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編者按：在文學發展的歷史長河中，文體上兼具文學性、新聞性的報告文學可謂是“后起之秀”，隨著對民族精神的凝聚力與向心力的書寫越來越受關注，客觀寫實的文學創作越來越受到大眾的青睞，報告文學在文學與現實建構的話語空間中，日益彰顯著時代精神的光和熱。作為中國當代文學最高獎項之一，魯迅文學獎為當代文學樹立了風向標，其獲獎作品在創作方法、內容題材、主題意蘊以及社會影響等方面詮釋了中國當代文學的審美理想與精神價值導向。第八屆魯迅文學獎報告文學獎的獲獎者和獲獎作品是：丁曉平《紅船啟航》、歐陽黔森《江山如此多嬌》、鐘法權《張富清傳》、龔盛輝《中國北斗》、蔣巍《國家溫度》。關于“如何在藝術與紀實間尋找統一？”這個所有報告文學作者無法回避的問題，五位獲獎者分享了他們的想法。

《紅船啟航》丁曉平：在文學、歷史、學術間尋求統一

丁曉平，安徽懷寧人。著有《人民的勝利：新中國是這樣誕生的》《中共中央第一支筆（胡喬木傳）》《王明中毒事件》《1945·大國博弈》等作品30余部，獲徐遲報告文學獎、文津圖書獎、中國文藝評論“啄木鳥杯”獎等。

Q ：《紅船啟航》中有歷史真實，也有虛構的場景，這是一本文學書還是歷史書？

丁曉平：我也經常曾反復思考這個問題。70后作家中從事黨史重大題材創作的不多，這是個體力活。我寫作遵循“真實、嚴謹、好看”三個標準：文學是語言和結構，保證作品的“好看”；歷史是史實和真相，保證作品的“真實”；學術是思想和觀點，保證作品的“嚴謹”。

說白了，我的作品，既是文學，也是史學，但這也有一個弱點，就是在文學圈子里它被看作是歷史著作，而在歷史圈子里卻被看成文學著作，兩邊都不討好。

Q ：那您對自己的定位是什么呢？

丁曉平：我自己的定位是歷史作家。有人說，史學家寫史，重實不重文；文學家寫史，重文不重實。我既有文學的野心，也有史學的野心。史文并重，文史兼修，追求文學和史學的統一。何謂“野”？原始也。野心，其實就是初心。要老老實實不胡編亂造、踏踏實實不嘩眾取寵，保證每個細節有它的來歷，每段對話有它的出處，讓讀者在作品中體味到個體生命的質量、體驗到民族精神的能量、感悟到科學理論的力量。只要這樣，重大歷史題材文學寫作就能經受得起時間和歷史的檢驗，“真實、嚴謹、好看”自然也就互不沖突了。

Q ：如果它們之間出現了沖突，您會如何取舍呢？

丁曉平：如果它們之間出現了沖突，我認為不存在首要和取舍的問題，而是我們創作的才情、技術和藝術水平的問題。

《江山如此多嬌》歐陽黔森：堅持并執著書寫自己所熟悉的是為文的明智之舉

歐陽黔森，代表作品包括《雄關漫道》《非愛時間》《絕地逢生》《奢香夫人》等；曾獲得全國“五個一工程獎”“金鷹獎”“飛天獎”“金星獎”等。

Q ：故土是一個人的精神根基，又是作家取之不盡的素材寶庫，您幾十年間扎根貴州，是怎樣的契機讓您堅持并執著于書寫這片熱土？創作動力來自哪些方面？

歐陽黔森：我的小說創作多數取材于貴州。貴州府志曾譽銅仁：“黔中各郡邑，獨美于銅仁。”銅仁地處武陵山脈主峰梵凈山腳下，是屬于山美、水美、人更美的那種地方。我的小說帶有楚味，也是一種必然。文學與地域屬于母子關系，民俗民風、行為方式、語言特點確定文學的味覺。生于斯、長于斯，堅持并執著書寫自己所熟悉的是為文的明智之舉。創作于我而言，就像有人想唱歌一樣，一有時機就放開喉嚨唱個痛快，而我不知道除了寫作，還有什么能讓我如此愉悅。

于我而言，記憶是寫作的源泉，回憶是開啟寫作的動力。如果說，一個人一生中缺少不可磨滅的記憶，那么生活必然枯燥乏味，也會喪失精神的歸所。我曾在報告文學《江山如此多嬌》中寫下這樣一段文字——一個偉大的民族從不會缺失記憶，一個失去苦難記憶的民族是失語的民族，而一個失語的民族注定沒有未來。貧困是長期困擾人類的一大難題，戰勝貧困是中華民族的千年夙愿。我想，參加過這場堪稱創造人類減貧史上中國奇跡的人們，他們的經歷便也成了我們民族集體經歷的一部分，此后，便成了我們民族集體記憶的一部分。它無疑會成為中華民族最偉大的記憶，并代代相傳。

《張富清傳》鐘法權：我一直有一個夢想，為心中最敬仰的英雄寫一部傳記

鐘法權，湖北荊門人。代表作品包括報告文學《雪蓮花開》《張富清傳》等。曾榮獲軍事文學獎、第五屆柳青文學獎、第八屆魯迅文學獎等獎項。

Q ：2019年9月，張富清被授予“共和國勛章”，一時間各媒體對其事跡紛紛報道，同時讀者們呼喚著更全面、更血肉豐滿的作品。2019年10月，《張富清傳》的前身中篇紀實《藏功記》刊于《延河》“祖國進行時”專欄，引起熱烈反響。您親起的“藏功記”這一最初定名，是否可以視為您解讀張富清那只“棕色牛皮箱”的密碼？

鐘法權： 在我的寫作進程中，一直有一個夢想，為心中最敬仰的英雄寫一部傳記。2019年的春天，圓夢的機會到來。老英雄張富清一夜之間成為焦點，國內大報小報、各類新興媒體無不以連篇累牘的方式進行報道，他的事跡傳遍神州大地。看了媒體上的宣傳，我覺得不夠解渴，“是什么讓他深藏功名六十年？”也許是因為版面的原因，很多關鍵節點被一筆帶過。為此，我萌生了為張富清老英雄寫一部傳記的想法。

《延河》是知名文學雜志，這些年，我有不少作品得到了《延河》雜志的垂青。2019年，《藏功記》在《延河》雜志首發，獻禮新中國成立70周年。當年榮幸獲得了讀者的廣泛好評，給了我強大的信心。“藏功記”這個題目具有強大的文學張力，正如“棕色牛皮箱”的密碼那樣，需要逐層打開而讓人神往。成書之后采用《張富清傳》這個書名，主要還是基于文體的考慮，使其更加直截了當，直擊耳目。

《中國北斗》龔盛輝：每一篇作品都是在感動中寫完的

龔盛輝，湖南江永人。代表作品包括《中國北斗》《鑄劍:國防科技大學自主創新紀實》《中國超算：“銀河”“天河”的故事》等。先后榮獲全國“五個一工程獎”、中華優秀出版物獎、2021年度“中國好書獎”等。

Q ：您這輩子最想干什么？

龔盛輝：問得好，我也經常問自己這個問題，但每次想到最后都是一個結論，最想當一名作家。

Q ：您為了創作采訪了很多科學家，采訪他們的時候您有什么感受？

龔盛輝：我每采訪一個科學家，就被感動一次，可以說每一篇作品都是在感動中寫完的。

Q ：聽說曾有人問您：“你50多歲的人，怎么像個60多歲的小老頭？”當時您是怎么回應的？

龔盛輝：我說，我的頭發是在快樂中掉落的，我臉上的皺紋是在一次次喜悅中增多的，我是在快樂中慢慢地變老的。的確，我從寫作中得到了很多快樂。一部作品、一篇文章構思完之后，作品畫上最后一個句號時，聽到獲獎消息時，被人評論時，與作品中的人物一起哭笑一起苦悶時，甚至在寫作中想到一個好詞、一個精彩句子時，我都會感到幸福。這種充盈的快樂，讓我常常在電腦前一寫就是幾小時、一坐就是一整天。

Q ： 2014年，您的夫人突患重病，需要長期住院治療。在完成報紙日常編輯事務和采寫工作之余，您還要到醫院看護妻子，但在此期間您還完成了《決戰崛起》的創作，并在2016年榮獲“中華優秀出版物獎”。您當時那么忙還堅持寫作不會累嗎？

龔盛輝： 不寫，我會覺得更累，寫是最好的休息。

《國家溫度》蔣巍：寫人寫事，必須放在大時代的地平線上

蔣巍，滿族，1947年生，出版各類作品30余部， 代表作包括《在大時代的彎弓上》《人生環行道》《牛玉儒定律》《叢飛震撼》《海雀一棵樹》等。先后獲全國第二、三、四屆優秀報告文學獎、全國“五個一”工程獎，金盾文學獎等。

Q ：有人說，報告文學是時代的鏡子，是為歷史作傳的。在長年的報告文學寫作中，您對這一點有什么看法？又是如何處理時代和人物的關系的？

蔣 巍：文學界常說，真實是報告文學的生命，但僅僅做到這一點是遠遠不夠的，因為那就成了好人好事表揚稿了。寫人寫事，你必須把他放在大時代的地平線上加以考察，做出具有宏觀意義的價值判斷，這樣才有廣泛的公共性和可讀性。比如上世紀80年代初，我采寫了哈爾濱林機廠上任兩年的廠長邵奇惠，他畢業于哈工大，通過改革使一個瀕臨倒閉的老廠起死回生。如果只寫他的事跡，那就是個人化的表揚稿了。

當然，我也常寫平凡人物。比如我寫過普通警察王江，文名就叫《王江的意義》。那片管區很大，有山有水有平原。當地警室就王江一個人，那也是他的家，他外出辦事，妻子就在家幫他接群眾來的求助電話。此文在《光明日報》刊發后，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關注，王江則被公安部授予“全國公安系統一級英雄模范”稱號。這就是作家的貢獻，也是義不容辭的責任。在我看來，深入基層，用心用情寫這些人物，不需要動員，甚至也不需要覺悟。妻子說我“雖為老驥，并不伏櫪，天天在上空飛來飛去”，雖然辛苦，熱血卻總在沸騰，內心也總是充實的，精神是昂揚的。

第八屆魯迅文學獎五部獲獎的報告文學作品

從建黨百年的回溯到脫貧攻堅戰的凱旋，

從突出重圍的“北斗”飛升到踐行共產主義崇高理想的時代楷模，

以宏大的歷史敘事書寫中國發展的光輝歷程，

展現了時代精神與大國風范的同時，

抒發了作者深沉的家國情懷與深度的文學思考。

今天，中國一大批優秀作家

正在用卓越的作品

呈現我們腳下這塊土地的

歷史與現實、夢想和榮光

我們應該用最具儀式感的熱忱和禮遇表達

對文學的敬意、對作家的褒獎、對讀者的尊重

中國作協決定從第八屆魯迅文學獎開始

打造以頒獎典禮為核心的“中國文學盛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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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國作家協會、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

中共湖南省委宣傳部共同主辦的

“中國文學盛典·魯迅文學獎之夜”

2022年11月20日19：30

湖南衛視、北京衛視、芒果TV聯合直播

中宣部“學習強國”學習平臺

人民網、新華網、央視頻、晨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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