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蔡元培故居，陳列著沈從文為營救胡也頻致蔡元培的信，曾經它未被收入《沈從文全集》。然而近年新出版的《沈從文全集·補遺卷》中，卻收錄了包含此信在內的兩封沈從文致蔡元培的信函。信并不長，所含信息卻頗為重要，記錄下了中國現代文壇中令人難忘的軼事。

沈從文致蔡元培信函

一

第一信，寫于1931年1月25日：

孑民先生：

從文今日由申來進謁，適值先生外出。希望一二日內許一時間，約談數分鐘，實為大幸。來此為朋友胡也頻事，欲得先生略加以援手。今將胡君之過去另紙呈覽。馀信面陳。專頌

康安

沈從文敬上 廿五

蔡元培，號“孑民”。信中提及的胡也頻，是作家，也是后來的“左聯”五烈士之一。1931年1月17日，他與林育南、柔石等人一起被捕。

1923年，懷揣夢想的沈從文，由湘西來到北京。求學不成，他開始學習寫作，希望用一支筆，給自己打開一片天地。可在京城，居大不易。到了1925年，他四下的投稿，終于有《晨報副刊》《京報·民眾文藝》接受，得到刊發。《京報·民眾文藝》的編輯之一，就是胡也頻。隨即，胡也頻與另一編輯一起去看望過沈從文。這之后，他們之間，建立起了非同一般的友誼。用后來沈從文《記胡也頻》的話說：“說到這里使我想起最初幾個朋友給我的友誼，如何鼓勵到我的精神，如何使我明白那些友誼的可貴。我那時的文章是沒有人齒及的。”“我的自信，卻給一個回音證明了。（作者按：文章即刻登載）當時的喜悅，使我不能用任何適當言語說得分明，這友誼同時也決定了我此后的方向。”

很快沈從文也認識了胡的女友丁玲。三人的友誼，之后頗為濃厚密切，且維持了相當長的時間。

《記胡也頻》

二

胡也頻被捕時，他與丁玲、沈從文等都在上海。在這里，他們最先是為文學夢，后來胡與丁玲，漸漸參與“左聯”活動，沈從文則經胡適介紹，去了武漢大學任教。此時寒假，回到上海。出事當天，胡也頻還去找過沈從文，說自己想搬家，卻到處借不到錢。房東的兒子死了，他想送一副挽聯，叫沈從文構思好，過后去寫。出門時，見胡也頻衣單，沈從文把自己剛做好的一件海虎絨棉袍讓他穿上。下午，沈從文過胡也頻處寫挽聯，胡沒回家；晚上過去，胡仍然沒有回來。

沈從文回家時已是深夜，這時匆促來了個老頭，說自己是看守監獄的，并遞上一張胡也頻親筆寫的便條：我因事到××飯店，被誤會，請你費神向胡先生蔡先生一求，要他們設法保我出來。這“胡先生”即胡適，“蔡先生”即蔡元培。胡也頻知道沈從文與胡適熟識，想借助胡的影響力，保釋自己。沈從文寫作發表作品，此時雖然有些名聲，可還不足以影響官方，所以通過胡適，是合適的路子。

胡適其時已辭去在上海的中國公學校長職務，去往北京。此時因為參加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來到上海。在他的日記里，清楚記述了沈從文找他時的情形：“沈從文來談甚久，星期六與星期日兩日，上海公安局會同公共租界捕房破獲共黨住所幾處，拿了廿七人，昨日開訊，只有兩女子保釋了，余廿五人引渡，其中有一人為文學家胡也頻。從文很著急，為他奔走設法營救，但我無法援助。”胡適寫記的這些內容，或許有的來自報刊，可多數無疑得自沈從文告知。胡適此時沒了中國公學校長職務，在上海少了影響力，所以“無法援助”。

后來沈從文與丁玲等一起在西門里李達家商量營救辦法。最后議定請胡適、徐志摩寫信給蔡元培，設法放人。蔡元培是國民黨元老，此時擔任國民政府大學院（相當于教育部）院長，中央研究院院長職務。他在文化教育界，享有極高聲望，這是大家想到找他幫助的重要原因。隨后，沈從文一人從上海（信中所言“申”）來到南京，面見蔡元培，引見信，應該是胡適所書。25日這一天，沈從文去見蔡元培，蔡外出，沈從文留下了上文中的這封信。由信可知還留有對胡也頻的過往情況介紹。因為沒見到蔡元培，這次努力沒有結果。后來胡也頻再從公安局傳出可能被轉送龍華監獄的消息，沈從文再次去往南京。這次他見到了蔡元培，還得到蔡元培寫給上海市長張群的一紙信函。

三

拿著蔡元培的這封信，沈從文回上海后去找了張群，應該沒有見到。可張的一個秘書大約見到蔡元培的信函，還是告訴沈從文，這批犯人“兩天前轉過龍華司令部了”。再往后，從其他路子想了不少辦法，還努力各處籌錢，據沈從文后來文章記載：“丁玲賣了兩本書”——應該是賣了兩本書的版權吧。后來胡也頻陸續通過人傳出一些消息，沈從文、丁玲還給了這個送信人不少的酒錢。最后得到的消息，是此人告訴他們方法，可以照規矩去探監。

這次探監也是他們與胡也頻的最后一次見面。當天去龍華監獄的過程，后來沈從文在文章中曾詳加陳述。那真是無希望又懷著希望，必然而又偶然的經歷。等了幾乎整整一天，在幾乎無指望的無奈間，居然在一個鐵條豎立的窗口，看見了鐵鐐手銬鎖著的胡也頻。在丁玲的呼喊中，胡也頻“把戴著放光鐵手銬的雙手，很快樂地揚了一下，即刻又消逝到門背后了”。盡管大家抱有無限希望，可不久傳來消息，胡也頻與一批青年，被秘密槍殺于龍華。

胡也頻逝世后，丁玲無法帶著孩子生活，不得已，讓沈從文以武漢大學教師的身份，掩護陪伴，送孩子到湖南常德丁玲母親處寄養。這一路，沈從文寫給友人的信中有過描述：“到湖南送胡也頻孤兒回家去，交給那個外祖母，還設了若干謊，證明人并無危險。路上我們走了二十天，經過殺燒過的長沙，街上全是兵，鄉下全是匪……”

這段忙碌，沈從文耽誤了返回武漢大學教學的時間，不好再去，只好又回到收入不穩定且有限的寫稿生涯中去。為胡也頻作出如此努力外，時隔不久，沈從文又為這位友人寫了《記胡也頻》長文，在上海《時報》連載，作為對友人的誠摯紀念。

《記丁玲》及續集封面

四

1933年5月，丁玲在上海寓所被捕。此時在青島任教的沈從文，得獲消息后，立即在平、津報刊發表《丁玲女士被捕》《丁玲女士失蹤》等文章，公開表示抗議：“丁玲女士只是一個作家，只為了是一個有左傾思想的作家，如今居然被人用綁票方法捕去，毫無下落。政府捕人的方法既如此，此后審判能不能按照法律手續，也就不問可知了。”言辭犀利，矛頭直指當局。抗議同時，他又四處寫信，給胡適、蔡元培等有影響的人物，設法營救。這次的胡適日記，大約因為一直忙碌開會、講課，沒有這方面的記載，可給蔡元培的函件得以留存，成為沈從文為營救丁玲努力的重要文字證明：

孑民老先生：

往歲因友人胡也頻君事，多費長者之力，雖其人終因莫須有之獄，從此即無下落，然為年輕人主持公道，先生熱心處，固不忘也。

今者，青年作家丁玲女士，據聞又被捕去，捕去以后，即無消息，不卜生死，難知吉兇。政府既非法逮捕于前，故捕去以后，亦復儼然若無其事于后，為時稍久，節外生枝，其結果則如往歲胡也頻案，以失蹤作為結論。

竊意政府此種態度，行于以黨治國之今日，實為黨治之羞。青年人思想稍激，不滿現狀，亦復事之常理，政府能善其處置，即可成為一促進社會之動力。今政府對于此種有希望之青年人，惟知秘密逮捕，秘密殘殺，一、二青年之犧牲，固屬小事，惟從此類政策中所造成之風氣，對于國家前途，尚復何望？比年來政府亦嘗有所謂文藝政策，惟于二、三庸鄙自喜之徒，則出錢收買之，于稍有希望之作家，則除橫施摧殘外，無他法，其為計也，寧非至短？

此時所賴，惟國民黨中二、三碩德重望如老先生者，能為力張正義，所以救青年，即所以救國家也。老先生于中央方面能不吝一言，俾被捕者可至法庭審判，不致于又如往年胡君之案，造福于青年者多矣。敬叩

健安

沈從文敬啟 五月廿八日

由此函件可見，沈從文幾度提到胡也頻案件，是唯恐丁玲被捕會重復如此遭遇的擔心所在。從議論看，他對當局采取這樣的手段對付青年非常不滿：“實為黨治之羞。”他認為青年思想稍微激進，不滿現實，屬“事之常理”，而政府卻“惟知秘密逮捕，秘密殘殺……”對蔡元培的請求，他從大處著眼，希望“能為力張正義，所以救青年，即所以救國家也。”作為一個作家，在此殘暴行為面前，沈從文憤然挺身而出，以手中之筆，抨擊當局，伸張正義，在當時黑暗高壓情形下，不僅為友人，更為整個青年群體發聲，真正具文人風骨，可欽佩可贊頌。

這封信得到了蔡元培的重視。他應該通過多方打聽了此事，隨后回復沈從文：

從文先生大鑒：

手書敬悉，丁玲女士事，已為多方營救，尚不知下落。丁女士有否家屬？是否寓滬？先生如知之，希便中示及。專復，順頌

臺綏

蔡元培敬啟 六月一日

蔡元培此信能夠保存下來，實屬意外。他應該不知道沈從文此時在青島，以為在上海，便將此函寄交上海四馬路的新月書店轉交沈從文。因“本人不在”，此函退回南京的中央研究院，最終得以保存在檔案中。由回復看來，蔡元培希望與丁玲家屬取得聯系，以利進一步溝通努力。

沈從文除去寫文章報道丁玲被捕情況，致函蔡元培等高層希圖援救，還隨即寫作長文《記丁玲女士》，在《國聞周報》連載。由于其中許多字眼觸及當局，連載之時，文字便遭到不少刪削。結集出版時，又有不少內容被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禁止。這篇長文，是早期寫記丁玲極為精彩的文字。作者以熟稔的友人身份，對丁玲體格及性情、精神的繼承由來，從家族等角度給予揭示；對丁玲的早期寫作過程、文章成績，由一個也是創作者的視角，作出了深入中肯的褒譽評述。在八十多年后的今天看來，無論對個人還是作品，這仍然是研究、恰當評價丁玲不可缺少的內容。尤其應當強調的是，這篇作品在當時發表，更強烈地顯現出其中蘊含的批判意識，反襯出當局抓捕青年作家的不公與殘忍。這樣的價值，研究者不能不特別注意。

可惜的是，丁玲晚年與沈從文之間有許多的矛盾波折，理由之一，似乎是自己被捕后，沈不積極參與救助。可當年《丁玲女士被捕》《丁玲女士失蹤》數篇的文字存在，即使不計稍后寫成的《記丁玲》長文，這一封出自文檔中的沈從文《致蔡元培》函件，幾乎可以充分表明其當時的憤怒、焦慮心情和積極營救的努力程度。

人與人之間的誤會齟齬，其中應該有深層的緣由，但認為沈從文是一個出現危局時不愿援手的怯弱者，筆者深不以為然。這也成了促使筆者寫記此文，希望更多人讀到這兩份函件的重要動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