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近十年來小說領域的青年創作不難發現，對當代青年人在工作、婚戀、家庭各個方面的遭遇，許多青年作家從切身經驗或所見所聞出發，對社會結構的固化與社會價值標準的單一化所導致的社會問題進行描摹，呈現出了青年一代寫作者的社會關切和現實思考。

石一楓和馬小淘在2014年相繼發表的作品《世間已無陳金芳》和《章某某》講述了“青年人進城”這一經典故事模式的新世紀版本。鄉下姑娘陳金芳“為了活得有點人樣”，以“某種決絕的能力”將自己的血肉之軀拋入大都市習得其中的法則并以此不斷改造自我，直到在“舊我”的鮮血之上鍛造出一個刀槍不入的“新我”。與高加林一樣，陳金芳同樣為城鄉、階層的巨大差距激發出向上攀升改變命運的熱望，為此不惜將自我連根拔起、打碎重塑。

相比于陳金芳，章某某更接近一個單純的追夢人。她渴望成為知名主持人并非看中這一身份所附帶的經濟收入與社會地位方面的價值，而只是迷戀這一職業本身具有的某種光環。她曾經非常鄙夷通過更輕易的方式（比如婚姻）實現階層躍遷，然而她依然無法擺脫那套無處不在的將人劃分三六九等的評價體系。

上述兩位作家展現了青年在謀求生存發展的過程中與外部世界的正面對壘，而甫躍輝在稍早時候創作的一系列都市題材小說，如2012年的《動物園》《丟失者》和2013年的《飼鼠》《親愛的》，則側重于挖掘外部壓迫對青年心理、情感世界的隱秘滲透與影響。這些小說中的主人公同樣有著由鄉入城的背景。徘徊于這種龐大與逼仄之間，青年們感到世界是一個時而如巨象、時而如老鼠般的異己之物，在這種境況中，愛情成為僅剩的依靠。這些故事基本都以兩個青年男女間的情愛關系作為敘述的主線，但愛情并不能成為救贖力量，反而也為后者深刻影響。

也有作者在呈現挫敗與困境的同時，進一步捕捉到當下青年轉化挫敗感、化解困境的方式。蔡東2014年的短篇《我們的塔希提》（后更名為《我想要的一天》）刻畫了一對深陷職業倦怠的青年夫妻。為了承擔家庭責任、維系生活質量，妻子竭力說服自己和丈夫忍受“煩瑣沉重又毫無意義”的工作。而她化解這種身心分離的痛苦的方法便是每周抽出一天獨處和放空，在家庭園藝和美食制作中慢慢釋放。

鄭小驢同年發表的中篇《可悲的第一人稱》則給出了另一種解決方案。在北京打拼的北漂青年小婁屢戰屢敗后選擇返璞歸真，逃出大城市進入原始叢林，希望在自然風景和田園勞作中享受難得的平靜。但他很快不安于這種無所作為的生活，嘗試在叢林的荒地中種植藥材，并由此重新燃起了奮斗激情，期待此次投資帶來的高額回報能夠使他獲得夢寐以求的成功。

上述兩篇作品揭示出，無論是忍耐還是逃離，無奈認命還是再度奮起，青年們想要尋找真正的破局之法，亟需另一種想象世界的能力。

近年來，一些青年作家依舊對當下青年所面對的生存難題保持關注。如甫躍輝、蔡東在《斷篇》《隱我》《日光照亮北斗》等作品中便繼續著他們對都市青年的多角度細描。而一些從前致力于其他寫作方向的青年作家，比如因書寫父輩歷史備受關注的“鐵西三劍客”雙雪濤、班宇、鄭執，也逐漸轉向對青年一代自身問題的探索，相繼推出《獵人》《緩步》《霹靂》等作品，呈現出位于父輩創傷延長線上的青年一代思考與突圍。這類書寫當然有其重要意義，因為表達便意味著正視與理解。但是，隨著作品數量的積累，這類敘事也顯露出明顯的限度甚至固化為一種格套。不難發現，這些作品對青年一代困境根源的追溯，幾乎都會落在現有的發展模式所造成的不公正的社會結構之上。這一解釋固然沒錯，但是如果我們只能將一切歸因于結構性問題，而這一問題又過于堅固龐大，那么便很容易引發無力感，消解“生存于此互相牽扯的鎖鏈中人的向上沖動和蘊蓄潛能”，甚至為懶惰、逃避和麻木不仁制造借口。因此，在朝向外部世界的社會分析之外，還應該從主體內部尋找原因與力量。

最近幾年，一批青年作家正從不同角度為這一問題尋找資源、做出回應。班宇2018年的短篇《逍遙游》以一位身處底層且罹患絕癥的青年女性許玲玲為主角，但他并未將重心放在對其嚴峻的生存境況的描摹，而是著力刻畫她在死亡逼視之下與周圍身陷不同疑難的親人、朋友的日常相處，進而揭示出困境之中人與人關系的復雜辯證。一方面，他們為自身的問題牽絆，因而無法完全抵達對方痛苦的核心。但與此同時，在這種難以消除的隔閡之上他們又盡其所能地進行著一種愛的交互。故事中的每個人都在自身非常艱難貧瘠的情況下努力付出著愛，包括許玲玲，雖然她已經與人世若即若離，但她“不僅得到了單純直接的愛，自身也還在努力反饋著愛”（吳越：《班宇：故事給我自由》，理想國公眾號2020年6月5日）。 聯想甫躍輝小說中愛無能的個人，《逍遙游》這種對絕境之中的愛的肯定與呼喚尤其讓人唏噓。真正的枯竭與荒廢，不是生存處境的困窘，甚至不是死亡，而是主體自身愛的能力的喪失。

沈大成2020年的短篇《葬禮》則借助一個頗具科幻色彩的設定將救贖的可能賦予歷史記憶與代際傳承。小說的主人公是一位任職于金融機構，在標準化的抽象勞動中日漸面目模糊的青年，而他的母親則曾是心懷理想、關心社會的戰后第一代青年。為了避免歷史悲劇重演，母親一代曾經決定將自身身體的某一部分替換成機械制品，希望未來“人類可以更好地利用機甲，擁有戰天斗地的力量”。母親去世后，因機械肢能量尚未耗盡，主人公不得不將其暫時保管。在朝夕相處中，他逐漸從其殘存的生命力中感知到濃縮其中的上一代人的理想與熱望。他的生活并未因此發生什么實質性的改變，但在小說最后，當機械肢能量終于耗盡被送去處理，看到“桌上的機械肢僵硬地仰著”，他心里忽然“涌現強烈的沖動，他想把它翻回來，擺成在家里的樣子”。這個時刻轉瞬即逝，卻意味著疏離的兩代人之間精神血脈的剎那貫通，理想復歸的希望或許便已蘊蓄其中。

同樣是召喚過去的能量，王占黑與周嘉寧更關注青年一代自身擁有的歷史與記憶中潛藏的生機。王占黑2020年的短篇《去大潤發》抓取了日常生活中的一次小小奇遇。借助行將式微的免費班車與實體超市，主人公重新喚起為工作節律和電子生活壓抑的感知力和童年記憶。小說并非意在書寫一次心血來潮的懷舊或者瞬間性的逃逸，而是展現了急速變化的現代世界中個體與過去自我、陌生他者和在地空間之間重新恢復、建立聯結的可能。當資本邏輯和個人奮斗神話要求個體通過拋棄鄉土、遺忘過去、壓縮情感來追趕效率改頭換面，那么這種聯結無疑將是我們抵抗這一支配性力量的重要資源。

周嘉寧從2017年的《了不起的夏天》，到2018年的《基本美》，再到新近結集出版的三個中篇《再見日食》《浪的景觀》《明日派對》，持續著對世紀之交青年文化的發掘與書寫。在這一系列作品中，青年主人公們如同“沒有形態的波段”，因相似的興趣彼此聯結，在規則尚未完全建立的時代縫隙中進行著逾出常規的冒險，創造著屬于自身的全新語言。這些故事里的青年在現實面前遭遇各種挫敗，但作者并未在理想與現實、青春與成熟之間預設二元對立關系和單一的價值走向，而是在懷念與省思的來回拉鋸中認真地辨析其中不會與光陰偕逝的價值，那便是：純真的信念、創造的激情與聯結的渴望。她相信，越是困難的、深入的認識和實踐越是需要某種青春的能量，而真正的青春不是一去不返的短暫幻覺，而是不斷更新、歷久彌堅的精神印記。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周嘉寧對這些“未定型的景觀”的描摹不僅僅是對逝去的青春歲月的懷緬，更是在呈現一種曾經存在而后遭到壓抑的可能性，一種有待重新喚醒的能量。

經由上述主題脈絡的梳理，可以看出當下青年寫作者對時代癥候與社會問題的敏銳感知與精確把握。但對于青年困境的敘事存在的某種同義反復也顯露出這種敏銳與精確背后的保守性。很多作品未能在對其歷史邏輯和現實因由的追問中將痛苦經驗轉化為突破虛無的能量。令人欣慰的是，一些青年作者已經在自覺地探索新的出口。他們的寫作帶給我們的啟示是，青年不應該在世界與自我的對立中心安理得地認領受害者的角色，而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創造一個個錨點，恢復與過去（父輩歷史、自身歷史）、他人和所處環境的有機聯系，在疏離與斷裂中努力維系一個整全的自我，并參與新的共同體的建設。

（作者系復旦大學中文系博士生）