸了半晌石頭也沒砸出多少來，心里很不痛快。他到北面去方便，小便沖出一塊云母，閃閃發亮，這是一片高品質的云母，不是碴，上面沒有一點褶皺，鏡子似的。他用手里的鋤頭刨了刨，下面露出綿延的云母礦石。他白天不敢開，一方面是生產隊里要上工，另一方面主要還是怕別人知道，山上的東西，見者有份，并不是誰可以專有的。劉席匠白天上工或打席，晚上山上開云母，那時候沒有電燈，他讓老婆掌一盞煤油燈，煤油燈昏暗，只能把捻子調大，就特別費油。

劉席匠的云母礦坑被人發現時，已經是第二年夏天的事了，其實不應該被發現，劉席匠做得很隱秘，白天都用樹枝草葉把洞口蓋上，偽裝得不露一絲痕跡，問題敗露在煤油上。那時候只有供銷社柜臺賣煤油，一般一家人一個月一斤就夠了，劉席匠一個月灌三斤，且月月如此。供銷社柜員老周覺得不對，報告給了民兵連長小黃。

黃連長帶人找到了劉席匠的礦坑，礦坑已經打到了十幾米遠，延伸到了山體深處，洞體有寬有窄，有高有低，曲里拐彎，像藏著無數秘密，其實什么也沒有。礦洞四壁都被煤油煙熏黑了，不敢沾身。人們提來了一桶水，潑在壁面上，壁上的云母立即無比耀眼。掌子面有一盞葡萄糖瓶做的煤油燈，還有半瓶油。

沒有賣完的云母自然被沒收了，有兩千多斤。大家也沒有為難劉席匠，只把坑口封了。兩年后，包產到戶。劉席匠再沒有打席，帶著女人女兒一家人回到了老家河南南陽。我記得劉席匠的女兒叫蓮，有一雙驚鴻似的眼睛，一根永遠打不散的辮子，別的，都記不清了。

兩年后，云母礦倒閉，工人們各回各家，風云十年的集體企業風消云散，不是資源枯竭，是云母被別的工業品代替。峽河的人們也不再依靠云母碴解決生計，開始四處打工，有的去南方工廠，有的去北方礦山，只是劉席匠留下的礦坑還在，牛羊和鳥獸們經常在那飲水。

三

峽河1985年大水，我十五歲。

那天是個星期六，同學們都回家去了，我因為離家遠，留在了學校。教室空蕩蕩的，我一個人去操場打籃球。沒有人可傳球，一個人練習投籃。教導主任張老師站在辦公室的臺階上喊我的名字，張主任是我的班主任，兼著我們的數學課教師。他說，你快回家，你家里有急事。我問啥事，他不說，只說你快回去，我準你一個星期假。我說我還沒吃早飯，他轉身回去，拿了一個饅頭出來，說，拿著路上吃。我拿著饅頭邊走邊啃，這是一只白面饅頭，我記得它成形前的袋子上，印著一行紅字：富強粉。在此前，除了拿工資的人，很少有人吃過這種雪白的面粉。我心想，家里有什么事呢？天陰了，看樣子要下雨，我加快了步子。從學校到家，九十里。

是十歲的妹妹不在了。

走到巒莊街，離家還有二十里，這是我讀初中的地方。有一個人從峽河過來回家去，他是我家一位鄰居的親戚，我從小就認識他，他有些瘸，走起來身體有些搖擺而顯得妖嬈。相遇時，他劈頭對我喊，還不跑快，你妹妹死了！我沒有回答他，向家飛跑起來。

妹妹小我五歲，是兄妹中最小的。她出生那年，計劃生育政策開始緊抓，和她同齡的，很多都被流掉了，父親堅信這一定是個女兒，生個女兒是他最大的心愿，于是，妹妹幸運地來到這個世界。

妹妹的童年和任何一個哥哥的童年沒有什么區別，那時候，峽河所有孩子的童年基本都是相同的，沒有玩具，沒有陪伴，歡天喜地或哭哭啼啼。那時候，所有的人都忙極了，沒完沒了地參加各種勞動。峽河那些年開始修建村公路，逢山開路，逢水繞道，逢樹砍掉。

母親沒有奶水，也沒有奶粉買，妹妹吃飯油子，她的整個童年，飯油子是我一口口喂她的。所謂飯油子，就是玉米粥最上一層起皺的部分，據說它是一鍋粥的全部精華，富于營養。如果是做豆腐，它就是成為豆皮的那部分。

家里有一個麥草編的碗，里外涂了樹漆，油光發亮，結實又輕巧，主要是它非常容易清洗，吃過了飯，用水輕輕一沖就干凈了，當然，那時候所有的飯菜都沒有油水，后來有了油水，這只碗卻再也找不到了。這只碗從老大一個個使用下來，到了妹妹這兒，自然成了她的專用碗。我用它盛一碗飯油子，一口口地喂。女孩子，特別愛哭，燙了她哭，涼了她也哭，慢了哭，急了也哭。從沒牙到一顆牙，從一顆牙到滿口牙。感冒時，她就不吃飯，我在她的碗里放一顆糖精，整碗飯變得很甜，她一口氣全喝下去了。糖精只有供銷社有，一分錢五顆，像一顆微型的方糖。

本來妹妹的病還有救，但峽河發了大水，外出的路隔斷了。峽河那時候只有一條出山的路，跟著河水走，峽河一發水，它就斷了，每年都要斷幾回，但1985年的那場水，讓它斷得非常徹底。妹妹就只能在衛生院救治，衛生院只有一個醫生，基本沒有藥，連一支青霉素也沒有。妹妹的病是自幼中耳炎發展到最后的腦膜炎，走了。沒有了女兒的父母，日子還得一天天過，只是一家再沒有了生氣，直到我們兄弟一個個長大成家，家里才恢復一些暖氣。

1985年的那場大水，幾乎把沿河的莊稼地一掃而光，很多年后這些地才恢復。因為沒有了土地，很多青年成了光棍。那一次，一同被沖走的，還有一個人，他活著的時候，有事沒事都會被批斗一場，玩兒似的，人們因為對他的批斗而增添生活的樂趣和精神。

他的女兒也沒哭，說，走了也好，到南陽吃麥去了。

四

離峽河最近的外省是河南，離峽河最近的鄰鎮是官坡。官坡有唱豫劇的傳統，那些年，官坡的劇團年年翻山越嶺來峽河唱大戲。官坡只是一個山區小鄉，人口一兩萬，怎么就有了劇團，怎么生存？只有它們自己知道。

峽河地方窮，沒有劇場，沒有舞臺，最開闊的地方就是學校。一唱戲，學校就放假，學生們最愛有劇團來唱戲，不但有戲聽，還有自由，想怎么瘋就怎么瘋。當然，不僅學生們喜歡，大人們也喜歡，不僅是可以放下手里的鋤頭，如果季節合適，還可以把樹上的櫻桃、毛桃、棗帶去賣掉。

劇團為什么要費力地來唱戲，我至今找不到答案，沒有人為他們付錢，得到的僅僅是幾頓家常飯。這事兒我問過大伯，他算一個有學問的人，他說，唱戲的人，喜歡唱戲。后來的生活和人生給了我一些答案，很多事，很多人，因為沒有目的，而達到了很美很遠的目的地，而我們后來的很多事物，因為太有目的，結果離目的地越來越遠。

2000年，我正式成為一個打工人，山南水北，四方飄蓬。我聽到的最后一場戲是墜子《雙教廉》。這也是峽河演出的最后一場戲。

那是清明節剛過，山上墳頭上的清明掛還很新鮮。清明青半山，而這一年，季節的腳步急，峽河上下全綠了，山花開得愣頭愣腦。沒有戲臺，為了出效果，家家戶戶拆了門板來，在地中央搭了一個臺子，像一個堡壘。

《雙孝廉》的故事有些曲折，要唱三天，要聽懂，得從頭一場一場看。家家戶戶把家伙什從地里扛了回來，似乎聽戲是眼前唯一的大事。有人聽哭了，有人聽笑了，而無論人多人少，演員們都使出了渾身解數，他們唱別人，也唱自己，而無論是別人還是自己，都要認真。峽河從戲臺后的山腳流過，眼前的一切與它無關，又無限相關，它也是一出戲，上演了千年萬年，演員們、觀眾們生了，死了，青了，黃了，彼此分離又糾纏。

馮老漢是峽河最好的二胡匠，本來劇團吹拉彈唱都不缺人，他硬要參加樂隊幫忙，沒辦法，團長給他派了個幫閑的角色，他一拉起，反倒沒主手什么事了。

東海岸年年添新水，

西老山層層起烏云。

人活百歲難行路，

鳥活百歲難入林。

……

踩著唱腔，我上了開往山外的三輪車。此去的目的地是喀什。記不清這是第幾次離開老家，這些年，村里一半的年輕人都上了礦山，他們星星一樣灑落在秦嶺、長白山、祁連山、賀蘭山脈，或者大河之側。

在葉爾羌河邊某處一座山上，我和我的伙伴們，把巷道向山體推進了三千米，去尋找和采掘礦脈，有幾處被數次打穿。這里沒有信號，沒有人煙，甚至沒有時間的概念，只有隆隆的機器聲與炮聲。在這里，我們工作了半年，成了沉默礦石和山體的一部分。這是我十六年礦山生活長長鏈條的一節，微不足道。

峽河三年前劃為長江水源保護區，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榮枯興亡，幾經改道，歲月與人煙云翻雨覆，有人說是八十里，有人說六十里，而三年前的測量，給出了準確的數據：三十五點四千米。

峽河七十里，七十里的地理與風煙，包含了多少秘密，我似乎熟悉，又一無所知，就像我們對于自己，更多的時候，也像老死不相往來的遠房親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