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若澤·薩拉馬戈(1922年11月16日～2010年6月18日)的晚年，他一如既往的以筆作戰，在寫小說的同時開設了博客，幾乎以每天一篇的堅持批評著世界上正在發生著的不公、侵略與傷害。這些文章后來集結出版，名為《謊言的時代》，兩個月后這位寫出《修道院紀事》與《失明癥漫記》的作家離開人世。或許對于每一個讀過薩拉馬戈小說的人都會被作者在虛構中所展現的冷酷、憤怒與批判震撼，但其實就如意大利作家艾柯對其《謊言的時代》的評語，薩拉馬戈的所有文字以及在其中所展現出的作家形象，都是“執著的憤怒與溫柔”。在那些令人悲憤與恐慌的悲劇之中，作家的溫柔悄無聲息地在那些堅韌的主人公身上蔓延，而也恰恰是這些難得的品質，讓我們不至于在薩拉馬戈所構建的“失明癥”的蒼白世界里徹底失去希望。

若澤·薩拉馬戈（1922年11月16日～2010年6月18日) 視覺中國資料圖

縱觀薩拉馬戈的小說，大都就如諾貝爾文學獎頒獎詞所說的是“充滿同情、想象與諷刺的寓言故事”。通過這些虛構，作家得以讓隱藏在我們日常政治、個體生活與人性中的幽微之物顯現出來，并且通過這一暫時懸置的特殊時刻，揭露那些看似堅固的事物、思想與制度本身的脆弱性質，甚至正是因其本身所具有的問題才導致了文明的千瘡百孔。《失明癥漫記》與《復明癥漫記》都以阿甘本的例外時刻作為觀察人類社會、制度與人性的切面；《石筏》也通過一種科幻的想象，思考歐洲的地緣政治以及其對不同地區人們生活和處境的影響；而像《修道院紀事》、《雙生》和《所有的名字》也都圍繞著一個對日常某些事情的想象擴張，創造出一個個值得被思考的場景與故事。

《失明癥漫記》 100周年誕辰紀念版 河南文藝出版社

作為薩拉馬戈最著名的代表作，《失明癥漫記》一方面可以看作是繼承了西方瘟疫文學的傳統，另一方面它也是薩拉馬戈所建構的寓言故事體系中的重要一環。在這部冷酷——無論是作家的敘述風格與語言還是故事本身——的小說中，作者通過一個例外時刻為自己的虛構提供空間，從而讓那些存在于日常但卻因為遭到一系列外部建制、法律和倫理規范約束而得以控制的現象呈現出一種“自然”的狀態。

“白眼病”作為這個故事得以開啟的引子就如《死亡間歇》里“死亡”的突然罷工，正是因為這一偶然因素的出現，使得日常狀態迅速崩潰。而這一迅速崩潰的過程以及在這一崩潰過程中所發生的故事，以及在其中作為行動主體的人的行為和心理則往往是薩拉馬戈關注的重點。在《失明癥漫記》以及《死亡間歇》的前半部分所描寫的便是這一崩潰過程，不僅僅是作為人類社會基本構成形式的各種制度與組織，還有在日常狀態中的人性也面臨坍塌以及重組。而在這一文明迅速崩塌的過程中，霍布斯式的自然狀態便會卷土重來。

這樣的故事模式并非《失明癥漫記》獨有，而是西方瘟疫文學中一個重要的主題。因此我們在精神病院內看到的人群“自然狀態”也就不過是對霍布斯《利維坦》中理論預設的展演。在霍布斯看來，人類的自然狀態中充滿了暴力與血腥，是所有人攻擊所有人的一種危機四伏的狀態。因此在這一理論前提的預設下，霍布斯的政治思想才得以運作——通過國家和法律的組織對抗人類的自然狀態。在《失明癥漫記》中，薩拉馬戈幾乎把人類歷史中可見的殘暴與迫害都在這小小的精神病院中上演了一番，文明之子在制度、信仰和道德的崩潰后再次回到其“自然狀態”，在吃喝拉撒與活下去的生物欲望威脅下變得更加殘暴。

薩拉馬戈在其晚年的博客評論中，毫不避諱地批判西方各個國家政府的霸道以及它們以權壓人的不公，而在其2010年6月逝世的一份訃告中我們也能看出這位憤怒且勇敢的作家對于非正義的義憤填膺。訃告中寫著：“他反對過軍政府，反對獨裁，反對教會，反對美國對古巴的封鎖，反對布什和布萊爾發動的伊拉克戰爭，反對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占領……”與他小說中那些快速沉淪或是任由自身暴虐淹沒人性的人物相比，薩拉馬戈以其言語和行動來維持在他看來往往充滿壓迫與專制的利維坦對于個體尊嚴的侵犯。在這一點上，這位葡萄牙作家是一個堅定不移的現實主義批判者，繼承著來自雨果與左拉等人的文學傳統，雖然他們的小說形式與風格相差萬里，但對于作家的社會職責以及對于小說在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的作用的看法卻存在著一脈相承的延續。

這一頗為經典的現代作家形象就如薩拉馬戈《修道院紀事》中那個堅持要建造大教堂的主人公，在各方勢力的威脅與傷害下依舊頑固地堅持著自己的理想。在《失明癥漫記》中，唯一未失明的醫生的妻子成為這些災難的見證者，并且始終以一種堅韌的勇氣幫助著精神病院中的弱者。在小說的最后，醫生的妻子與作家的對話這一場景本身就有著一股強烈的西方傳統宗教氣氛，即作為見證（Testament）。就如加拿大作家阿特伍德在2019年所寫的《證言》，作為《使女的故事》的續篇，恰恰是通過“見證”這一行為，保留了人類社會在某個節點或處境中所發生的災難以及生活在其中的個體為此而付出的生命以及道德代價。

《失明癥漫記》中醫生的妻子與《所有的名字》中那個讓主人公若澤先生苦苦尋覓的陌生女子，以及《修道院紀事》中的有特殊視力的女孩布里蒙達，甚至還可以算上在《死亡間歇》中死亡所化作的女子……這些女性在薩拉馬戈的小說中都有著特殊但也大略相似的意義，一個典型的特點便是她們往往是特殊的，無論是作為唯一未失明的醫生的妻子還是有著特殊視力的布里蒙達。當周圍的環境徹底變化且影響到所有人時，她們往往因為莫名的原因而免于受到波及，從而使得她們成為一個見證者。這一點在《失明癥漫記》與《死亡間歇》中表現得最鮮明。

在《失明癥漫記》中，“白眼病”本身也具有某種陰性氣質，“失明癥在蔓延，但不像突然出現的海潮那樣洶涌澎湃，而是如同千萬條涓涓細流緩緩滲透，逐漸把土地泡軟，突然把它變成一片澤國”。而恰恰是這種“把土地泡軟”的特性使得它快速地擊垮建立在堅硬土地上的政治、社會以及倫理制度。而這些看似代表著真理或是剛性的制度，以及之后在被持槍的士兵們把守的精神病院內建立在體力上的等級組織形式，在本質上都分享著相似的意識形態，而這一傳統本身內置于現代西方的政治理論。

阿倫特批評西方政治理論傳統中對權力和暴力的認知，即認為兩者是相聯系的，對她來說，情況恰恰相反，暴力無法產生權力，因為——阿倫特援引古希臘傳統——只有聚集在一起言說與行動的人群之中才會產生真正的權力。暴力帶來的只有恐嚇、傷害以及等級制，而這恰恰是發生在精神病院內的事情，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精神病院外的情況。因此在續篇《復明癥漫記》中，當十年前遭受著“白眼病”侵襲的民眾開始選擇不投票的時候，政府的權力便開始迅速瓦解。而當政府恐慌地開始想為這樣的結果找一個解釋或是捏造一個新的陰謀論時，那個曾經在“白眼病”肆虐中唯一未失明的女人再次成為人們的關注點。

女性主義理論家會在《失明癥漫記》和《復明癥漫記》中看到一個經典的故事類型或者說是女性形象，即這個主要由男人們所創造的權力制度、結構與意識形態本身就蘊含著暴力的陰影，它是建立在最原始的體力/強力的基礎上，為此必然會壓制那些在體力上弱于成年男性的群體，如《失明癥漫記》中的女人、小孩和老人。他們是這個結構中最弱勢的人，無論是在結構完好運作的時候，還是當它崩潰之時，這些弱勢群體都遭遇著剝削與傷害，只不過前者的傷害往往是隱秘的，而后者——在精神病院內——則大張旗鼓，為所欲為。

我們甚至可以把《失明癥漫記》與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進行比較，在男人們的世界中，女人以及其他弱者都因其區別于成年男人的生物特征而遭到控制與迫害。這樣的情況并非只是這類虛構或想象故事的創造，而恰恰因為作家們發現了現代引以為豪的政治結構以及支持其運作的各類意識形態與理論本身的男權主義特色，因此女人在這樣的處境中便會成為一個鮮明的標記，從而使我們能夠通過她們來觀察、思考和批判當下這個結構嚴密的權力體系。而有趣的是，這兩部虛構都有自己的續作，且在這些續作中，作者都進一步探索了在例外狀態結束后，重歸“日常”的生活是否真的實現了人們的愿望，以及在這一抗爭中所開啟的新的可能是如何的脆弱以及岌岌可危。

《失明癥漫記》中的“白眼病”來得莫名其妙，消失得也莫名其妙，它似乎就是某個愛作弄人類的神對于人類的考驗。而薩拉馬戈通過這個實驗向我們展現的這幅冷峻畫面讓人不寒而栗的同時也似乎因其的例外特質而心存僥幸，但當真正的瘟疫席卷而來，而我們又置身其中時，或許才會意識到那個看似永恒的日常生活本身是多么的脆弱，以及人類自信的制度、理性甚至科學與醫學知識都會變得不堪一擊。

在這樣一幅令人厭惡與憤怒的圖景中，薩拉馬戈也為我們留下了一絲溫柔與希望，即圍繞在醫生的妻子周圍的幾個人，他們彼此依靠也保護著彼此，最終在醫生的妻子的照顧和帶領下離開精神病院。

這或許就是薩拉馬戈為我們指引的拯救之道，與他人一起，與那些和自己一樣遭受著壓迫與傷害的人在一起。

在小說中，我們也會發現，醫生的妻子有一種樸素的政治情感，即把他人當做人看待，而非為了實現自己的目的與欲望的工具。

薩拉馬戈曾說他希望自己死后的墓志銘上寫著“這里安睡著一個憤怒的人”，而在他的小說以及晚年的博客文章中，我們在其憤怒背后感受到的是他對這個世界深沉的愛。而恰恰因為愛，所以批判，所以利用他那精彩的筆為我們虛構出那些能夠刺穿我們身體的故事，讓我們警惕，也讓我們去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