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5日上午8時，在“憶同學少年”群中得知楊叔子院士離世的噩耗。

我們崇敬的老校長，去了！

最早見到楊校長，是在學校——華中理工大學成立40周年紀念慶典上。

那是我們剛進校不久，1993年10月的一天，陽光燦爛的日子。慶典在學校東邊體育場進行。主席臺上，楊校長代表學校致辭，語速很快，充滿激情。是學者本色，詩人氣質。

楊校長是我們進校的那一年就任，離校次年卸任，因此，我們整個在校時間，都有幸與他的校長任期同步。從進校不久我們就聽說，他與在化學系任教的夫人，婚后幾十年，不曾自己開伙，一直都是吃食堂，是為了節省每一點時間，投入事業。他對事業的癡迷，他對人文教育的重視，乃至他的澎湃詩情，成為口碑。

作為一名普通學生，在校期間，我曾與楊校長有過一次交集。

九五級新生兩個班入校后，譚慧老師擔任班主任——她是武漢大學資深教授、著名經濟學家譚崇臺先生的妹妹，她先生熊有倫教授則是當時全校除楊校長外的另一位中科院院士，新聞系讓我協助譚老師，為這批低兩級的同學當輔導員。其時校內講座風行，我帶著班上學生也辦起一個，定名“十日談”。首期請姚國華老師“救場”。后來，我們想到請楊校長，這自然有“名人效應”的考慮。我找到校長辦。楊校長不在，我通過萬錦屏老師遞上報告——后來才知道，從1993年至2003年，萬老師一直擔任楊校長的秘書工作。也是后來才知道，楊校長每次在辦公室接待來訪者時，無論對方職務高低、年齡大小，他都習慣性地把沙發讓給對方，自己則搬個硬凳子，面客而坐。

當時我心中惴惴：我們這樣名不見經傳的小講座，楊校長會應允嗎？可不久，萬老師那里傳來喜訊，楊校長答應了。我猜想，萬老師是我們新聞系副主任吳廷俊老師的夫人，她一定幫我們做了不少工作。另一方面，楊校長欣然俯允，當是想以此進一步倡導人文，活躍校園。

講座在3月里的一個雨天進行。那時，楊校長和大陸多所大學的校長，剛剛聯袂訪問臺灣教育界，因此講題就是《寶島臺灣之行》。那天他打著傘，著一雙深筒雨鞋，踏著林蔭路的積水而來。那雨鞋高將及膝，黑而發亮。我發現，楊校長的肩膀被雨水打濕了一塊。

當時，我們借來攝像機，對講座進行了攝錄，可惜沒能及時整理出來。好在，后來我在《楊叔子序跋集》中，讀到一篇《本是根生同一處——訪臺散記》。其中談到，身為華工校長的他，同大陸11所兄弟大學校長一起，應臺灣成功大學校長之邀，赴臺訪問。訪問成功大學、臺灣大學、清華大學（新竹）、交通大學（新竹）等。文章的內容，和那次講座似無二致，這才稍微彌補了遺憾。

楊校長1980年被破格晉升正教授，是當時湖北省最年輕的兩位正教授之一，1991年被增選為全校第一位中科院院士，兩年后出任華中理工大學校長，深受學子愛戴。前幾年，我有事赴漢，在漢陽西橋路一家書店，見到前面所說的《楊叔子序跋集》，當即買下。由此，對這位老校長的人生經歷，對工科（機械系）出身的他的人文情懷與人文素養，又有進一步的了解。

在這本《序跋集》中，我讀到一封寫給陳國鋒的信，時間是2006年8月10日。陳國鋒是我當輔導員的新生班上的同學，應該說，當時在班上，似乎還不太出眾，楊校長能回信，再次見出他的平易與有教無類。楊校長在信中談到學校迅速發展的三點原因。他說，與其講，我為學校做了什么，毋寧講，學校培養出了我，我身上凝聚了學校一些歷史與精神。他還談到，幾年前將唐代陳子昂的名篇《登幽州臺歌》改寫為《登黃鶴樓歌》:“前既見古人，后更見來者；看大江之滔滔，喜奔騰而東下。”“后更見來者”，他是期盼、呼喚未來的人才。

在給另一位同學的信中，楊校長談到，有很多人問過他，古今中外，他最欣賞的格言是什么？他寫道，我認為一個人的一生說簡單也簡單；對我而言，四個字：理想、勤奮；詳細些，八個字：樹立理想，堅持勤奮，或者，理想崇高，勤奮不已。他還重復了一位西哲的名言：世界是“傻瓜”建成的，不是“聰明人”建成的。

楊校長篤信人生在勤，貴在堅持，勤不是一天兩天，一年兩年，應該是一輩子。他從大學畢業起，吃食堂吃到女兒成家為止；乘車坐船，是他學習與思考的良機。正是這樣日積月累，才能在事業上有所成就。他說，專心、凝神，或者說，高度集中注意力，對一個人的學習、工作，乃至生活，太重要了。

有報道說，楊校長開創了喻園的許多第一。尤其是他在擔任原華中理工大學（現華中科技大學）校長期間，率先倡導科學教育與人文教育相融合，使華中科大成為中國高校文化素質教育的旗幟。這方面，我們不僅是見證人，更是受益者。

喻園人文講座，起于我們進校次年的1994年3月，一時間，人文大興，講座風行。春風化雨，我們遂得以沾溉濡染。這與楊校長的大力倡導、支持密不可分。講座內容，結集出版《中國大學人文啟思錄》多卷，其中第一卷所收著名詩人曾卓先生《漫談新詩》一文，即是我參與整理。后來，學校又創辦了科學精神與實踐講座，以相呼應。楊校長強調，教育首先是教會學生做人，常講教育是“育人”而非“制器”。他贊同一位諾貝爾獎獲得者的觀點：他一生中學到的最重要的東西是在幼兒園，幼兒園教會了他誠實、禮讓、關心別人。我曾從《新華文摘》上讀到楊校長的文章《對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教育的一點理解》。他認為，民族文化是一個民族可以成為這個民族的基因，即民族基因。一個民族如果喪失了本民族的文化，這個民族本質上不復存在，只不過是一個具有相同的自然基因的種族而已。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丟掉自己的優勢傳統，拋棄自己的民族文化，就會異化，甘于異化，不打自垮，自我毀滅。

離校近十年后，我寫了一個關于晚清戊戌變法期間中日關系的稿子，寄給清史專家戚其章等先生，也寄給了楊校長。老校長還記得我這個普通學生。蒙他不棄，將稿子薦給學校學報社科版。不久，學報打來電話，準備發表。2006年3月29日，楊校長曾到赤壁市作講座，講座主旨：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的交融，是時代發展的必然趨勢。當時，作為《咸寧廣播電視報》的特約記者，我對講座作了詳盡報道，并給楊校長寄去樣報。

楊叔子校長1952年10月從江西湖口來到江城武漢，時年19歲，到2022年11月，已經整整70年。這是一段溯流而上的奮進歷程。在武漢，他留下了“深情摯語又華箋”的千首詩章，留下了“謀政須符身在位”的掌校生涯，留下了“搏擊一生黃鶴戀，騰翔七秩白云依”的無愧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