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皖北濉溪縣城西南60余里的農村邢莊，這一帶經濟落后，交通不便，可謂窮鄉僻壤，但卻是由紅色基因澆注的一片厚土，是馬克思主義傳播和中共地方組織建立較早的地區之一，是皖北抗日根據地的核心。我家老宅坐落在邢莊中央，是皖北普通的農家院落，內有30多間土坯房屋，據說是曾祖父時期修建的，直到我小的時候，依然完整地保留下來。父輩的五個小家庭，都住在里面。

歲月輪回，世事滄桑。老宅遭受過土匪、日寇和國民黨反動派的多次襲劫，也留下過革命前輩的足跡，我也親歷了一些永遠不會忘記的故事。

老宅里的槍支

1938年5月，我的家鄉被日寇占領。隨即，中共早期黨員、大伯徐清泉和我的父親徐清旭，領頭組織了當地第一支抗日游擊隊，父親最初任鄉隊長。他們經常夜晚聚集在我家老宅的前院里。因為缺少槍支彈藥，不能形成戰斗力，大伯和父親各自賣掉了從爺爺手里繼承的大部分土地，籌款買槍，還動員親朋好友及愛國鄉紳自愿獻槍。大伯的岳父家里有槍，卻不肯獻出，于是大伯與他的連襟張華坤（中共早期黨員）出主意，由我父親等出面，在夜里把他們的岳父用繩子綁起來，強迫他把槍交了出來。這兩個女婿“六親不認”的故事，一度在游擊隊里廣為流傳。

如此一來，便有一些槍支陸續進入我家老宅。我們睡覺的大床上，有一張蘆葦席，一半鋪在被子下面，一半緊貼著墻壁，墻壁與蘆葦席之間藏有一些槍支，這是我在床上玩耍時發現的。還是個孩童的我出于好奇，就與比我大4歲的華民二哥（大伯的二兒子）一起拿著一支步槍玩耍，結果弄走火了，把大衣柜打了兩個窟窿。為此，父親讓我跪了好久，并要我保證，這件事不向外人說。當天床邊的蘆葦席就撤掉了，槍支也不知去向。

我五六歲的時候，在大人眼里，是一個懂事、誠實的孩子。一天晚上，大伯要我陪同華民二哥到村東頭的順大爺家取一把盒子槍，并囑咐我們來回要走老宅后門往東的小路，那條路兩邊沒有人家，隱蔽安全。因為天很黑，生怕遇見妖魔鬼怪，我們提心吊膽，一路小跑，到順大爺家將一把套著木殼的盒子槍取回。大伯贊揚我們干了一件大事，還鼓勵我們長大了也去扛槍打仗。華民二哥后來如愿以償，他15歲隨十八軍挺進大西南，身經百戰，曾擔任西藏軍區機要科科長。

常客“好眼”大爺

在日寇占領時期，鄉村串親訪友的人寥寥無幾。然而，一段時間里，一個中年男子卻成了進出老宅的常客。此人衣著破舊，患有眼疾，兩只眼皮往外翻著，露著紅肉，人們因此送他一個綽號“好眼”。當時很多人都不知道他的真實姓名，我們也就喊他“好眼”大爺。每當“好眼”大爺走進老宅，我們一幫孩子總是扯住他的衣襟，眼睛盯著他胳膊上挎的柳條籃子，因為那里面有我們最喜歡而又是平時難以得到的糖果、麻花之類好吃的東西。“好眼”大爺很明白我們的心思，便從柳條籃子里抓一把糖果分給我們，我們也隨即乖乖離去，這似乎是他擺脫我們糾纏的慣用手法。然后，“好眼”大爺便直奔老宅后院的堂屋，那里通常有大伯、父親或者爺爺接待他。

“好眼”大爺來老宅的時間不固定，有時隔三五天，有時十來天，有時一兩個月不見蹤影；有時是白天，有時是夜晚；有時來去匆匆，有時還留他在家里吃飯、過夜。臨走的時候，母親常常給他帶上煮雞蛋、烙餅之類的食物。

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們家鄉成了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好眼”大爺的真實身份被公開，他叫史廣敬，10歲時跟隨父親給地主放牛，不久父母雙亡，他成了孤兒，在我們鄰村當長工，長期的貧困生活，造就了他吃苦耐勞的品格，也使他產生了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為走向革命道路打下了思想基礎。家鄉1925年就建立了黨的組織，1928年“好眼”大爺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多次參加過農民武裝起義，擔任過縣委組織部部長。他長期以賣糖果、麻花和紙煙為掩護，有時還裝扮成叫花子，從事黨的地下聯絡工作，曾任長淮（長江、淮河）特委聯絡員和交通站站長，為蘇皖北部一帶的新四軍領導人鄧子恢和彭雪楓等傳遞過重要情報。知道這些情況后，我才恍然大悟，原來“好眼”大爺竟是令人敬佩的老革命，他一度頻繁地進出我家老宅，是身負重要使命的。他把情報送來，由大伯及父親等接收后，再由本村農民、黨的地下交通員邢元文和劉冠武等轉遞給有關人士。我家老宅原來是中共地下工作的一個秘密聯絡站點。

白色恐怖時期，史廣敬在傳遞情報的過程中，曾被敵人吊在樹上拷打得皮開肉綻，但他寧死不屈。1940年底，國民黨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日軍趁機加緊對豫皖蘇根據地掃蕩，在極度艱苦的條件下，他堅持地下聯絡工作，為掩護同志和保存革命力量做了重大貢獻。淮海戰役期間，他已年過六旬，仍不辭辛勞，帶領民工向前方運送后勤補給物資，轉移傷員。1952年組織上送他到杭州療養，僅短短一個月他就跑回來了，說要工作。1959年8月，我利用暑假回家探親的機會，陪同母親去看望以前老宅的這位常客。他問我，在北京見到毛主席沒有，我回答，曾在國慶節游行路過天安門的時候，看到毛主席向我們招手。他還問我父親犧牲后墳墓在什么地方，說他一定去給我父親上墳燒紙。1963年9月11日，史廣敬同志離開了人間，享年76歲。這位老共產黨員，在我心目中猶如一顆明星。

茅草屋里的秘密會議

老宅院內后門處有一間茅草屋，平時存放農具和雜物，后門外是一大片樹林，緊挨著樹林是一條小水溝，過了小水溝便是廣闊的田野。這里很隱蔽，遇到緊急情況又便于疏散。所以，在戰爭年代，是地下工作者開會、接頭和傳遞情報的一個理想選擇。

一天晚上，大伯、父親和他們的幾個戰友，在這間茅草屋內開會。一位與會的同志，被兩個敵特分子跟蹤，正在開會時，突然從門縫里塞進了一顆手榴彈，父親發現后，迅速把手榴彈撿起來，攥在手里，稍停片刻，又扔了出去，手榴彈立即在茅草屋外爆炸，那兩個敵特分子驚慌逃竄，屋內開會的同志趁機從老宅后門離去，安全脫險。

這個故事被載入《濉溪英烈》一書。我看到后感動不已，心想，父親當時做出這樣的選擇，難道他不知道手榴彈有可能在手里爆炸，瞬間粉身碎骨嗎？在生死關頭，是什么支撐他這樣做的呢？無疑是信念，信念可以產生機智、勇敢，可以鼓勵一個革命者為同志、為人民、為國家視死如歸！

同樣的，1946年臘月十七日，國民黨反動派夜襲父親所在的臨渙貨管局時，在猝不及防的時刻，作為副局長的父親，臨危不懼，不是選擇逃命，而是為了掩護戰友們撤退、為了銷毀黨的秘密文件，堅持與敵人搏斗，直到流盡身上最后一滴血。這也是一種信念的支撐。

一間短命的學堂

皖南事變前，我剛剛4歲多。那時家鄉處在日偽的統治之下，形勢嚴峻復雜。大伯籌劃，利用我家老宅的三間房屋，辦了村里有史以來的第一間學堂，教書先生就是大伯的連襟張華坤。當時，父親在抗日前線打游擊，張先生帶著他的妻子和年齡與我相仿的女兒，與我們同吃同住。

這間學堂簡陋到什么程度，是現在的人難以想象的。整間教室里沒有一張桌椅，學生來上課的時候，自帶一個小板凳，下課時又自己帶走，有的學生就坐在土坯上。教室前面墻上掛的黑板，是一扇舊門板刨平后涂上墨汁和油漆做成的。學生不到二十人，大多是本村青年。沒有正規的課本，剛開始上課的時候，先生的第一個任務是給學生們起學名，其次是用粉筆把字寫在黑板上，教學生認讀。還有，就是給我們講抗戰的道理和形勢。

學堂半年多就停辦了，原因是張先生突然失蹤，他的妻子和女兒也離開了我家。這對鄉親們來說，一直是個謎。1945年日本投降后，人們才知道，張華坤原來是中共黨員，老宅的那間學堂，其實是他從事地下工作的庇護所。2008年中共安徽濉溪縣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共濉溪縣黨史人物傳》一書披露，張華坤1923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由團轉黨，曾積極參加學生運動，組織過農民協會，領導過農民武裝起義。他以教書先生為掩護，從事黨的地下工作，因其身份暴露，去了蘇北抗日前線，不久犧牲在戰場上，時年38歲。

一次落空的抓捕

這個故事發生在我剛上學的那年，算起來大概是1943年。

一天中午，我放學回家，走到離老宅不遠的地方，看到我家大門外站著幾個身穿黃軍裝的士兵，我認出了那是偽軍，走近又發現還有一挺機關槍，槍口對著老宅院內。我很害怕，戰戰兢兢地進了院子，看到母親、五嬸和奶奶都正在忙著做飯，母親見到我，遞給我一張烙餅，小聲地說，快從后門到學校去。我心領神會，快速地離開了，到學校后，心里直打鼓。

后來才知道當天發生的事情。那天父親和他的幾個戰友在我家老宅里開會，急匆從臨渙集趕來的黨的地下交通員邢元文報告，馬上會有偽軍來抓捕父親。得到情報后，父親他們立即從老宅后門離開，隱蔽在村后的一條干涸的小河溝里，商量對策。不一會兒，果然十來個偽軍進了村子，用一挺機關槍堵住老宅大門。偽軍們在院子里四處搜查，結果撲了個空。他們在我家里大吃大喝，并責令保甲長到各家搜刮糧食。酒足飯飽后，他們押著從村里搶來的糧食回返，出村不到一華里，父親指揮著他的戰友們，從村北和村東兩個方向，向偽軍們猛烈開火，敵人以為陷入了包圍圈，驚慌失措，棄糧倉惶逃竄。

我在學校里聽到接連不斷的槍聲，很害怕，回到老宅家中，知道父親和戰友們都安然無恙，還奪回了被劫走的五車糧食，而華民二哥撿了一兜子彈殼，分給了我許多。那天發生的事情，至今我還記憶猶新。

父親殺豬犒勞戰友

父親所在的那支抗日游擊隊，成員都是當地農村的青壯年，是地道的扛起槍桿子的農民，在整編到新四軍正規部隊以前，就在我們家鄉一帶與日寇開展游擊戰。當時，戰事慘烈，生活極度艱苦，幾乎是天天打仗，不斷轉移，經常吃不上飯，睡不好覺。一來是因為我家老宅房屋較多，二來是因為大伯和父親都是游擊隊的領導成員，所以經常有游擊隊到我家老宅臨時休整歇息。我曾看到過他們在老宅里住的時候，有的擦槍，有的縫補衣服和子彈袋，有的剃頭，有的抓衣服里的虱子，有的用豬油加硫磺熬制的土藥膏涂抹身上的疥瘡。

一個初冬的黃昏，父親帶著他的十幾個戰友悄悄地進入了老宅。父親立即動員家人，騰出房間，卸下門板，供同志們休息。當晚殺了養了將近一年的一頭豬，來犒勞他的戰友們。殺豬的時候，我在現場看熱鬧。這是我第一次看到殺豬的場面，還真有些害怕。

戰士們吃上了香噴噴的豬肉，有人高興地說，我們是提前過年啦！第二天早上我醒來，已不見父親和他的戰友們的蹤影。

淮海戰役后方的武器庫

我們家鄉地處津浦鐵路沿線的徐州西南、蚌埠西北，離這兩個城市大約一百多里，是淮海戰役南北兩個戰場的中間地帶，也是老解放區。1948年11月，淮海戰役打響，這里便成了淮海戰役的大后方，淮海戰役總指揮部起先就在我們村附近的臨渙集，不久遷到鄰近的小李莊，人們能聽到遠方的大炮聲，能看到天上的飛機盤旋。當時大伯從前線回家養傷，他是老黨員、老革命，再加上我家老宅可以騰出空房屋，因此，老宅便成了淮海戰役大后方的武器庫。

淮海戰役打響后，源源不斷地有各類武器被卸在老宅大門外的小廣場上，其中有大炮、機關槍、沖鋒槍、步槍和各類炮彈、子彈、手榴彈等等。那時候，我在老宅院內第二次辦的學堂里讀初小四年級，我們年齡稍大的學生，在大伯和民兵的指揮下，幫助把各類武器搬運到大伯的小院門前，然后再由大人們搬進大伯住的三間屋內。我參加搬運的是用布袋子套著的子彈和手榴彈之類。干這種活，既感到新奇，也有一種豪邁感，似乎能想象到前方戰士們奮勇殺敵的情景。

作為淮海戰役后方的武器庫，是時代賦予老宅的一種新的使命，為老宅又增添了一份光榮。

新中國誕生以前，解放區的民主政府，敲鑼打鼓，在老宅的大門上掛了五個光榮牌子，以表彰為革命捐軀的烈士——我的父親，老黨員、老革命——我的大伯，以及為解放全中國奔赴戰場的我的兩個堂兄和一個堂姐。老宅是他們人生的起點，他們從這里出發，走向了革命的光輝大道。

歲月流逝，如今老宅已不復存在，原來的居民，分散于天南海北，但皖北農村的那個普通的院落，卻永遠屹立在我的心中。那里發生的一個個故事，包括我不曾知道、或許更感人的故事，永遠不應該被忘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