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周靜的兒童小說《葡萄》出版，引發了一眾好評，在國家新聞出版署公布的《2022年農家書屋重點出版物推薦目錄》中，該小說榜上有名，又一次激發了讀者重讀的興致。細細品咂，除了往期妙評里提到的一些關注點，《葡萄》關于“糖”的書寫亦值得研精覃思。

《葡萄》中關于“糖”的筆墨雖不是最多的，卻也不是作家無意間羅列的閑筆，而是貫穿全文的精心營構。小說的開篇，小主人公葡萄過生日，阿公給的生日禮物便是一塊糖；其后，作家用“竹篩里，粘牙的扯巴糖”做第二章的標題，不僅寫到了外鄉女人家“好大一塊”、要“靠著錘子、鑿子來敲”的扯巴糖，又借金鳳之口，用對比的方式引出阿婆曾經做過的“小塊小塊，拿在手里剛剛夠吃”的紅薯糖；小說的最后一章，更是專辟“阿婆的糖”一節，細描了阿公制作紅薯糖的過程：“阿公把紅薯洗干凈了。他要煮紅薯糖……大鐵鍋里從早到晚咕嚕咕嚕響個不停。紅薯煮成泥，慢慢化成糖……”這中間，作家又寫到片糖（即壓成片的紅糖）在糍粑的“黏香里化成一汪糖水”，如果包括對蜂蜜、甜米酒、冰棒、西瓜的刻畫，小說的含“糖”量則更高。

爬梳糖史可知，在19世紀時，糖就已經成為“人們生活中的必需品”（見[英]詹姆斯·沃爾韋恩《糖的故事》）。由于糖嵌入到日常生活已久，不少人對糖的存在習以為常，認為對糖的持有是理所當然。周靜在《葡萄》里寫“糖”，突破了讀者的常態感知，讓讀者意識到：對于主人公葡萄一家來說，生活顯然不夠富足，食品結構和品種有限，糖并不是想當然的食物，甚至帶有一定的稀缺性。物以稀為貴，所以阿公會用一塊糖作為生日禮物，且用“細軟的綿紙包著”；葡萄自己也是分外珍視，小心翼翼的樣子充滿了儀式感：她把糖放在“畫著小花仙的鐵盒里”，“用糯米紙包了一層，再用細綿紙包了一層”——甚至會因為誤以為弄丟了糖而心急如焚，也會用慢悠悠的方式細細品嘗糖的味道。諸如此類的書寫，不僅凸顯了“糖”在主人公葡萄心中的重要份量，也深化了“糖”在小說中的特殊意義：

在《葡萄》里，“糖”與“甜”緊密膠著，不止意味著味覺上的甜味，也具有“甜”常常包含的隱喻意義。因此，無論是在灶屋、堂屋、還是外鄉女人家的門口，當作家用舒緩的節奏、樸白的語言寫下葡萄看到的、吃到的、聽到的關于“糖”的情節，讀者總能在作家營造的詩意氛圍中又感受到些許甜而不膩的溫馨、快樂和安定。誠如西敏司所說，糖聯系著“快樂和健康、氣氛的提升”（見[美]西敏司《甜與權力——糖在近代歷史上的地位》），在小說里，雖然苦澀裹挾著葡萄的成長，“糖”卻在葡萄的日常生活中隱現甜感，用溫暖安撫和修復了人物心靈。

進一步細讀，“糖”亦可看做是小說中“人”和“情”的顯性符號。以“糖”觀人，“糖”與小說中的女性有著緊密而清晰的對應關系，如扯巴糖與外鄉女人、紅薯糖與阿婆。作家對“糖”的書寫，既是對女性親切、溫柔、純樸氣質的具象化；也是對女性優秀農事能力的表征化。以外鄉女人為例，她對葡萄說的話不多，兩句“給你糖吃”，簡短而干脆，直接表現出她的友善和樸實；當葡萄對外鄉女人關門做扯巴糖有所抱怨時，阿公的回答卻是“那是人家吃飯的活計，她和跛子都指著這點糖過日子”，這又側面肯定了外鄉女人的能干持家。以“糖”示情，“糖”則是愛情、親情、友情、鄉情的重要標識。如小說中作家關于煮紅薯糖的片段，既彰顯了阿公對已逝阿婆的深情眷戀，也烘托出阿公與葡萄的祖孫情深，同時也見證了金鳳與葡萄家熱絡和睦的鄉鄰友情。作家還寫道，在阿公生病之初，“村里不少人來看他，冰糖、片糖、白糖，夠我們吃到明年”。在這里，鄉鄰以“糖”為媒表達關切，“糖”不僅僅是營養資源，更是被納入到社會交往禮儀之中，承擔著傳遞情感的神圣使命，突出了“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鄉土情誼的純潔、厚重、深刻——而這種極具互動性的食物贈予方式，在飲食模式越來越個人化的今天，非常有參照意義。

除此之外，“糖”在敘事上也發揮著深層性的連接功能。從葡萄吃著要化掉的扯巴糖的夏天，到阿公將一勺糖漿迅速凍成糖塊的冬天，“糖”以形態之變，昭示季節的變化、時間的流轉；從“以前阿婆每年冬天都會讓阿公煮一鍋紅薯糖”，到阿公主動煮“阿婆的糖”，“糖”成為貫通回憶與現實、過去與現在的重要紐帶。以“糖”為視點，即使作家描寫的鄉村生活平凡瑣碎，故事的發展脈絡卻是有跡可循、清晰可見。

正如前文所述，由于“糖”在日常生活中司空見慣，所以對于“糖”的書寫，需要作家銳化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感覺，祛除舊有和慣常思維的負累，精進點“糖”成金的寫作能力。周靜寫“糖”，努力做出了自己的特色，不是浮泛的一掠而過，而是洞幽燭微的觀照，是有層次感的重復，是循序漸進的強化。

在《葡萄》中，周靜用一種溫情脈脈的方式，充分地挖掘并賦予了“糖”在兒童文學中的積極、健康、正向的意義。其實，在很多兒童文學作品中，“糖”也常常與貪吃、肥胖、（不好的）誘惑緊密耦合，被賦予道德說教功能，比較經典的如格林童話《漢塞爾與格萊特》里做成了窗戶的糖塊，《納尼亞傳奇：獅子、女巫與魔衣櫥》中白女巫用來誘惑愛德蒙的土耳其軟糖，更毋庸說《巧克力工廠》中的“糖衣炮彈”。作為與兒童有著天然親切感的食物，“糖”與童年世界牢牢維系，“長期以來一直屬于兒童文學世界”（見[法]弗洛朗·凱利耶《饞：貪吃的歷史》），在“食物書寫”研究方興未艾的當下，“糖”也不失為一個深入兒童文學的有效切口。“糖”如何以小見大、以物觀文，對這一問題的探討，不僅能豐富“糖”的內蘊，也進一步拓寬了兒童文學的研讀路徑，為讀者提供了更廣泛的想象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